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肿瘤转移

在抑郁症的反复折磨中，2019年2月，我独自返回上海，前往曙光医院进行手术，将总胆管中的金属支架取出。这是我的第六次手术。虽然还是必须住院一个星期，但整体过程还算顺利。更令人欣慰的是，自那时起，五年半过去了，我的总胆管狭窄再未复发。

然而，同年10月，一次CT扫描的结果再次将我推入深渊。扫描显示，我的右侧肾上腺上出现了一个肿瘤，长约18毫米，宽约14毫米。虽然肾上腺肿瘤通常是良性的，但我的主治医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转移性肿瘤，必须马上治疗。后续的诊断与病情发展证实了他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恶性肿瘤的转移通常预示着生命已进入末期。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同学，他的情况与我类似，也是因恶性肿瘤接受了肝移植。然而，术后不久癌细胞便转移到他的肺部，随后又蔓延至骨骼，最终在肝移植五年半后不幸去世。相比之下，我的情况稍显乐观，癌细胞只是转移到肾上腺转移，且进一步的肺部和全身骨骼扫描未发现明确的扩散迹象。然而，是否有肿瘤细胞潜藏于体内某处，却始终是个未知数。

尽管那时的我已对死亡有了一定觉悟，甚至渴望死亡早日降临，以结束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烦恼，但在本就严重的孤独与抑郁的阴影下，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仍然对我本已脆弱的心理防线造成了致命的冲击。“死”这个字眼从此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像幽灵般盘旋不散，让我一整天陷于胡思乱想中，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此外，我也极度害怕那种无休止的打针输液，害怕放疗和化疗时的种种折磨，尤其是那种食不知味和呕吐不止的痛苦。

无尽的思绪如同漫天飞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些纷乱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交织、翻涌，将意识拖入无边的深渊。我试图挣扎，却发现自己的心早已被无声的恐惧与绝望重重裹住，无法逃脱。更让我感到极度孤独的是，除了那位心理治疗师，我无人可以倾诉自己的心声，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并没有向父母或兄弟姐妹透露我的病情，因为我很清楚，让他们知道了也于事无补。我的小妹和弟弟在我进行肝移植手术时，还曾亲自到医院探望过我。然而，我那位全家最富有的大妹，却从未现身。她只是让我妹夫在我手术时到医院看过我，自己却始终未露面。甚至在她两次来美国期间，也没有抽空来看望我，仅仅通过一通视频聊了几句。几十年的兄妹情，竟然只值一通视频，有时候想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既感慨又无奈。

我母亲除了会继续向观音菩萨祈祷外，其他也帮不上什么忙。而我的四个兄弟姐妹中，可能也只有弟弟会在微信视频里安慰我几句。如此一来，讲与不讲又有什么区别？当你试图向别人袒露脆弱时，内心深处往往期待着同情与安慰。然而，如果对方的反应冷淡，那种失望的感觉无异于在你伤口上撒盐。

相比之下，或许将痛苦深埋于心，默默独自承受，反而还能保留一些人格上的尊严。至少，这种沉默不会让你在寻求共鸣时再次遭遇情感上的挫败，也让你在孤独中拥有最后的一点自我保护。

这种心境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叶漂浮在汪洋中的浮萍，孤独无依；又好似被困在一个无人能窥见的透明泡泡中——我可以看到外界的一切，却没有人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仿佛活着就已被装入了棺材。我对命运的不公也感到深深的怨恨。当年二月，我刚在上海接受了手术，拔除了胆管支架，以为终于可以迎来一段相对宁静的时光。然而，不到八个月，我又被更为严重的肿瘤转移推向深渊。这种无情的打击如同命运的冷酷讽刺，又像太平洋的浪潮一次次冲刷着岩石，不给我留下一丝喘息之机，甚至愈发猛烈，这次直接给我下了“死亡通知书”。

那段时间，我的抑郁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整日浑浑噩噩，陷于迷茫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尽管继续进行化学、“物理”和心理咨询等多重治疗，但每当想到接下来无休无止的注射、抽血和手术，以及这些治疗可能带来的紧张与孤独，我的心脏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仿佛被无底深渊所吞噬，甚至常常感到心脏就要停止不动了。我觉得自己被一堵无形的孤独之墙死死围困，绝望像侵蚀石头的酸液，慢慢腐蚀着我的心灵。在那段时间里，即便每日服用100毫克剂量的欣百达，我的心情依然异常沉重。每一天都在与无形的心魔做斗争，那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绝望、最难熬的时刻。

