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6年1月1日开始，全国正式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新计划生育政策，即“全面二孩”政策。这是2014年全国陆续实施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后的人口政策新调整，标志着独生子女时代成为过去。为了更好地优化人口结构，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我国继“单独两孩”和“全面二孩”之后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

宏观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关乎社会人口结构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每一个家庭而言，也关系到家庭规模的改变，关系到要不要在原有基础上再生育一个孩子。事实上，在新生育政策的推动下，不少育龄青年开始思考要不要再生育的问题。即便没有将再生育行动落到实处，要不要生二孩、三孩也成了人们交谈的常见话题。要知道，在独生子女时代，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根本不需要探讨。而今天，在住宅小区和街道公园中随处可见带着幼儿的母亲，彼此询问要不要再生育孩子甚至成为她们寒暄的方式。长辈们的关心和催促也将再生育问题变成了家庭议题。

一些研究对此给出了答案。人口学家特别关注了新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全国性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再生育意愿。运用实证调查的结果探讨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预估未来的二孩生育情况并分析二孩政策的作用（庄亚儿等，2014；翟振武等，2014；张丽萍、王广州，2014；乔晓春，2014，2015；王广州，2016；陈友华，2016），为我们从宏观上掌握二孩政策后的生育情况提供了全局性的了解和科学的依据。但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生育率并不像之前设想的那样大幅反弹。学界发现了二孩政策遇冷的客观现实，提出这可能是对生育意愿的误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背离导致的（陈友华，2015；马小红、顾宝昌，2015）。

二孩政策遇冷的现实，令很多学者思考家庭特别是女性不愿意再生育的原因。大多数研究通过定量分析得出了一些普遍性结论，如生育二孩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与困扰，表现为生育抚养孩子成本过高、给女性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使得工作与家庭相冲突，以及社会福利和支持体系不配套，包括生育保险和产假制度不完善、福利式的幼儿照料等社会支持供给不足、儿童照料的家庭支持依赖等（国云丹，2009；杨菊华，2014；宋健、周宇香，2015；程雅馨、何勤，2016；杨慧，2017；张樨樨、王利华，2017）。这些研究充分考虑了当代社会的育儿困境，指出了包括家庭经济因素和儿童照料在内的多方面问题，提出了以社会支持和社会政策扶持来提升生育意愿的出路。

关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从一种兼顾家庭内外的视角对家庭的二孩或三孩生育作出了解读，特别是对影响因素的解析，似乎表现出了对女性是否选择再生育的移情式考虑。然而，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女性和家庭就一定会选择再生育吗？解决了女性的后顾之忧就会带来生育行为吗？对家庭最终的生育决定如何形成，目前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其实，想不想再生和要不要真的再生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同既有研究相比，生育意愿更多地回答了人们“想不想”拥有二孩或三孩，而生育抉择回答的是人们“要不要真的”拥有二孩或三孩，才是真正会影响生育行动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生育二孩、三孩最终要通过再生育抉择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