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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子，我滴酒不沾。在那些日子，我会拿起父亲的点357，看着镜子。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喝上哪怕一口，我就会付出代价，付出和他一样的代价。

但还有些日子，我会喝酒。在那些日子，我会在反胃感中醒来。我走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大吐特吐，对酒的渴望让我双手颤抖。我把脸埋在陶瓷马桶里，胆汁涌上喉头，肌肉也痉挛起来。我的胃在漫长的抽搐中变得空空荡荡。我的颅骨抽痛，双腿发颤，那股渴望也逐渐化作一头贪婪的怪物。

等到能够起身的时候，我看着洗手间的镜子，往脸上泼了些水。我什么也没对自己说。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

在那些早上，我会喝伏特加。因为伏特加没什么气味。

我把伏特加倒进一只旧保温咖啡杯。

啜饮一口，颤抖便平复了。啜饮几口，我就有了行动的力气。

这是一种平衡法，不能太多，不然有人会闻到酒味；也不能太少，否则颤抖不会消失。就像化学反应那样，我寻找着平衡点。我会喝下足够的酒，让自己能撑下去，能站稳身子，能走进研究所的大门。

我爬上楼梯，来到我的办公室。就算萨提维克发现了，他也没说过什么。

萨提维克研究电路。他用小小的0和1，用马瑟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来培育电路。这个阵列的内部逻辑是可塑的，他通过选择压力来指引芯片的设计方式，就像是发生在盒子里的进化。他通过自动化程序辨识出效率最高的电路，将其作为后续迭代的模板。用遗传算法来控制最适合任务的代码。“理想模型是不存在的，”他说，“建模多多益善。”

我完全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萨提维克是个天才。他在印度时是个农民，二十岁那年才来到美国。他在麻省理工拿到了电子工程学位。他选择电子工程是因为他喜欢数学。之后他去了哈佛，收获了不少专利和工作邀请。他用就事论事的语气向我描述这一切，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且任何人都做得到。“这跟聪明无关，”他说，“只是足够努力而已。”

他似乎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没那么确定了。

其他研究员也会来到这儿，看着他设置在工作台周围、仿佛某种自组织数码艺术品的门阵列。他们把“优雅”这个词用了一遍又一遍。对于那些母语是数学的人来说，这是最高的赞美。而他俯下身去，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也是他的才能之一。专注的才能。就这么坐在那儿完成工作的才能。

“我只是个单纯的农民。”别人赞美他的研究时，他总喜欢这么说，“我喜欢翻土。”

萨提维克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会操起那口蹩脚的英语。有时候，在跟他共度一个早上以后，我会被他说话的方式影响，用他那种蹩脚英语跟他对话。那种混杂语言拥有让我钦佩的效率，以及表达细节的能力。

“我昨天去看了牙医，”萨提维克告诉我，“她说我有一口好牙。我告诉她：‘我活了四十二年，这是我头一回来看牙医。’她觉得难以置信。”

“你之前从没看过牙医？”我说。

“对，从来没有。”

“这怎么可能？”

“还在家乡的时候，我直到十二年级才知道有专门看牙的医生。那以后我也没去看过牙医，因为没这个必要。牙医说我的牙齿很好，没有齿洞，但我左边的后臼齿上——那是我嚼烟草的地方——有牙渍。”

“你嚼烟草。”我努力想象萨提维克像棒球选手那样大嚼烟草，但那幅画面无论如何都不肯浮现。

“我很羞愧。我的兄弟没有一个嚼烟草的。在我的家族里，我是唯一一个。那是很多年前，我还在农场的时候养成的习惯。现在我想戒掉，”萨提维克恼火地摊开双手，“但我戒不掉。两个月前，我告诉妻子说我戒掉了，但我现在又开始嚼了，而且还没告诉她。”他露出悲伤的眼神，“我是个坏人。”

萨提维克皱起眉头。“你在笑，”他说，“你为什么要笑？”

在高科技产业，汉森就像一口重力井，像一股不断扩展的自然之力，永远在收购其他研究所，购置设备，吸收竞争对手。

汉森研究所只雇佣最优秀的人才，从不考虑国籍与出身。走进这里的咖啡室，你会看到尼日利亚人在用德语跟伊朗人对话。这是因为他们的德语都比英语——他们的另一种通用语言——要好。汉森永远求贤若渴。

波士顿研究所只是汉森旗下的研究所之一，但我们有最大的存储设施，这就意味着多余的实验设备都会送到我们这里。我们打开箱子。我们整理补给品。如果有我们的研究用得上的东西，只要在申请书上签字，它就归我们了。在大多数官僚风气浓厚的公司，烦琐的程序才是主流，而我们就像他们的对立面。

大部分日子的早上，我都会跟萨提维克一起度过。我们肩并肩站在他的工作台边，聊着天，忙碌着。我帮他布置门阵列。他工作时会说起他的女儿。到了午餐时间，我会去打篮球。打完篮球以后，我有时会为了消遣而造访得分机器在北大楼的实验室，看看他在忙些什么。他的工作跟有机物有关，内容是寻找不会让两栖类出现先天缺陷的化学替代品。他会用镉、汞和砷测试水样。

