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的指数级增长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着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各类数字化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促使传统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快速变革，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产业革命按下了“加速键”（李海舰等，2020），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裴长洪等，2018）和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UNCTAD，2019；陈晓红等，2022）。十九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实现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赋予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路径，亦是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新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命题（陈晓红，2020）。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企业自身治理机制，以及内部管理的系统性变革，改变了产品生产流程、企业运作效率、资源组织方式和现在正在改变、将来可能更快变化的商业模式创新（George et al.，2016；刘洋等，2020；陈春花等，2019），成为企业适应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市场竞争必须做出的战略抉择。

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李海舰等，2014），需要长期、持续、执着的投资，以及相应的内部管理方式调整，根据企业自身的行业属性、资源禀赋、工业基础、业务环境、收入成本等寻找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字化转型路径（陈冬梅等，2020）。而转型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企业数字化投资成本随着业务量上升和下降的变动幅度是不对称的，也就是存在成本粘性现象（Anderson et al.，2003）。已有研究认为，中小企业规模较小、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实行数字化投资后，具有较高的调整机会成本，从而可能形成成本粘性，挤占企业可用资本规模；而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额大，具有较高的调整成本，表现为更高的数字化转型成本粘性和更高的数字化“统治力”（韩岚岚， 2018），同时，市场中如果存在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数字化经营者时，市场外的潜在进入者会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和进入壁垒，市场外潜在厂商进入该市场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孙武军等，2006），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和形成垄断市场的风险（Rochet and Tirole，2008；苏治等，2018）。显然，数字化转型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变革，推动难度好比一口气“突破了、顶住了，可能就是一片新的天地；有时候没有过去，又回到起点”。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认为：“每年考虑数字化转型投入都是他最艰难、最焦虑的时刻，数额大至每年投几十亿。”每位管理者都深知“这项投资没错，但无法预知结果。焦虑就是未知”。回首已经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其领导者认为自身是被逼的，不得不做出数字化转型的选择。换言之，企业面临“投资风险高、不投资等死”的“数字化转型困境”，这是本章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出发点。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载体。从经营管理结构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动态发展；从软件技术层面分析，是数字化管理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组织、生产、管理、经营等各方面的应用，赋予企业对大规模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有效捕捉市场信息和预测市场供需动态变动，实现“生产”和“销售”决策的准确、高效匹配（Maas， 1999），降低搜寻、生产、管理、交易成本（Borenstein et al.，2001）；从硬件层面分析，数字化硬件应用不仅催生了一个新兴的数字化硬件制造业，而且推动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标准化和智能化，进而逐步打破工业化管理依赖路径（肖静华等，2015），实现企业生产管理结构从管理形式到管理能力的根本性变革（陈剑等，2020）。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经验参考和推动力量（许恒等，2020）。IDC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已有67%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但受制于管理能力变革的滞后性、企业资源禀赋和生产流程与数字技术的耦合性，中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并不显著（埃森哲，2020），其中，成本粘性高、企业转型能力弱、成本高、周期长成为导致这一后果的主要因素。因此，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行为的粘性特征，探索其内在机制和一般性规律并加以利用，对于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图1-1 企业数字化软硬件投资成本与数字化收益

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投资、技术研发应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体现为数字化软件和硬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过程，如何合理地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数字化转型和扩大再生产之间配置资本，是企业制定生产投资决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如图1-1（a）所示，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企业中，数字化软硬件投资对数值的中位数约为4，数字化销售对数值的中位数仅为8，前者约占后者的50%，可见，投资产出比例较高，且数字化软硬件投资存在较高的离群值，部分企业选择高额的数字化转型投资；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本对数值中位数约为7，即数字化软硬件投资所带来的成本额的提升相较于销售额较低，可能的原因来自数字化应用降低了采购成本。因此，企业会根据自身经营状况调整数字化投资成本，如图1-1（b）所示，其中，横轴为企业数字化成本变动额，纵轴为企业数字化收益变动额，直线为一阶拟合线，企业数字化成本变动和收益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较高的数字化产出增长会给予企业扩大数字化投资的激励。然而，较高的数字化软硬件投资额也意味着企业无法将大部分数字化收益投资到扩大再生产中；较高的数字化成本额同时挤占了企业传统业务的净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可以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资产规模。由此可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投资是个长期的过程，调整成本和成本粘性较高，企业经营管理风险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提高，继续投资“破釜沉舟”，还是“坐以待毙”不进行转型，成为企业数字化经营投资面临的重要困境和现实问题。

相对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理论研究比较滞后，数字化环境下企业转型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戚聿东和褚席，2021；Adner et al., 2019），现有的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行为和成本模式的研究仍处于理论探索和案例研究阶段，缺乏规范的实证结果支撑和经验证据（陈剑等，2020）。具体而言，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行为和规律特征的研究较为匮乏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的缺失和较难获取，已有研究使用的A股数据无法捕捉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特征，而这部分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表现却能够真实体现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状况和困境。基于第一个国家级“两化”融合示范区内企业连续6年数字化转型动态调研面板数据的分析，为本章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本章有关解释和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理论依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投资决策倾向，以及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对数字化成本粘性测度、形成内在机理和一般规律的初步探索，为企业是否进行/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决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也为企业从“被迫转型”向“积极变革”过渡的数字化发展，为各地政府深化“两化”融合、制定精准的激励机制、优化扶持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借鉴和有益判断。

目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研究亦较为少见，与李婉红和王帆（2021）、廖飞梅等（2019）、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等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①基于动态博弈思想，结合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情况，参考杨其静（2011）的做法，对Bertrand模型进行扩展，刻画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行为和“转型困境”，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粘性的特征规律和形成机制，探讨规模较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倒逼”效应，为微观企业层面的成本粘性特征和“数字化转型困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②基于全国第一个“两化”融合国家示范区内1950家工业企业连续6年的动态调研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剖析异质性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投资行为、成本粘性规律和内在运行机制，为成本粘性的规律探索和面临两难决策/困境时的行为模式提供经验证据。③根据Anderson等（2003）、Noreen和Soderstrom（1997）的粘性估计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粘性进行测度，并参考Powell（2020）的分析方法，从数字化总成本粘性、数字化运营成本粘性和数字化劳动力成本粘性等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呈现的愈加明显的粘性特征，从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成本粘性特征转变为表现出负面影响的粘性特征过程，以及其达到峰值的所在区间，为制定精准的激励政策体系提供了实证支持，使研究结果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