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少年中国：谭嗣同和他所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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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19、20世纪之交，湖南一带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汹涌激荡，为旧时中国所罕见。而浏阳则是大河滔滔中的一条支流。据《湖南通志》记载，浏阳河又名浏渭河，原名浏水。浏，清亮貌。因县邑位其北，“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故称浏阳。浏阳地处湖南东部，毗邻江西。三国时属吴地，开始设县，隋时并入长沙县，唐时复置浏阳县，元时升为州，明洪武时复为县。
中国人对于浏阳的印象大多起于那首名为《浏阳河》的民歌。民事如歌，大河款款，时间是一条越流越宽的江河，摆渡往事，也模糊记忆。浏阳河有两处源头，一为大溪，一为小溪，分别出自罗霄山脉北段大围山的北麓和南麓。两处溪水经过大半个浏阳，于城东汇合。一入长沙，浏阳河便如同豪情万丈的少年，突然高门亮嗓，陡然生变，将它的叛逆不羁，一股脑甩给了身后的浏阳。人善变，河流因势也善变，变与不变都由不得自己。无论智者乐水，还是仁者乐山，浏阳兼具这人生中的两重境界。许多年前，我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抵达长沙，绵长的枯雨期拖瘦了湘东一地的河流。展现于眼前的浏阳河，失去了印象中九曲十八弯的缠绵。像是经历过大场面金盆洗手的江湖客，老成而不无世故地经营着自己的余生，令人神迷遐想。
人迹于水，水势浩渺；人迹于清冷的古物建筑，往往会给枯萎的时间带来“回阳”的血色。人的足迹所到，得所应得，失所应失。行走于三湘大地，做个时间的旅人是个不错的选择，稍不留神便与名人的故处摩接。浏阳河流域自不例外。他们或以文，或以歌，或以教，或以义，或以战，甚至或以死丰富了浏阳的外延。可以说，千古之下，能够彪炳湖湘称为人中之龙、学术北斗的，不在少数。尤其近一百多年来，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各展其能，各表其事，各安其命，又各行其道。而在这其中，谭嗣同无疑是划过浏阳天空最耀眼的那颗彗星，一闪而逝。
翻阅史料，突然理解了海德格尔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世间人事，也暗合了“道法自然”的隐喻。奔走于大地上的真实，是自由的，安稳的，不应被打扰的。就连我这漏洞百出的书写，也是一种打扰，自以为是的喧嚷，不可饶恕。当车驻于浏阳北门正南路上，我试图寻觅那条通往谭嗣同故居的梅花巷，遗憾的是，在分布着医院、学校、剧院等数十家单位的街面上，那条在老浏阳人记忆里青石铺路的巷子了无踪迹。据明、清时期《浏阳县志》记载，此街面有一条南起粮仓街，北至圭斋路，全长两百多米的街巷。巷道为青石板铺垫，巷内有宋家大屋、谭家大屋、黎家大屋、贺家大屋等。其中黎家大屋有个叫“梅花碧境”的地方，种有多个品种的数株梅花，芳香溢满整条街巷，所以人们也称为“梅花巷”。
谭嗣同的先祖于清朝道光年间迁居浏阳，居住在梅花巷丹桂坊。四时有序，日月更迭，待到谭嗣同的祖父时，又迁回到梅花巷居住。随着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路升迁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谭氏家族进一步发展壮大，在靠近梅花巷不远的浏阳北门建造了一所“大夫第”，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谭嗣同故居。梅花巷顺延而下便是浏阳河，此处是一座有着风霜压身的老码头，样貌古旧，凋零落魄，入不得世人挑剔的眼。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不识何为中外，方自以为巍巍然尊”。没见过世面，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嘴脸像极了那个老朽的帝国。《湘江评论》以同样的口吻写道：“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
待到清朝中后期，这里渐渐有了商业气息。水、桥、船将此地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不安分的人们开始奔向更广阔的空间，染世渐深。从浏阳河经湘江至长江，可以到汉口等大城市。浏阳大围山的木材通过放竹排，可以从上游运到浏阳，再经过浏阳转运至长沙等地。而浏阳的花炮、夏布也是通过水运运至汉口，再销往世界各地。晚近以来，从汉口来的轮船带来了洋油、洋火、洋碱、洋布等洋货。航运码头水运的发达，也就此改变了城市的面目，让它变得愈加繁荣。一时间南北通衢，商贾云集，很多商人在浏阳置地置业，娶妻生子。梅花巷里的很多四合院便是那些赚了大钱的商贾巨富建造和买下的。谭嗣同的故居也在其中，临水而立，既融于其间，又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意味。
走出文庙数百米，几分钟就可以走到谭嗣同故居。故居为砖木结构，三进院布局，前栋临街，面阔五间，中堂与后堂之间有一过亭，过亭上方有长棱形六角藻井。屋子两边设置风火山墙。据说这栋房子建于明朝末年，最初是一个祠堂，被谭嗣同祖父谭学琴买下作为私第，并改造成现在的三栋二院一亭，一座天井式民宅建筑。宅子的精美也不是普通民宅可比，尤其房屋的木雕，十分精美。屋子的梁架、斗拱、雀替等，均有雕饰图案，正厅屏门以及几处花窗更是木雕杰作。
用手触摸老房子的门墙，如同触碰一段老旧时光。脑海走马灯似的浮现一幕幕历史故事。偶有三两个调皮的小孩，在身边穿插嬉戏，倏来忽往，像是蝴蝶穿花，花不沾身。那一刻，让人觉得时间也跟着穿越了。谭嗣同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湖南居住超过了十五代。十五代，我在心里默算着是多少个年头。不算则已，一算惊人。一个个念头在脑海里翻腾，不觉有了温度。再低头俯瞰橱窗里谭嗣同手书诗卷，墨迹苍茫，纸色苍茫，时间苍茫，弥漫着摄人心魄的旧气。翻开浏阳谭氏族谱，看到谭家从宋代一路发散出来的巨大脉络，如同一张蛛网。中国人使用“家族”这种巨大的传统来对抗动荡和王朝更替，个体依附于其间，寻求庇护，寻求血脉的递延。
据谭氏族谱记载，北宋末年靖康之乱，金人攻占北宋都城汴梁，中原汉人纷纷南下。谭氏的第一世祖谭孝成便是在那个纷乱的世道里，率领族人，颠沛流离，由江西之地迁往福建路汀州长汀县。南宋至元，谭氏也只是普通的农耕之家，在闽西一带山村开垦耕作。他们的命运如同那些名姓不彰、默默无闻的山间花草，在不起眼的角落繁衍生息，如同大地上的万般灵物。南宋末年，第八世祖谭启宇之兄谭启寰，任主管殿前司，后因抵御蒙古军南下，不幸兵败身亡。待到明朝开国，谭氏宗族开始崛起而以武功闻名于世。在头颅如灯笼一样明灭无常的时代里，武是取人首级的法门，武也是护住项上人头的法力。其实，它们是什么倒无所谓。那照亮一个家族命运前路的，就是灯笼一般的头颅。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将属于他的那盏灯火传给后人。
