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农业农村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保障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促进农民福利跃升的题中之义。2020年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得以实现，乡村振兴更加朝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目标大步迈进。然而，“三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严峻，成为提升农民福利、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阻滞。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要素上突出表现为农村发展所需的人才、科技和金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农村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中具有基础支撑地位和引导杠杆作用。然而，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行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直接决定了金融的“二元性”。一方面，相较于农村地区单一的传统经济部门，城市多元化的现代经济部门更能吸引金融资源，产生资金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净流出的局面，也带来了农村金融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金融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金融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从业人员数量等指标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如何通过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增进农民福利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农村经济和社会转型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有必要在时空视角下探索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农民福利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把握二者耦合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有助于优化调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政策、增进农民福利，推进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本书从时序和空间的维度出发，对全国各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
2000—2019年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水平、农民福利进行测算与分析，并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系统研究，继而分析影响两个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因素以及二者的耦合机制。首先，本书以金融资源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以及福利经济理论为基石，以金融地理学相关理论和系统耦合理论为支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发生耦合协调关系的必要条件以及二者的耦合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其次，本书基于静态耦合协调度模型、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全国各省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耦合协调水平，同时利用超效率Slack Based Model（SBM）模型、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等效率测算方法，非参数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等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归纳总结近20年来各省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及效率、农民福利水平以及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再次，基于前文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演变的研究，综合已有文献对本书研究对象影响因素的探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最后，构建耦合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机制。
本书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整体实现耦合协调发展，其协同演化关系得到改善；静态耦合协调高值省份对周边省份的静态耦合协调关系有改善作用，而动态耦合协调高值省份却会恶化周边省份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样本期内静态耦合协调度由0.240提升至0.595，耦合状态由失调演化为高度协调，动态耦合协调度变化不大，稳定在35°~36°之间，表明二者始终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空间耦合协调度在样本期内呈现出先短暂上升后下降，而后又逐年提升的态势，总体数值在0.880~1.000之间缓慢波动，反映出二者整体呈现协调耦合发展状态。然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动态演化速率差距不断扩大，剪刀差在期末达到最大值50.376°，长期将制约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从空间演变特征来看，静态耦合协调度呈现自中国东部、北部地区向中部及西南地区多级递减的分布格局，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0.067），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动态耦合协调度则呈现北部边境及中部地区省份塌陷的特征，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0.742），呈现明显的空间虹吸效应；空间耦合协调度逐步演化为各省份均协调耦合发展，空间效应不显著。
第二，三类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效率、社会发展水平、信息技术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静态耦合协调关系；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受教育水平则是动态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因素；金融市场交易效率和社会发展水平对空间耦合协调度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所有影响因素中，社会发展水平显著促进静态、动态和空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社会发展水平每提高1单位，静态、动态和空间耦合协调度将分别提高1.593、0.141和4.721，而农业比重则掣肘三类耦合协调度。
第三，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耦合机制，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在财政性金融资源和市场性金融资源两个层面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性，财政性金融资源配置更多地表现为通过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进而影响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而市场性金融资源配置则在提升农业生产率，继而带动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这一机制中的作用更大一些。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性金融资源配置每提高1单位标准差会使得农业生产率和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分别提高0.228和0.414，市场性金融资源配置每提高1单位标准差会使得二者分别增加0.556和0.131。另外，农村产业融合助力农民增收渠道受阻，考虑可能存在产业融合程度不深以及新业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俘获”两方面原因。
第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在2000—2019年期间先保持平稳而后逐渐增长，但整体仍处于相对偏低水平；各省份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差距逐步扩大，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自沿海地区、北部边境地区向西南内陆地区等级递减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且正自相关性逐渐增强。统计结果显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从2000年的0.059逐渐提升至2019年的0.293，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平均水平仍不高；核密度图显示样本期内曲线主峰波峰高度波动降低，表明各省份间差距逐步扩大；全局莫兰指数在样本期内显著为正，且从2000年的0.239提升至2019年的0.466，各省份间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存在明显空间正相关。
第五，农村金融资源静态配置效率整体不高且样本期内仍呈现波动降低趋势，各省份间的效率差异趋于缩小但效率较高省份数量变少，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且正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农村金融资源动态配置效率波动递减，各省份间的效率差异趋于缩小，在空间上具有同向关联性。静态配置效率测算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效率均值均低于1，且综合效率均值自2000年的0.882下降至2019年的0.340；核密度曲线主峰波峰波动上移，左侧拖尾缩短而右侧拖尾加长变薄，表明省份间静态配置效率差异缩小但高效率省份也变少；全局莫兰指数从2000年的0.132提升至2019年的0.532，空间正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动态配置效率测算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效率值年均降低0.29%；核密度曲线主峰波峰高度明显提升，曲线拖尾缩短并显著变厚，各省份间差异缩小；全局莫兰指数在大部分年份显著为正，表明农村金融资源动态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
第六，农民福利水平在样本期内由持续提升至趋于平稳，各省份间农民福利水平差距逐步缩小，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但正自相关性逐渐减弱。统计结果显示，农民福利水平从2000年的0.408逐渐提升至2019年的0.697，年均提升2.86%，慢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增速；核密度图显示样本期内曲线主峰波峰高度提升，表明各省份间农民福利水平差距趋于缩小；全局莫兰指数在样本期内显著为正，但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各省份间的农民福利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
本书创新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本书从时空视角出发，构建相对完整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耦合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深化金融资源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第二，本书将物理学中的“耦合”引入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关系分析中，在搭建好二者耦合关系的分析框架后，详细测度了二者的静态耦合协调度、动态耦合协调度与空间耦合协调度，并揭示了三种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在此层面上，本书深化了对二者关系的科学认识，丰富了此类研究的考察对象和角度。
第三，本书以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时空耦合机制作为研究重点，深入分析了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并利用路径分析模型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影响农民福利的机制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实证检验，从而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本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产业发展为导向，发挥各地的产业带动作用，减少农村金融领域的无效、低效供给，从而提高农村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政策，结合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特点，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
第二，从创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渠道等方面出发，提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一方面，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出与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丰富农民融资渠道。传统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应该明晰自身市场定位和服务群体，共同做好农村金融服务。
第三，加快健全完善现代农业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在现有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比例、优化补贴结构、优化财政支农产业结构以及制定区域间差异化的财政支付制度。
第四，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充分发挥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效应提供现实基础。同时要认识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农民福利耦合协调关系空间效应的不同表现，引入适当的政府干预从而扩大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抑制负向的空间虹吸效应。
第五，完善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加快互联网、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促进农村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
第六，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切实关注小农户在其中的参与和获益情况，从小农户自身的经营能力、小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社会资本的准入门槛和经营监管等层面严格把关，确保小农户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利益不受侵害。
郭华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