得分机器就像个萨满巫医。他研究两栖类的基因表达模式，他用畸形预言未来。我母亲肯定喜欢这种研究——既让人惊恐，又带有阴谋气息。

“如果不做点什么，”他说，“大多数两栖类都会灭绝。”他有几个装满了蝾螈和青蛙的水族箱。长着许多条腿的、长着尾巴的，又或是没长前腿的青蛙。怪物。它们跳上跳下，在水里游动，或者爬来爬去，仿佛装在长方形玻璃缸里的切尔诺贝利梦魇。

他的实验室旁边是个名叫乔伊的女子的办公室。她和我一样才来这儿不久，但我不清楚她具体是哪天来的。其他人似乎都不知道她的姓氏。有时候，乔伊会听我们聊天。她会从旁经过，用她纤巧的手抚过墙壁。她高挑、漂亮，而且是个盲人。她留着长发，颧骨很高。她的双眼清晰、蔚蓝而又完美，让我一开始甚至没能发现。

“没关系，”面对我语无伦次的致歉，她说，“这话我听到过很多次了。”她不戴墨镜，也不拿白色拐杖。“我三岁时视网膜就脱落了。”她解释说，“这算不了什么。”

“你要怎么找到自己的房间？”问这句话的人是萨提维克。直言不讳的萨提维克。

“有了耳朵和记忆，谁还需要眼睛？盲人很擅长数步数。另外，你们也不该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露出微笑，“眼见未必为实。”

到了下午，回到主办公楼以后，我会尝试工作。

我独自待在办公室里，盯着白板，盯着空无一物的白板。我拿起记号笔，闭上眼睛。眼见未必为实。

我凭借记忆写着，我的左手熟练地写出公式，写下一连串的字母和数字，就像某种失落巫术的古代符文。我能在脑海里看到它的形状。QSR的成果。我停下笔，看到自己写下的东西时，我将记号笔狠狠摔向墙壁。办公桌上那叠笔记随之倾斜，然后掉到地上。

那天晚上，杰瑞米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他看着洒落一地的纸张，还有用潦草的字迹写在白板上的公式。

“数学只是种隐喻而已，”他的声音从门口飘来，“这不是你自己常说的话吗？”

“噢，年轻气盛时的我。满口这种单纯的宣言。”

“你现在不想再宣言了？”

“我已经失去那种胃口了。”

他拍拍肚皮，“你失去的东西，我得到了，对吧？”

这话让我露出微笑。他的体型并不臃肿，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瘦削了。“考虑到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我说，“这话确实适合用在我们身上。或许我们也是隐喻。”

他举起咖啡杯，装模作样地敬了个礼，“你还是这么机智。”

“你是说疯狂吧。”

他摇摇头，“不，斯图亚特才是疯子。但你确实很引人注目。我们都知道。在你来学校之前，我可从没见过哪个学生会跟教授争论。”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驳倒了教授。”

“有意思，我的记忆里可不是这么回事。”

“噢，好好回想一下吧，你确实赢了。”他抿了口咖啡，“只不过花了好几年而已。”

杰瑞米走进房间，落脚时努力避开那些纸张。

“你跟斯图亚特还有联系吗？”

“很久不联系了。”

“真糟糕，”他说，“你们合作完成过不少有趣的工作。”

也可以这么说吧。另外，杰瑞米用这种方法提到了他的来意：工作。“某个审查委员今天来拜访了我，”他说，“他想知道你的工作有什么进展。”

“这么快？”

“已经过去几星期了。委员会只是在关注你而已，他们对你的自我调整很感兴趣。”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会去拜访你，所以我来了，来拜访你了。”他指了指白板上的那条公式，“看到你有研究的方向，我就安心了。”

“这不算研究。”我说。

“这种事都是要花时间的。”

坦白的冲动涌上心头。撒谎毫无意义。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他。那句话就这么脱口而出。“我在这儿纯粹是浪费时间。”我说，“你的时间，还有这个研究所的时间。”

“没关系的，埃里克。”他说，“你会拿出成果的。”

“我不觉得。”

“在我们雇佣的研究员里，有些人的专利数还不到你的三分之一。你属于这儿。最初的几周通常是最难熬的。”

“跟以前不同了。我跟以前不同了。”

“你对自己太苛刻了。”

“不，我毫无建树。”我指了指白板，“三个星期了，只有这么一条未完成的公式。”

他的表情变了。“只有这个？”他看着排列成行的那十几个符号，“你有进展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完成公式，”我说，“我找不到解答。这是条死路。”

“没别的了？你没有别的研究主题了？”

我摇摇头，“没有了。”

他转身看着我。他又露出那种悲伤的表情。

“我不该来这里，”我告诉他，“我在浪费你们的金钱。”

“埃里克——”

“不。”我又摇摇头。

他沉默良久，盯着那条公式，就像在数着茶叶的数量。再次开口时，他的语气十分柔和，“研发是税务冲销项目。你至少应该待到合同期满。”

我低头看着自己弄出的烂摊子——看着散落一地的那些纸。

他继续道：“在你面临审查之前，还能拿到三个月的工资。我们会让你试用到那时候。之后，我们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还有别的研究所。或许别处会接收你。”

“是啊，也许吧。”我说。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这就是“最后机会”的本质。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他转身离开，“抱歉，埃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