洪武年间，第十一世祖谭如嵩追随燕王朱棣“宦游北平”，官任燕山右护卫副千户。其子谭渊继承父职，靖难之役随朱棣在北平起兵，每战必从，因功升都指挥同知，后于河北夹河之役阵亡。朱棣夺位成功，赠都指挥使，追封崇安候，建祠以祀，入《明史》列传。先人留下的遗泽，就像是人的脚印、车轮的辙迹，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也渐渐淡去。后人留恋先人的流风余韵，莫若书写自己的历史。谭氏以武功著望于明，两百余年间，位列侯伯者九世十人。这段历史在谭氏后人心目中，已算得上足够显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记录，念念不忘，成为他们心中向往追慕的黄金时代。
谭氏于晚明之际迁居湖南，第十六世祖谭宗纶镇守湖广，久驻湖南，其子谭功安遂留居长沙府长沙县，立宅于四方塘，他是谭氏迁居湖南的始祖。待到明天启七年（1627），第二十祖谭逢琪带着弟妹子侄，又先后由长沙迁往浏阳定居。刚来到浏阳，谭家人虽然家境较为丰裕，但作为外人要想立足乡土之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容易。谭氏宗族迁居浏阳之时，正值明清易代之际。随着家族黄金时期的结束，谭氏又从勋贵阶层跌落至寒微家族。每逢清明或中元，谭家人在家庙举行祭礼时，总会对儿孙做出训诫。而那时，他们念念不忘的仍是“列祖勤王之功”，虽然那些荣耀已成为遥远的过往，留存于泛黄的谭氏族谱。这个世上没有一种传递能够特立独行地发展，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必须以人类精神的名义，感谢我们的先人，感谢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为另一头的我们做出的选择。一个家族伴随着王朝更迭，也在努力地适应时代，转变方向。
在此以前，谭氏以武功起家，重武轻文，用谭氏后人的话说，“先世将门，闳于武烈，文学无闻焉”。谭氏宗族的光荣历史，是先人们用人性的刚烈和刀马之功换来的。至于文学，于这个勇字当先的宗族而言，一度并无亲近之感。但到了谭嗣同的高祖谭文明时，举家迁至浏阳南乡吾田市，栖身山林，历经三世经营，家风随之豁然贯通。当然这也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承平日久，国家不再需要那么多武人，而转向以文治国，科举取士。一个有着两百年尚武之风的家族，由尚武转向崇文。谭文明的兄弟文魁、文开、文章，“一列府庠，一为修职郎，一为县试前茂”，都成了地方上享有君子之誉的人物。笃学固穷，文行有斐，谭家自此以诗书继世。他们期盼着家族中再次出现穿官服、挂朝珠的人物，那样的话，才能重新恢复先祖的荣光。
谭氏宗族弃武从文，耕读起家，靠着几代人的奋斗和积累，在浏阳建立了可观的产业。其时有乡人以羡慕的口气恭维：谭氏“从此步蟾宫，题雁塔，跨金马，登玉堂，直指顾间事耳”。在一个难以判定方向的世界里行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又如何知道自己是走向没落，还是走向昌明呢？如果说生存是智慧的本性，那么还有一种累世而成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中指引：一连串的偶然，才是必然。事后来看，如同暗夜灯盏，如同神谕，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原居浏阳南乡吾田市，其父过世后，率诸弟迁居城内，居西城。谭学琴因父亲卧病在床，家道中落，便早早地踏足社会，成了一名谋食者。为了养家糊口，谭学琴跟着长兄谭学夔在县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记的小吏，靠着打拼和积累，数年后，他们将家迁到浏阳县城的梅花巷丹桂坊。谭学琴为人豪爽，常助人于危难。据说，家中的抽屉里塞满了族人和亲戚打的借条。先人把他的光辉和德行，雨点般倾泻到基因继任者的眼睛里，以及他们的身体里。于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就带着这份福报，行走人世。
道光八年（1828），六十三岁的谭学琴因劳累过度病逝，临终前，他命家人将所有借据付之一炬，并留下遗言“我死勿令儿子废学”。他死了，但他让儿子们不要废弃学业。不废弃学业，指向的现实目标是用知识改变命运。最终这个平日乐善好施、常与读书人往来、为自己攒下名声的老人，将人生的诸般苦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七个子女，同时留下的，还有他一生积攒的福报。彼时，谭继洵只是一个六岁孩童，不知生死为何。父亲的猝然而逝，就像是支撑他弱小生命的一座骨架坍塌于眼前，血肉无所凭依，精神亦颓然无望。许多年后，谭继洵回忆起父亲离世时的悲惨景象，不由喟叹：“先大夫卒，同怀七人皆幼，吾母悲吾父之亡，而又念膝下茕茕无依，恒一恸昏绝，举室环哭，闻者堕泪。”在这个家庭陷入风雨飘摇之秋，谭继洵的长兄谭继升站了出来。
中国人向来有“长兄为父”的说法，年仅十三岁的谭继升虽未成年，但他责无旁贷地接过父亲留下的这副重担。他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奉养母亲，照顾弟妹。他不敢忘记父亲的遗言：“我死勿令儿子废学。”他为弟妹们延请塾师教读。父亲让他们努力读书，将来获得功名。如今父亲不在了，他心疼母亲，也不忍看着弟弟妹妹们跟着受苦。他放弃学业，是为了成全弟弟们的前程。人间百味，唯苦不觉苦。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做出那样一个决定时，内心所承受的悲怆。对少年人来说，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只有书本知识，更多的是言传身教。父亲身上所表现出的乐于助人、救人之急的品格，深深影响了他。
在谭继洵的描述中，长兄谭继升是近乎完美之人，格局宏大，气象不俗。长兄为父这句话，在谭继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整理家政，每天忙得精疲力竭。为了警醒自己，他在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写上“谨身节用”四字。一个人入世太久，懂得世间丈夫最难做。世上大男人多如牛毛，伟丈夫却很稀罕。谭继升用稚嫩的双肩挑起这份沉重的家业，铢积寸累，使得孤儿寡母的家庭渐渐有了兴旺的气象。对于幼时体弱多病的谭继洵而言，哥哥谭继升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他亲自照料生病的弟弟，四处求医问药。谭继洵后来回忆：“洵体素羸弱，兄保抱携持，体恤备至。稍长，得咳血症，兄求医调药，日夜惊扰，甚于己疾。”面对兄长夜以继日的付出，谭继洵能够回报的，是学业上的精进，而这也正是谭继升最希望看到的。谭继升、谭继洵兄弟明白，要让这个家族奋然而起，唯有在科举道路上实现突破。没有选择，便是最好的选择。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古代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之士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分化出人的社会属性，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一个人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这条路上蹭蹬不休。谭继升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弟弟的身上。科举之路，回报丰厚，只是过程太过漫长而痛苦。谭继洵回忆当时的情景：兄长为我找来最好的老师，给我定下最严苛的学习程式，老师偶尔外出，他则代为督课，手挟一册书卷，给我讲忠孝节义之事，娓娓不倦。我所读的唐诗，皆兄所录。遇上会试科考，兄长为我检点场具，亲自迎送。
