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实证检验

一、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表2-3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第（1）列和第（4）列在没有加入控制标量的情况下，第（1）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2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4）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5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第（2）列和第（5）列中，在加入企业和地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宗族文化对转型规模和转型强度的影响保持稳定。第（3）列和第（6）列中，在加入企业、地区宏观层面以及行业、年份控制因素后，第（3）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6）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10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和地区宏观因素影响后，在地区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意味着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有形资源效应可能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思想意识和宗法观念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种类也在不断丰富，为了打开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本研究从转型类型、转型多样性等角度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内容为统计企业数字化的细分种类，例如当年公司的文本内容为“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云计算、大数据”5项，则转型类型标记为5。同时参考现有研究（Tan et al.，2021），企业转型多样性采用（1-赫芬达尔指数）获得。

表2-3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保留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样本企业情况下，表2-4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的影响。第（1）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类型的影响系数为-0.09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参与了更少的转型内容。第（2）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多样性的影响系数为-0.01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内容更为单一。参考现有研究（吴非等，2021），本研究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内容划分为技术开发[5]与技术应用[6]，一般认为技术开发周期长、风险高，而技术应用则风险相对可控。结果显示，在第（3）列中，宗族文化对技术开发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4）列中，宗族文化对技术开发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83，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与之对应的第（5）列和第（6）列，宗族文化对技术应用（规模）和技术应用（强度）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开发而非技术应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开发周期长、风险大，而宗族文化影响更大的地区企业更多选择风险小和见效快的技术应用类数字化过程。

表2-4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结构特征解析

续表

二、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传导机制

宗族文化强调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认同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从强化用人的差序格局、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参考现有研究（Tan et al.， 2021），本研究选取董事会成员的姓氏的集中程度作为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姓氏纽带度量指标，表2-5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姓氏集中程度。第（2）列和第（3）列显示董事会治理结构的姓氏集中度特征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结合中介效应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分别为-2.27和-2.37），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强化了当地企业在用人方面以姓氏作为主要宗族联系纽带的差序格局特征。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往往需要多样性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姓氏为特征的选人用人模式无法满足数字化过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表现出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表2-6从地理范围角度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董事数量作为企业人才国际化的度量指标，表2-6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用人国际化意愿。第（2）列和第（3）列显示人才国际化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结合中介效应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分别为-4.66和-3.67）。一方面，引进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才在给企业带来数字化转型的新鲜资讯、专业知识和技术引进的同时，也从文化层面为企业带来开放包容的文化重塑效应，从而显著不同于宗族文化所强调的乡土意识。这意味着宗族文化强化了当地企业在用人方面以本土人才作为主要宗族联系纽带的特征。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企业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而强调地理特征的治理模式无法满足数字化的要求，表现为地区宗族文化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表2-7从风险规避角度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创新投入作为企业风险偏好的度量指标，表2-7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第（2）列和第（3）列显示创新投入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结合中介效应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分别为-12.71和-11.95），表明宗族文化强化了企业风险规避选择，进而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是包括企业数字化投资在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另外，创新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创新投入的减少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表2-5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差序格局

表2-6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人才国际化程度

表2-7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风险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