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地社会的发展与丧葬文明的风水遗存

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早期中国是一个类似“满天星斗”的文明整合格局。中国文明起源有六大区系类型，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三大块。北方（黄河流域）先是夏商周，而后是秦晋齐并列，南方（长江流域）先是蜀楚吴，而后是蜀楚越并列。中原文明作为一种“次生型文明”，受到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及治理洪水带来的文化交融，“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汇集中原，形成了最初的‘中国’”。统一的秦汉王朝最终促成了从“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到“现实的中国”之“一统多元”格局的形成。中原文明之包容、开放、多元的特征，很早就波及东南沿海“四夷”区域，而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隅正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结点与桥梁。[1]张光直推测，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华北、华南等地“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2]严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则强调中原地区是花朵的中心，起领导作用，周边地区的文化传统则是层层花瓣。[3]

远古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不仅自身存在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折叠着较中原更为复杂的文化区系，一直是多族群、多支系融合和互动的区域。早在约公元前4500—前3000年，福建“壳丘头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平潭岛壳丘头贝丘遗址、金门富国墩遗址和金龟山遗址）的陶器和磨制石器，应该来自河姆渡的移民文化，其中金门富国墩的陶器与台湾大坌坑文化也有内在的联系。从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昙石山文化和公元前2300—前1500年的黄瓜山文化来看，在东南部的稻作文化区，福建、澎湖、台湾本岛三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换网络和文化联系，原南岛语族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南迁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与古人对海洋生计方式的适应性有密切的关系。[4]

当然，福建住民的主体部分源于汉唐时期以来中原、北方汉人的历次南迁和繁衍，以及同“重巫尚鬼”的闽越土著（先住民）的族群融合和文明交流。[5]作为南方区系类型的东翼，其文化类型的深层结构更受到作为“重瓣花朵”中心的中原文明的主导性影响。但华夏文明主导时代的汉人持续南迁的运动，其实是对史前文明时代东南部的人口南迁运动的新型延续，继续讲述着生态、资源和人口压力的生存悲歌，讲述着中心—边缘地区之间的文明交流的历史故事，其文化底色不能不带有某些海洋性的、开放性的精神特质。在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入闽移民逐渐适应了地域的生态环境，与在地“巫教文明”相互交错，相互嵌合，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惯和注重神灵祭祀的传统。而入闽汉人的集体文化记忆形式，长时段地影响了地域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变迁进程。

本章利用族谱、考古文献及田野调查，关注风水观念与信仰于在地社会中的存在生态和发展轨迹的问题：在边陲（相对于政治和地理中心的“周边”）汉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中，风水观念与信仰同入闽汉人“土著化”过程如何形成有趣的文化关联？风水观念与信仰在促成闽中汉人对移住地本土认同以及社会秩序的构建方面扮演了什么样的文化角色？边陲汉人如何借助风水观念与信仰，改变并重编闽越土著有关神灵祭祀的原声音频，完成“省方设教”和“因土成俗”的象征意义的转换？

[1] 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6—23页、第94页。

[2]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8—159页；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64—344页。

[3]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4]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17—218页、259页。

[5] 关于福建居民历史渊源和中原、北方士民南移的过程，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