科举入仕既成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博得功名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个家族的念想，这份念想深入人心。人生于天地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谭继升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希望他早日金榜题名。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弟谭继洵聪慧过人，学业大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十岁时补县学附生。七年之后，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于长沙乡试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七岁，成为浏阳谭氏宗族史上的第一个青年举子。同年考中举人的，还有湖南茶陵的谭钟麟，二人关系密切。有了举人的身份，就不用交赋税，不用服劳役，犯法后也不用受到刑罚，见到县官不用下跪，在科举之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只是还谈不上真正做官。
谭继洵迈出的每一步都得益于兄长谭继升的苦心经营，因此，谭继升在谭氏家族中享有威望。不要说他们是同胞兄弟，就算是生活在同姓同宗的村落，只要烟火相接，鸡犬相闻，也会形成同一血缘的向心力。何况，他们还是兄弟。一个人的发迹史，就是一个家族的光荣史，不仅可以光宗耀祖，其光彩更是惠及全族。反观之，一个人若是犯了王法，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一句骇人的“诛灭九族”，便是最极端刑罚。在中国古代，九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更是一个司法学概念。而至为酷烈的，莫过于方孝孺“夷十族”。灭十族则为朱棣的独创发明，这里包括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朱棣下令将方孝孺投入大牢，大肆抓捕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非常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反劝道：“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
我们现代人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进步心态”嘲讽方孝孺这样的人过于“愚忠”“迂腐”，但是这丝毫无损于那些古代忠良的历史地位。每个时代都有其视为不可玷污的神圣价值观，如果拿今日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时代，看到的自然是不可理解的愚昧。回到谭继升身上，这时候的他，只希望弟弟能够接续自己的人生理想，为家族顶门立户。待得四十年后，谭继洵仍念及兄长对他的养育之恩：“呜呼！兄之视洵如此甚笃，而洵之视兄将何以为报也！”他认为，若无兄长昔年的勤勤恳恳，以教以养，断无自己日后的荣耀加身。不负兄长不负己，是他一生志向所指。
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兄长的操持下，二十四岁的谭继洵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件大事——结婚成家。他娶的是浏阳北乡芦烟洞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徐五缘。与祖上几代人的婚姻近似，谭继洵的通婚并未突破浏阳。对方是与谭家有往来的朋友。彼时，长辈的交际圈与子女的婚姻圈通常是吻合的。因婚姻关系牵连在一起的家族，像一张人为编织起来的网，将此家族与彼家族联系起来，以此壮大彼此在本地的势力。如今在芦烟村，依然流传着这样一个“姊妹易嫁”的故事：徐韶春生有二女，长女庆缘，次女五缘。庆缘经舅父说合，许配给谭家三公子谭继洵为妻。庆缘这姑娘很有心眼，对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慎重。于是，她委托弟弟借送礼之机代为调查未婚夫及其家庭情况。其弟到了谭家，发现未来的姐夫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并且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庆缘不愿嫁给这个邋遢的书呆子，徐家只好将婚期一推再推，最后只好由妹妹替姐出嫁。
徐氏虽然生于乡间，但她的父亲毕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子，与谭家联姻也算是门当户对。谭氏家族与浏阳士子之间，存在着相互需要的关系。一个新崛起的家族，在社会资源与地方秩序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徐氏是乡间女子，她的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为了帮助丈夫完成功名社会的价值追求，她日夜操劳，承担起全部家务。徐氏进入谭家后，在浏阳生了二子二女：长子嗣贻（字癸生），次子嗣襄（字泗生），长女嗣怀（怀贞），次女嗣淑（淑贞），他们便是谭嗣同的同胞兄姊。
正当谭继洵沿着人生的天梯努力向上攀登时，一场震撼王朝的风暴席卷而来。
那个像他一样参加应试的书生洪秀全，这时候刚好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落榜两次，以为上天总该眷顾他一回。可临了，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官禄布村生活了二十三年，与绝大多数乡土社会的儒生一样，他对自己的生命起源之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离开这里，不为别的，那个关于富贵天降、光宗耀祖的梦境一直驱赶着他，如鬼魅缠身，如神佛附体。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科举失败者能够做出的选择无非以下几种：一、继续考下去，生命不止，考试不休；二、与体制决裂，比如做个黄巢；三、披发入山，做个隐士；四、返乡做个私塾先生，散淡人生。洪秀全选的是第二条道路。
