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精准治理理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深度转型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长期以来“粗放式”管理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王震，2017）。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精准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政府对社会治理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进而转向社会治理精准化。

社会治理理论经历了两次较为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第二次是从粗放式到精准化的转型（南锐、康琪，2018）。这两次转型不单是对原有治理模式的改进，而且是对该治理模式的创新。从“粗放式”管理到“精准化”治理，即社会精准治理的提出，是建立在对粗放式治理理论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的，它是社会治理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现状产生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为“精准”这一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较为典型的是1990年美国提出的“高级精准农业”的理论与战略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样板（王晓黎，2007）。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精准治理的内涵尚无统一的界定，一部分学者分别以人的精准管理与服务、问题精准定位、社会治理格局与诸多主体的发展潜力等为切入点，从而推行精准管理、精准对策、精准扶贫和精准目标的模式（张鸿雁，2016）；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模式做了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即认为社会治理精细化主要包括制度设计、政策执行、协同机制、服务对象和结果测量的精细化5个方面，彼此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吴新叶，2016）。

关于社会精准治理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3类：一是系统地阐述社会精准治理的起源与发展。这些研究包括从价值哲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吴丹丹，2017）、探讨“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现代性建构（张帆，2017）、深入讨论提升社会治理精准度的4个着力点（龚维斌，2018）等。二是将社会精准治理理论本土化，构建适合中国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构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从治理结构、治理体系、治理工具、治理流程、治理制度、治理理念6个方面推进，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使得社会治理模式更加精准化、科学专业化（付国凯，2016）。三是将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尝试运用社会精准治理政策理论解决当前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该理论丰富了社会精准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实践意义。在当前中国，贫困依然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贫困问题，我国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该理念通过构建精细化的瞄准机制、开展“社会救助精准化”的分析、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设计等，将精细化的治理理念贯穿于精准扶贫的全过程，切实破解精准扶贫在实践中的困境，推动基层治理向精细化治理模式转型（吴晓燕，2016）。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精准治理视角研究了社区治理（王思斌、李严昌，2018）、人工智能（谢康，2018）、老年流动群体的精准治理（芦恒、郑超月，2016）、社会治安精准防控问题等（单勇，2016），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精准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