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贫困脆弱性及测度

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表现，贫困脆弱性的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在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并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度量对冲击的复原—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WorldBank，2000；黎洁、邰秀军，2009）。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等贫困指标都测度了某一特定时刻个人或家庭的福利现状，而没有考虑家庭未来的福利和相关风险，贫困脆弱性克服了传统贫困测度静态性和事后性的不足，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特征（解雨巷等，2019）。学界对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有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期望效用的贫困脆弱性（VEU）和风险暴露脆弱性（VER）3种，目前研究中学者普遍采用的是由Chaudhuri等（2002）提出的预期贫困脆弱性，即衡量目标个体或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现有贫困脆弱性有关研究除其测度外，主要集中在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上，如土地流转（左孝凡、陆继霞，2020）、易地搬迁（李聪等，2019）、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李齐云、席华，2015）、生态补偿（刘宗飞等，2019）、教育支出（斯丽娟，2019）和非农就业（孙伯驰、段志民，2019）等。其中，与健康扶贫政策相关的因素也有涉及，如章晓懿和沈崴奕（2014）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了测量，实证表明医疗救助制度能显著降低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韩静舒和谢邦昌（2019）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发现，有住院行为的家庭贫困显著增加，医疗支出致贫效应在农村低收入家庭中更明显。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能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如樊丽明和解垩（2014）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徐超和李林木（2017）研究发现，城乡低保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明显改善效果，反而提高了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产生的原因是缺少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包括经济、健康、社会福利、教育、家庭因素等。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但有学者认为在对贫困造成冲击的各种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是导致农户贫困的关键因素（Arsenijevic and Pavlova，2013）。健康贫困脆弱性指个人、群体或组织在遭受健康相关风险冲击后陷入低福利水平状态的概率，在消除现有贫困的基础上，还需要识别因病致病返贫的因素（刘跃，2016）。已有少量研究对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主要从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例如，刘军军等（2019）从慢性病患者个人特征、健康状况、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5个维度对慢性病患者的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探究了其关键影响因素。严蓓蕾（2019）用FGLS法测量了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并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张怡青（2019）从农村老年人个人特征、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制度、疾病预防与控制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村老年人健康贫困脆弱性，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特征探索其异质性。通过对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能有效地识别因健康风险而陷入贫困的人群和判断致贫返贫因素，进而促进新时期健康扶贫政策的调整和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