落榜的洪秀全得到了那本被后世之人经常提起的《劝世良言》，这让他从一名小地方的塾师变成天父次子。1850年7月，洪秀全在花洲山人村向各地拜上帝信徒发出密令，让他们前来金田村团营。而最早来到金田村的是韦昌辉，他带来了一千多人，还有巨额的资金。他不仅提供训练场地和受训者的伙食费，连材料、燃料及其他费用都由他负担。杨秀清、萧朝贵带领紫荆山区的烧炭工人有三千多人。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有四千余人。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都成了上帝的众子，至于杨秀清以上帝之名对洪秀全进行训诫与凌辱，那是后话。
洪秀全的军队疾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南方，湖南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地方氏族的防御难以阻挡太平军的锋锐，各地方士绅纷纷举办团练。偶然事件就像悬于历史天空的灯盏，每一烛光亮都指向冥冥中的幽暗。咸丰帝绝对不会想到，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会成就湖南人曾国藩数十年的功业。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能达到圣人标准的有两个半人，即孔子和王阳明，而曾国藩算半个。可见近世之人，对这个湖南人的推崇到了何种地步。《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曾国藩这个半圣之人，虽被今人一再解读，一再误读，但面目仍不够清晰。事功者，取其功；事言者，取其言。大多数情况下，各说各话，各取所需。听上去，他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曾国藩是清廷从各省挑选出的众多官员之一。那些在地方督办团练的人员（团练大臣）大多是从前的各部侍郎、巡抚、布政使或按察使，或有类似经历的高级官员，他们致仕在湘，碰巧又在家乡居住。彼时，曾国藩正因母亲去世在家丁忧赋闲，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谕旨：“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经拒绝过张亮基的邀请。他说：“国藩此时别无他求，惟愿结庐墓旁，陪母三年，以尽人子之责，以减不孝之罪。”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热孝在身，若仅因巡抚相邀，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身份，又会招致士林的嘲讽。如今皇帝的谕旨传来，他便没了退路，硬着头皮也得上。他哪里会想到，这是一条登云梯。
曾国藩与湖南绅士之间的关系，正是朝廷要利用的。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地方组建武装的速度正在加快。朝廷想要加以利用，又担心失去控制，便让第一流的地方绅士名流、高品级的官员加入其中，形成一个地方自保的网状系统。就在此时，谭继升组织的浏阳团练应时而生，成立不久，就与太平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洪秀全的军队进犯长沙，一支小股部队进入浏阳境内，夜抵城西北二十里的蕉溪岭下。官兵不敢出城拒敌，谭继升带领乡勇埋伏在蕉溪岭上，敲响锣鼓，点亮火把。一时间“熊熊林谷，光烂慧天”，太平军不敢靠近，只好连夜遁去。十余年间，太平军五次兵临浏阳，都无功而返。谭继升因组织团练有功而被奏保即选七品盐运使司经历，加同知衔，加保尽先选用知县。他在浏阳士绅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地方团绅领袖。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湖南更不例外。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正因如此，曾国藩才会坚定地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在用人上则完全奉行“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正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湘军最初编练的军队，其兵都是农夫，其将都是书生。”湘军的兴起为晚清军人社会地位的凸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军人化的士绅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湖南人，摇身一变，化为中兴名臣，成为晚清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儒生“武士化”，还是武士“儒生化”，都是两种身份的跨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身份跨界，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秩序的失范和传统军事体制的更张。上至翰林，下至生员，人人喜言兵事。值得注意的是，浏阳谭氏宗族与湘军并无交集，让人难以理解。其族人跟随湘军外出征战者几乎没有，立功升官者更是罕见。谭嗣同倒是给出解释，“浏阳县于山谷间，耕植足以自存，民颇宠谨，不乐去其乡，更数世老死，不见干戈。故应募从军，视它县无十之一，而以能战博厚资大官，亦鲜有闻焉。吾谭氏又衰族，丁男始得逾二百，尤惴惴不敢远出”。谭继升兄弟与浏阳士人走得比较近，其中有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谭继洵考中举人不久，就面临太平天国起义，他没有像当时许多湘籍士子那样，选择投笔从戎，在纷乱的世道里建功立业。他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读书考试这条路，始终怀有一颗守护名器之心。
此后十年里，谭继洵在浏阳等地以教私馆为生，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会试。咸丰九年（1859）是谭继洵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湖南向来文风凋敝，进士、举人的录取率低于其他省份。在这种环境下，科举考试的竞争异常激烈。咸丰朝由于战乱影响，乡试屡次停科或延期，清廷出于稳定社会的目的，各省乡试增额的次数和数量都有大幅的提高。这一年三月，谭继洵赴京参加己未科会试，中贡士；次年四月补殿试，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学习期满后，补授户部广西司主事，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官僚生涯。谭继洵成为京官后，即移居京城，携长子嗣贻随侍。徐夫人也于同治二年（1863）携二女一子赴京，谭家开始在北京定居下来。