尽管如此，人类的生命力和精神力有时依然显得无比强大。尽管我多次设想过各种自我了断的方式，包括割腕、吞安眠药、上吊和驾车撞树等，但最终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未曾轻易将其付诸实践。这或许是源自于动物对生命珍惜的本能，也可能是依然有对家人的不舍，或者是内心深处残存的一丝不甘。毕竟，虽然肾上腺发生了转移，但我的肺、骨骼和肝脏依然保持着健康。

起初，主治医生建议我接受放疗，以控制肿瘤的进一步扩散。然而，在进一步评估了我的病情后，他决定改用一种更具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微创手术，通过电能直接将癌细胞杀死。这种手术创伤较小，恢复时间较短，同时可以更精准地摧毁病灶部位的肿瘤细胞。手术被安排在旧金山的一家医院进行。这是主治医生所在的医院，也是一家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师资源的医院。

这次手术，我的妻子全程陪伴。在美国，我也只有她能陪在身边。手术过程相对顺利，原计划当天就可以出院。然而，由于术前服用了一种升高血压的药物，我在家中上楼梯时因心跳过快发生短暂休克，不慎摔倒，头部重重撞击在地。医生因此决定让我留院观察一晚，直到次日中午才准许出院。

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任何安慰的话语，但她始终陪在我身边，默默尽着一个妻子的责任。尽管我也不知如何开口表达感激之情，但她的陪伴确实让我内心生出一份深深的感恩。在那样的时刻，光是看着她的身影，感受到她的存在与温度，就让我心头涌上一种隐秘的庆幸。

我庆幸，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承受着冷暴力的煎熬和重度抑郁的折磨，我依然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将这个家勉力维持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才没有成为一个彻底被抛弃的人。她的陪伴虽无言，却像一丝微光，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一点可以依靠的支撑，让我还能从绝望中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

说来也奇怪，每当面临重大手术时，我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似乎都会有所缓解。这是否源于某种动物本能的应急反应，我不得而知。这一次也不例外。出院回家后，由于肚子实在太饿，我不得不立刻自己动手煮了一碗泡面充饥，尽管走路依然有些踉跄。从第二天起，我又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模式，自己准备早午餐。

在这个家里，只要我没有完全瘫倒在床无法动弹，是不会有人主动为我递上一杯水，或特意为我准备一顿精心的饭菜的。甚至连一些或许应该有的询问关于身体状况的客套话也都一并省略了。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是否普遍，但这确实是我在美国与病魔抗争中的日常，凡事都得靠自己。虽然对这一切我早已习以为常，但内心并非毫无波动。毕竟，如果情况对调，我一定会主动关怀，嘘寒问暖，因为我知道这种主动关心，那怕微不足道，对于病人身心的恢复也是至关重要。

2020年的到来，伴随的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尽管美国并未像某个国内那样实施全面封锁，但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学校关闭，学生转向在线学习，我妻子也开始了改成居家办公。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许多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而我却意外地成为了受益者。

我的生活方式本就趋向于自我隔离，与外界的联系早已近乎断绝，连微信或电话联系都极为罕见。因此，当疫情迫使所有人减少社交活动时，这种转变恰好与我的日常生活方式不谋而合。我并未感受到任何冲击。相反，当全世界被迫适应居家生活时，我竟然生出了一种奇异的宽慰感，仿佛上帝在我最孤独无助时，让许多人与我共享这种极致的孤独体验。如今回想起来，这段全民居家生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孤独感和抑郁症，否则，我可能早已心力交瘁，命丧黄泉。

此外，疫情期间，妻子和孩子整天待在家中，让家庭的氛围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虽然我一整天与他们之间说不上几句话，但仅仅是因为身边有人的存在，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以往的日子里，家中经常只有我一人，静得甚至可以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而现在，孩子们的呼喊与嬉闹声，妻子线上会议的偶尔交谈声，都让这个空间不再沉浸在灰暗与死寂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新冠疫情为我带来的一线意外慰藉。

我刚满17岁时未完成高中学业便进入工厂当了学徒工，随后下乡成为知青，之后通过努力考入当时国内的一所重点大学，接着以国家教委公派身份赴日留学六年半，最终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我经历了职场中的种种挑战，最终成为教授、博导、省级特聘教授及院长。这一路的经历和成就无疑证明了我并非平庸之辈。我一直认为，节俭、勤劳与高效是我性格中的几大优点，这些特质在我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我曾在短短两天内便独立完成一份两万多字的部级重点项目申请书的初稿。正因如此，做饭、搞卫生或打理花园这些日常家务事，对我而言绝对不是什么额外的负担，而且我也从心里喜欢去做。