我想象着，那是一个怎样的清晨，承载着一个家族数代人的梦想，谭继洵离开浏阳。街道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照明，街道两旁堆砌着灰色的矮墙，也看不见人，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他站在船头，透过清澈江水浮起的一层水汽，望着那座略显破败的门楼渐渐消隐于一株巨大的老树之后。水中的青天湛然无咎。上善若水，天道酬勤，勤俭无奢，淳朴如古。今日回望，总觉得那些在时间里行走的旧影，有着不为人理解的执念与执形，动摇不得。两千年来，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为谭继洵之辈点燃圣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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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三日，一个平淡的、既无奇灾亦无异象的日子。当日前后为雨水节气，象征着人间时日开始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人如草木，又不及草木。草木没有虚妄心，人有；草木抵得过一个王朝的坚固长久，人却抵不过一世枯荣。所以说，人比草木脆弱。那段日子里，北京城里的官员士大夫和老百姓最大的谈资，无非是奕被免去议政王及一切职务。奕不是旁人，是那个在辛酉年（1861）里，凭一己之力将慈禧送上青云之巅的男人。奕下台了！没有比这更值得让人嚼舌头根的事，各种版本的传言飞来飞去。天子脚下说起宫闱秘辛，就像是在说胡同里的那点事，过的是嘴瘾。
那一天，谭府上下也忙得不可开交，又添男丁，此男丁便是谭嗣同。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烂缦胡同。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也即“懒眠胡同”。菜市口地区是彼时京城的交通要道，蛛网交错，南纵北横，而烂缦胡同便是其中一条。这里地方会馆林立，像一颗颗棋子散落于胡同。行走于此，经常会有南腔北调的官话不知从何处传来。清人赵吉士描述：“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六个会馆，其间花团锦簇，煞是热闹，故改此名。
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面前，人是第一要素，而要使一处建筑焕发活力，就必须不断地及时寻找他的主人。所谓有主之物，看的是主不是物。主人的声名，要能够超越金石之坚、砖瓦之固。不然，人朽，物也随之湮没。谭嗣同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时运使然，人奈何之。惊鸿一瞥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仿佛命中注定，却又令人不胜唏嘘。在谭嗣同前已有兄姊四人，均为徐氏所生。因其于祖父谭学琴谱内行七，被称“七公子”。在谭嗣同的童年时代，母亲徐夫人对他的影响最大。徐氏深受传统礼教的熏陶，把服侍丈夫、抚养子女和管理家人作为自己的唯一责任，属于旧式贤妻良母式的中国传统妇女。
谭嗣同在他的自述中，每每触及先母，都会惊颤和痛惜。他写道：“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蔓操笞不少假贷。”旧戏文里的母亲好像用了同一张面孔，不知她们是因为做了母亲才这般，还是因为她们是女人，生来便如此这般。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可又不一样。在时代的缝隙里，她们是灰扑扑的影子，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可是在谭嗣同心里，他对于母亲、姐姐们，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闰，始终抱有怜惜之意。谭嗣同深情地回忆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先夫人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她对子女寄予厚望，如果违反家风、礼节，她会严厉训诫。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的小事，她也会恰当地给予指引。她经常当着儿女的面说起自己所经历的贫苦往事，让子女知道衣食无忧的生活来之不易。在那篇写给母亲的祭文中，谭嗣同把徐夫人描述为一个勤于吃苦、不苟言笑的严母，孩子们犯下过错，她会毫不留情地体罚。
以至于谭嗣同读书时，内心对于老师所说的父严母慈一说，存有深切的疑惑。母亲的教育极为严苛，她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遵守祖父开创的谭氏家风。这个深受伦理法则影响的女人，又用这种伦理法则教育子女。她要求自己的儿女，既要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要不忘社会责任。徐夫人的言传身教对谭嗣同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们虽然出身官宦之家，贵为公子，却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中国人的性格养成，通常是扁平式的积累过程，与巍巍然的伦理相互成就。母亲灯下劳作的身影，与人为善的品行，性格上的坚毅，所有这些构成了谭嗣同的性格史。
母亲，通常是我们生命天空里恒定的北极星，她的光芒，指引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从谭嗣同记事起，母亲忙碌的身影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父亲在朝为官，收入颇丰，本不需要母亲如此辛劳。可他的母亲根本就不像一个官太太，甚至还不如浏阳城里地主乡绅的大房小妾活得安逸。餐桌上从来都是粗茶淡饭，每餐不超过四个菜。身上穿的布衣虽然洁净，但补丁摞着补丁。一日，家塾先生闻得一墙之隔，纺车轧轧，彻夜不休。第二天，先生就问谭嗣同：“你家的婢女用人如此辛劳？”当谭嗣同告诉他是自己的母亲时，家塾先生大为惊叹：“你父亲在朝为官十余年，位居四品，你的母亲却没给自己放松享乐的时间。如果你们嬉戏惰学，不思进取，又怎能做到心安？”
从那以后，谭嗣同变得愈发勤奋。每当怠惰偷懒时，机杼声便会在耳边响起，让他不得安宁。他不仅白天用功，晚上也温习功课。琅琅的读书声和母亲摇动纺车的轧轧声交织在一起，如同优美的夜曲。如果有可能，谭嗣同宁愿像母亲那样，做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自食其力者。
谭嗣同七岁那年，他的大哥嗣贻娶浏阳黎氏之女，徐夫人挈长子返浏阳完婚。因路途遥远，旅行不便，遂将谭嗣同留在北京。临行之日，谭嗣同和家人到卢沟桥为母亲送行。这是他第一次远别母亲，谭嗣同强忍泪水，默然无言。那时的他虽然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却比同龄人情感来得浓烈。母亲走了好远，回头看他，他仍站在那里不肯离去。母亲离开后的一年中，谭嗣同思亲难抑，生了几场大病，形容消瘦。待到第二年母亲回京，看见他瘦骨嶙峋的样子，不由心疼，问他是否想念自己所致，他却想到当初与母亲的约定而矢口否认。不苟言笑的徐五缘也被儿子乖巧惹人怜的模样逗笑了，颇为欣慰地对旁边人道：“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
徐五缘嘉许了儿子，这个倔强自立的女人将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投射于儿子。你若自立，我便死得安心，她用极度的不安全感勉励谭嗣同自立。谭嗣同后来养成的一身傲骨皆源于此，而凡事易张难弛也变成肌肉记忆存储于他的身体。无论何时，谭嗣同始终保持着一种孤身立于危地的凛冽之势。
母子间其乐融融的温情画面，永远都无法定格。随着父亲谭继洵地位的不断攀升，谭家内部原来比较简单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封建官僚和商贾，都有买妾的风气。《李兴锐日记》中就有谭继洵为李找妾的记载：“敬甫知余将置妾，而择年在二十五岁上下。适有送婢求卖者，敬甫邀余一看，遣之去。”置妾不同于娶妻，带有浓厚的买卖性质，妾的出身也往往比较低下。置妾，大多时候置的不是情感，而是门面。科举的成功使谭继洵获得了入仕的资格，意味着他的儒生地位得到了朝廷的承认。而与之相匹配的享乐成本也水涨船高，纳妾算是功名之士的标配。更何况还是京官，生活上的配置更是马虎不得。马配鞍，剑配匣，辜鸿铭说的“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将女人物化，是那个时代最丑陋的部分，值得用一万吨的文字去批判。
谭继洵到京城为官后，像大多数官僚那样，开始忙着为自己置妾。他完全不用顾及家中发妻的感受，此等境况，谁也说不出什么。而那些在私人生活上无所作为的官员，反倒成为世人奚落的对象。仿佛他们纳的不是妾，而是一件披在身上的华美锦袍，如同插在功名躯体上的一面旗帜。肉身，就像是他们养起来的一件玉器，玉不离身，身不离玉。反复擦拭，日夜揣摩，养出油腻。
成年后的谭嗣同念及母亲，总是愁肠百结。一个女人苦心经营的家庭氛围，在现实世界里不堪一击。她只能像剧情陡变的家庭剧里的女主人那样，保持忍辱负重而又沉默的姿态。同治二年（1863），徐夫人带着子女辗转数千里，从浏阳乡下来到北京。而此时，谭继洵已娶直隶顺天府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女子卢氏为妾。卢氏年方二八，比谭继洵年轻二十四岁，他成了谭氏的第一房侧室。在谭继洵所娶四妾中，卢氏年龄居长，聪慧明秀，很快便为这个家庭添上一子，得到谭继洵的宠爱。同治十一年（1872），谭继洵又娶四川女子张氏为侧室，张氏也生有一子，名嗣。在谭家，卢氏与张氏分别被称为“大姨太”和“二姨太”。
古人有言：“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旧时纲常伦理，面目板正，寒气太盛。小妾在旧式家庭里的地位较低，按照旧制，“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并规定不得以妾为妻。大红灯笼高挂处，人的心思，密如浮埃，身在其中，谁又能逃脱哀愁。妻妾、嫡庶之间的倾轧，有时会异常尖锐。于是，有些家训中还将此录入其中：“素相敬爱之伉俪，因妾生嫌，渐至反目。妇已有子，自可毋庸置妾。先贫后富、先贱后贵者，尤所不宜。”谭家情形也不例外，谭继洵与徐氏算是贫贱夫妻。谭继洵功名无成时，徐氏与他患难十余载，后又随其迁来京城十余年。一个女人能够付出的，徐氏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谭家。然而经此变化，夫妻之间难免龃龉，感情日渐淡漠。
谭继洵宠爱他的小妾，徐氏自然受到冷落。浏阳会馆里经常会传出徐夫人与卢氏的怼怨声，恨屋及乌，两人间的怨怒很快便转嫁到子女身上。徐夫人在世时，卢氏尚有忌惮，不敢过分造次。谭氏夫妇及妻妾之间的不和，使年幼的谭嗣同置身于幽暗的气氛中。人虽幼稚，却心有不甘，常常生出戾气。人生最初见识到的争斗与凶险，便是屋檐下的亲情。家庭生活对于孩子来说，一饭一蔬，一敬一怒，温润人心，也摧毁人心。谭继洵在京师户部任职十七年，正值“同治中兴”时期。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轮番冲击，大清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谭继洵所在的户部是中央政府管理全国户籍和财政经济的机关，在太平光景里，当是京官们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可是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财政枯竭，又当别论。
谭继洵虽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但他身上背负着家族的厚望。或许是苦难的打磨，让他对世事人生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谈农政于理财之日，谈榷政于兵燹之后”，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官场就是一个文人最后修炼的道场。谭继洵是个务实之人，处世谨慎，行事稳重，非常人能及。拆东墙补西墙的职务，看上去像是在收拾烂摊子。可是对谭继洵来说，却是最合适的角色。他在户部衙门担任农曹时，曾于人前慨然曰：“农曹者，度支所总，国用民生所系也。”
即使做个不入流的七品小官，谭继洵也要让自己做到熟悉掌故、通达机宜、恪守本职。为官，本来就是为人之道。官场混沌，人神鬼魔共存，但官事还是人心镜像，有一套既定的生存秩序，终途还是明心见性。事实证明，一个心细如发的人，通常要比那些粗枝大叶的莽夫更懂得因势利导地解决问题。谭继洵有着高远的政治理想，小小的农曹职位怎能匡定他的才华？他日夜用功，光是专业书籍就储备了数万卷，同时又多方搜集舆论，了解时势，很快便达到了“博综掌故，精熟食货”的程度。在今日之我看来，谭继洵用儒学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是值得怀疑的。而在彼时的谭继洵看来，他所做的，乃理所当然之事，不止一个循吏和名儒曾经这样做过。大学士翁同评价他“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喜欢按部就班，凡事不愿为天下先。一个中规中矩的、以君子自期的文人士大夫。自适其适，适得其所。在多数人的眼里，他们是没有棱角、谨小慎微的官员。
自古饭碗难捧，君子忧道亦忧贫。一身才华换不回三菜热汤，并不是稀罕事。谭继洵的境遇还过得去，为政既不混沌，也算不得清简。十余年间，他先后在户部下属八旗现审处、井田科、捐铜局、收铜局、捐献局、军需局等处任职，他几乎将户部机务尝试个遍。同治十一年（1872），升补户部山西司员外郎，两年后，又升补山东司郎中。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谭继洵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以东通州。直隶通州向来为南北漕运的终点，每年数十万石漕粮在此交卸入仓，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供应着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是京师之地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办理漕政事务虽然劳体伤身，但也是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乃常有之事。谭继洵在坐粮厅任上，连续三年因办运出力而受到嘉奖，奉旨专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