当然，我也不会因为无聊而每天执着于洗地板或打理那个只有二十几平方米的小花园，因为无意义的劳动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尽管那段时间，我因重度孤独与抑郁承受着生命中的巨大挑战，时常因睡眠不佳而感到昏昏沉沉，但只要天气允许，我几乎每天都会走到小区的环形步道上散步一两圈。这条步道一圈约需25分钟，长度超过两公里。而北加州每年的4月至11月，天空总是晴朗，阳光明媚，几乎每天的任何时候都适合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散步时，我总会刻意远远避开人群，从不与任何人交流。但我清楚地知道，若整日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只会让我的孤独与抑郁情绪急剧恶化，最终可能彻底无药可救。正因如此，我不仅坚持自己动手完成自己的事，并尽力做好妻子分配的一些家务。实际上，能动尽量动，能自己干就尽量自己去干，这早已成了我的一个特质和日常习惯。甚至在肝移植手术后的第四天，我就强迫自己下床，独自前往洗手间。这份坚持与特质，毫无疑问是我最终没有因抑郁而走上绝路的关键之一。

虽然运动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心情阴暗的日子里，即使阳光普照，步道上的世界也显得灰蒙蒙一片，天空低得仿佛要压到头顶，周围的花草植物在风中无序地摇晃，整片田野在我的眼里有时会灰暗的像一座巨大的坟场。这种压抑的感觉时常让我感到害怕，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为敌。我不得不低头紧盯自己的脚尖，屏住思绪，以避免被这种异样的氛围吞噬。

即便如此，我每天都会选择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因为我知道，如果在散步中心情好转，那么外面的世界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阳光下的步道充满活力，花草树木焕发出清新的生机，四周的景色会让我感到宁静与自由。在那样的时刻，所有的忧郁与重担仿佛随风而去，每一次呼吸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新开始。有时甚至会让我豁然醒悟，即使生活中有再多的阴霾，总会有阳光穿透的那一天。

抑郁症确实是一种难以根治的顽疾。尽管新冠疫情期间，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因工作和学习长时间待在家中，但我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仍反反复复，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缓解。特别是在服用抗抑郁药欣百达的问题上，我内心充满矛盾。长期服药导致我频繁排尿，每天需要上厕所二十多次，这让我苦不堪言；可一旦停药，又会感到心慌和空虚，仿佛下一秒都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两难境地，使我药物治疗断断续续，状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愈加恶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从新冠疫情初期起，我便与妻子分房睡觉。起初是为了避免病毒的相互传染，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再也没有恢复同床的生活。当疫情稍有缓解时，我自然渴望能与妻子重回同一个被窝。即便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但共枕同床毕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象征。此外，夜晚睡不着时，有她在身旁，至少不会感到如此孤独，漫漫长夜也不再显得那么难熬。然而，妻子明确表示她已经不再爱我，也不再需要我。她提到我打鼾的习惯，虽然我知道这只是借口，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我始终有这个习惯。对她而言，与一个她不再爱的伴侣同床共枕，也许确实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

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接受了分房而睡的事实，毕竟世上分房而睡的夫妻并不少。然而，每当夜晚独自入睡时，我常常思索：如果今晚我死去，她们可能要到第二天晚餐时才会因我的缺席而发现我早已成为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那时，我冰冷的尸体或许已经开始散发出异味。

这样的念头时常让我悲从心来，不禁泪流满面，自怜自悲的情绪席卷而至。然而，有些时候，我又会突然释然，想到既然已经死了，又何必在意这副躯壳是否会散发异味呢？反正，归根结底，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万物终究不过是元素的重新组合。想到这些，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独自一人躺在被窝里，我的思绪又开始飘向更遥远的地方，想象自己死后在这异国他乡成为孤魂野鬼的情景。

首先，我设想，死后的我仍将被孤独和寂寞困扰。如果这里的阴间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那么作为一个英语不流利的鬼魂，我可能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不通语言的我，或许只能成为最低层的存在，甚至可能被其他普通鬼魂随意欺负和剥削。这样的想法有时会让我在被窝里不由自主地轻颤发抖，感受到被遗忘和孤立的恐惧愈发深刻。

其次，我想象中的地狱或许并不像人间那样有政府、法律和警察维持秩序，而是一个无政府的混沌世界。在这种无序的环境中，像我这样力量不足的弱小鬼魂，可能会过得更加艰难。然而，有时会想到自己还算比较聪明，也许不必过于悲观。我或许可以凭借机智找到某种方式，比如搭乘船只或飞机，穿越太平洋，回到故乡的怀抱。这些纷繁复杂的念头常常让我夜不能寐，辗转反侧，难以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