谭继洵任职通州不久，全家随之迁往北京以外四十里的通州城。此时，次女嗣淑已于几年前嫁给广西灌阳进士、翰林院编修唐景崶，随唐家住在京城；长子嗣贻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考举人；而嗣襄、嗣同仍随欧阳中鹄在家塾读书。看到孩子们上进，谭继洵非常欣慰，对他们的教育也愈发上心。月色昭昭，谭家儿女读书喧哗的声音遥遥传来，大地似乎有一种朦胧的回音。
3
光绪二年（1876）春天，京城陷入一种死寂，那是让人濒临死亡的幽寂。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地上的每个人都浑身流汗，感觉全身成千上万的毛孔都张大嘴巴，拼命地呼吸，每一张嘴巴，都流出有毒的黏稠汁液。一夜之间，一种叫作“喉风”的传染病，恶风似的刮遍京城的犄角旮旯。因缺乏医学知识和有效药物，疫情如虎狼隳突，四处撕咬，有人死去，有人生不如死，全城谈疫色变。在谭嗣同的记忆里，因此病死亡者众多，每日出城的棺材使城门的交通为之阻绝。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所以史书不载。凡是记载下来的，都是波及面较大、后果严重的瘟疫。这场瘟疫对于谭嗣同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写这段文字时，正值2020年的春天。是春天吗？我不敢确定。楼下小区的花开了，一簇簇开得让人心惊。春节以来，我就没出过小区的门，一场名唤新冠的疫情将我困于家中。坐久了起来活动，数着从卧室到客厅八步，从客厅到卧室八步。走多了，让人心浮气躁。从每个晨昏颠倒中醒来，下意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关注疫情数据的变化。手机不敢拿久，各种信息让人如临深渊。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人的其他情绪能力突然都失灵了。事到临头才发现，我可真是个惜命的人啊！还好文字可以修改，使它事后看上去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太平。可见文字比人心更不可靠。纵观历史，人类文明总是与瘟疫相伴而行。疫病，从来就是人类的天敌。它掀起的灾难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人性的光辉，也照见它的丑陋。
谭嗣同事后也写：光绪纪元二年春，京师疠疫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梗塞不通。瘟疫暴发不久，已经嫁作唐家妇的谭嗣淑染上了“喉风”，病情很快恶化。唐家人害怕被她传染上，不敢近前照看。徐夫人闻讯，爱女心切的她立刻带着大儿子谭嗣贻由通州进京照料。本来“喉风”是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是由病者飞沫或别人跟他直接接触而传染的，应该进行隔离治疗。可是徐夫人和谭嗣贻等却缺乏这种卫生知识，恐怖的瘟疫也没有放过这个善良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徐夫人与长子谭嗣贻也相继病倒。
几日之内，徐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相继离开人世。
一月二十九日，年仅二十二岁的谭嗣淑病亡；
二月一日，徐氏病故，终年四十八岁；
二月二日，年仅二十三岁的谭嗣贻也病亡。
虽说人生枯荣，是常事也是大道，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至亲之人的离去。真个是“五日三丧”，谭家陷入绝望之境。对于尚未成年的谭嗣同来说，亲人的相继死亡成为横亘于他心头的阴影。然而，灾难向来欺负人，它从不怜悯人。十二岁的谭嗣同也病倒了，气息奄奄，生死难料。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家里又出现了天花，嗣也撒手人寰。谭继洵本人和全家其他人也都患病或身体不适，人人自危，如陷命运的深渊。
谭继洵在写给兄长继升的信中用绝望的语气哀叹：“此时弟病，颇觉自恐，又传赞（嗣贻之子）、嗣嘉、嗣，均出麻疹；少奶奶、第二妾、嗣彭（即嗣襄），体均不适，此刻诸事，无人料理……弟此时苦况，不可言！不可言！”谭继洵自觉活不下去，他忧虑的是，自己死后，家也就跟着散了。徐夫人不在了，两个小妾又向来不和，将来恐怕难以共处。在这种心情驱使下，谭继洵甚至为自己拟好了一份遗嘱，并将后事托付于长兄谭继升。谭继洵还将家产做了分割：田产银钱，作四股均分：传赞一股，归少奶奶（嗣贻之妻黎氏）承管；嗣彭一股，伊自承管；嗣同……亦分一股，归大姨太（卢氏）承管。他甚至为两位年轻的姨太太想好了退路，愿守则守，愿嫁则嫁。不愿守节者，帮她寻好人家嫁了，不可索聘赀，其衣服首饰，均令其带往，每人再各给陪嫁礼金五百两。谭继洵也算是个情长之人，由此可见，他对两个小妾有着发自内心的宠爱。
谭嗣同的病情极为凶险，死神游荡于头顶上方三尺，几欲落下。谭继洵开始张罗为谭嗣同立从子。还没结婚，不能绝后。由于害怕传染，谭继洵带领全家在通州另外赁屋居住，谭嗣同处于半隔离状态，只留下卢氏在坐粮厅衙署照看。据说卢氏生怕传染到自己，对病入膏肓的谭嗣同不闻不问。“喉风”肆虐之下，丈夫尚且不敢靠近发妻，卢氏作为庶母，不愿近前照顾染病的谭嗣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世事不堪，使得人间的真情也打了折扣，更何况那些本就不牢靠的感情。
谭嗣同独自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不进，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所有人都断定他万无生存之希望，没想到这个十二岁的浏阳少年竟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他在那个苦寒无比的春天苏醒过来，如草木再生、燕雀北归，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多年后，那个睁眼醒来的早晨历历在目，让当事人感念不已。
谭嗣同苏醒过来，面对母亲和兄长、姐姐的离世，他悲恸万分。光影纷乱，时空不在，肉身被一股寂灭环绕，是大悲苦，是大哀愁。睹物思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不在的家，已算不得真正的家。陪伴在谭嗣同身边的是他的老师、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为他熬药喂汤，纾解情绪，让他的身体慢慢康复。谭嗣同自一月下旬开始发病，直至四月中旬还无法起床，可见病情之严重。关于这场灾难，谭继洵写道：“幸嗣同于万死之中，幸获一生。”他对嗣同奇迹般复活感到兴奋，也感到意外。死而复生，人岂有两条命乎？不，应该是生而复生，这孩子将来或许能有一番作为，谭继洵沉浸于对儿子未来的美好想象中。为此，他给谭嗣同起了一个表字，叫作“复生”。
对于生而复生的谭嗣同来说，真正的人生悲剧才刚刚开启帷幕。那日，我读刘亮程的小说《本巴》。那里每个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大人在游戏中变成孩子，最终回到母腹。于是，想到谭嗣同。他的生而复生，他的早逝，都像是活在江格尔的本巴地区。可现在，他的母亲死了，他又该回到哪里？
徐夫人过世后，谭继洵虽碍于封建礼教，没有将卢氏扶为正室，但赋予其处理家务、照管嗣同兄弟的责任，卢氏取代了徐夫人在家中的地位。待到谭嗣同从死亡的边缘苏醒过来，环顾四周，发现家中已不复往日温情。朝夕之间，自己在这个世上失去了三位至亲之人：母亲、大哥和二姐。母亲的位置由卢氏取而代之，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在她的管制之下，看她的眼色行事。谭嗣同在自家的屋檐下失去了精神庇护，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将伴随他的一生。
死亡之神在谭嗣同心灵上投下的阴影，让年少的他体验到了命运残酷的一面。时隔六年，当他从京城回到浏阳老家，仍悲痛难抑地写下“谁知骨肉半人鬼，惟有乱山终古青”的沉郁之句。当时空转场，所有真实发生过的情感会加倍附着于人心。痛者恒痛，快者恒快，时间堵住了所有可能打开的出口。母亲徐夫人的早逝，将谭嗣同推向了早年人生的至暗时刻。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在童年时遭受的精神创伤就像命运烙下的胎记，一生都难以洗去。谭嗣同在自述中记录那段岁月：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他说，他心底的忧患，不知该向谁倾诉，它像烈火，不停地焚烧他的心。
谭嗣同年纪虽小，却是一个横逆不顺的孩子，愤愤之情，常形于色，毫不修饰与遮掩。大多数人看来能够忍受之事，他都无法容忍，经常将心中的愤懑表露于外，包括对卢氏的不满。这种不满更多来自母亲在世时，正室与妾室的家庭矛盾。谭嗣同与继母卢氏的关系也接续了这一矛盾，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
人性总是多面的，在趋利避害的情况下，蛰伏在人性中的恶力会异军突起。卢氏见无法压服嗣同，往往会哭着求助于谭继洵。在封建礼法下，卢氏毕竟是继母，而谭嗣同的横逆不顺则有些不近情理。其结果必然导致“复生失欢于敬帅”，父子关系迅速恶化。谭嗣洵当面训斥嗣同，嗣同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自己在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这一切，被他身边的老师欧阳中鹄看在眼里，但一个外人无力改变这一境况。
人生实苦，咫尺万状。谭嗣同的境遇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个案，而是封建制度下发生的一幕家庭悲剧，带有普遍性。谭继洵、卢氏和谭嗣同，都是悲剧世界里的悲剧人物。至于这场悲剧的细枝末节，已经被一层层的文字和情绪覆盖，难以见识真面目。
对于谭嗣同来说，家庭的温暖随着母亲的过世而散去。他剩下的少年时光，都将在这种令人痛苦的环境中度过。谭嗣同体验到了世俗生活的冷酷一面，也让他对家庭之间的情感生活产生凄苦的感受。这种感受，谭嗣同很少在其他作品中直接表现，却在他二十四岁时所写的《三鸳鸯篇》中有着肆意的流露：
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纬啼井栏。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锵锵。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夫怒啄雄，雄去何栖，翩然归来，闭此幽闺。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不如万古一丘，长偕三白首。幽闺人去灯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
夜深露重，一轮被秋风洗白的残月悬于中天。往事如云，只觉得母亲弃世而去，是因为父亲的薄情寡义。谭嗣同显然是在影射父母情感生活的遗憾，因妾室的介入而成了一幕悲剧。他多么希望这个悲剧能够在现实里得到弥补，但不幸母亲含恨早逝。希望变成了幻想，他只能幻想母亲幸福地长眠地下。人来到世间，最初的收获来自母亲，最初的源头也是来自母亲。人无论如何，也要回到母亲那里。如果不能回到母亲那里，就无法回到天地大道那里。
自己的最初在哪里？母亲生养他，却无法与他坐在这里对话。每念及此，谭嗣同的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水远山长，音书难寄，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最后却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噩梦。少年时留下的精神创伤，往往对人的性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人的性格有一套破解的密码，打开它的那把钥匙，一定藏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某个抽屉里。旧时大家庭中，类似谭嗣同经历的少年极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痴骨千年同一束”，这样的句子读来，令人寂寥情伤。
谭嗣同后来在其《仁学·自叙》里提及他的家庭：他从少年到壮年，“遍遭纲伦之厄”，尝够了纲常伦理带来的诸般痛苦，不是活人能够忍受的，好几次差点死去。这段痛苦的经历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更加轻视自己的生命，认为人空有一副躯壳，除了利人之外根本不值得珍惜。很多时候我们认知世界，洞悉人性，往往都是从自身出发。幸好，他有远大的志向，愿意为之奋斗与牺牲。
生忙忙，死茫茫，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给谭嗣同带来的伤害是铭心刻骨的。人去灯寂，秋凉水寒，泼染了他性格中的悲怆之色。小小年纪，陡然生出与年龄不符的忧患。春风秋雨，幽鸟啼霜，深沉的忧苦不时袭来，让小嗣同痛彻心扉。“夫忧伤之中人，有飘忽冲荡，缠沈盘蛰，挟山岳之势，挈烈风雷雨之暴，举血气心知所能胜以干事者，猝不能当其一击。”后来谭嗣同的诗文中出现的悲苦之音，大多与此经历有关。
但谭嗣同并没有在精神痛苦中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迷失者，生活的突然变故反而激起了他的抗争意识，并转化为性格中坚硬的部分。同时，他感受到来自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捆绑，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怀疑和反抗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