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作不仅仅是收入
一、工作的含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工人、雇主以及一份稳定的薪水。然而，这个狭隘的定义将全球约15亿为生存而工作的人排斥在外。实际上，工作的概念要比工资和就业宽泛得多。工作是可以产生以货币表示或以实物偿付的实际收入或推算收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活动。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工作都可以被视为就业。违背工人意志或侵犯基本人权的活动不应该被视为就业。其他一些隐含劳动努力的活动，例如，烹饪或清洗衣物等家务活动，人们并不认为是就业，除非这些活动是由被雇用的、拿薪水的人完成的。
世界上的工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形形色色，而且正在迅速地变化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使用多样化的词语来描述人们为谋生而进行的劳动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对工作的解释都可能大相径庭。对一些人来说，该词语使他们联想到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有固定工资的工人的形象。另外一些人可能想到农民、在城市里自就业的小贩、照看儿童或年长亲属的护理者。
不同的解释表明了人们所看重的工作的不同方面。关于工作是什么和工作意味着什么的观点会影响我们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就业政策的判断。对那些将“工作”一词与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领取工资的工人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人而言，他们可能强调为公司创建支持性的投资环境。对那些认为“工作”一词也覆盖农业、街头零售、废物收集和家政等领域的人而言，他们可能认为就业政策也应当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推广、城市化政策或赋予最脆弱工人发言权等。
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IS）给出了国家间正式使用的标准定义：工作就是一个人为雇主或在自就业中所履行或意欲履行的一组任务或职责。根据该定义，工作与就业并不等同。工作空缺的存在和承担多项工作的人的存在意味着工作的数量高于就业人员的数量。失业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人们找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工作。工作系指任务，而领取工资的雇员、农场主和自就业的人系指完成任务的人。
二、工作的多种形式
界定和衡量一份工作十分具有挑战性，这是由于人们使用时间和工作方式具有多样性。经济学家常常对工作和休闲加以区分，但是事实要复杂得多。时间可以分配给非生产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生产既包括市场性活动，也包括非市场性活动。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分配模式因国家而异。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并允许带薪休假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对工作的规定。一些工作只要求在每周的某几天内工作几个小时，一些工作长年累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某些人只有一种工作，而其他人可能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作。2011年，韩国和西班牙的临时性就业在其全部工资性就业中比例超过15%，而澳大利亚和斯洛伐克的这一比例在5%左右。
衡量失业或就业不足具有同等的挑战性。有些人愿意工作较长的时间，有些人不愿意；一些愿意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在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秘鲁，工作时间少于期望工作时间的工人的比例超过了15%，而在匈牙利、巴基斯坦、葡萄牙和美国，这一比例不足3%。失业率会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2009年和2010年，当全球大多数国家受到了最严重的国际危机的冲击时，南非和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20%，奥地利、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的失业率不足3%。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更多样化。这里所述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指工作时间的长短、就业岗位的数量等发达国家的通常标准，也是指工作的特点。引人瞩目的特点有两个：第一，自就业盛行，这常常导致对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测量不够充分。第二，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并存导致就业的性质大相径庭，既有糊口农业和打杂工作，也有技术驱动的制造业工作和服务业工作。
无论是根据公司注册、社会保险还是根据书面的雇佣合同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就业的一大特点都是非正式工作的高度盛行。非正式就业并不在劳动规章的监管之下，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的经营范围有限，或者是因为它们故意避免或规避。非正式就业通常与较低的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司注册、社会保险或书面合同会提高效率。不规范可以是较低的生产率的表现，也可以是较低的生产率的原因。
工作和休闲的性质随着城市的扩展而变化。今天，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中都可以看到结构转变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是年轻人都记着旧有的乡村生活环境。他们融入并享受现代城市生活，工作和休闲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不考虑回归旧有的生活习惯。
三、工作的收益
（一）工作改善物质福利
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生产率和劳动收入的提高允许家庭增加用于投资和消费活动的时间，减少用于生产活动的时间。这样，教育和退休生活得到了人们的相对重视。在过去一个世纪，随着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工业国家青年工作的时间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同样，退休生活的年数也与预期寿命同步增长。较高的收入也延长了找工作的时间，尤其对家庭的年轻成员而言，这常常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在成熟期的男性和女性中（25至54岁），市场和非市场工作时间总量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变化是女性市场活动量的持续增加。然而，这些总的趋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生产、消费和投资活动的性质因国家而异。在某些国家，青年较短的工作时间更多地与赋闲而不是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在另外一些国家，教育实现了加速发展。同样，工作性质随着发展而改变。在农业生产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经济中，家庭生产的目的常常是直接消费。欠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常常表现为用于无报酬工作（包括农业和其他类型的自就业）的时间更多。发展促进了工作组织形式从家庭生产向市场生产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获得工资或薪水形式的报酬。
然而，工作并不能保证收入和福利的持续改善。工作人口常常陷入贫穷。在许多国家，和非贫穷家庭相比，贫穷家庭的成年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缺少工作或工作时间不够通常不是贫穷人口的特征；相反，他们的工作数量常常超过一个，工作的时间也更长，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却很差。在更富裕的社会里，来自资本、转移支付（社会援助）或储蓄（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的收入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家庭仍然要通过工作谋生，劳动收入在家庭收入总量中的比例最大。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劳动收入的构成变化。
工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脱贫的主要路径。一项关于贫穷动态的研究显示，劳动是家庭脱贫的启动器。这项研究持续了二十多年，研究对象国的差异性很大，如加拿大、厄瓜多尔、德国和南非等。脱贫的原因包括家庭的户主换了一份新工作，其他家庭成员开始工作，正在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增加了。在对低收入国家进行的一组大规模定性研究中，获得工作和开始经商是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脱贫原因时所陈述的两大主要理由。反过来，缺少工作机会降低了家庭改善自身福祉的能力。
工作不是一个家庭脱离贫穷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人口变迁，譬如新生儿、亲属移入、死亡或分离造成的家庭分裂，会对人均支出产生影响，从而对家庭的贫穷状态产生影响。人口变迁对来自资产或转移支付的非劳动收入、私人汇款、公共社会援助或退休金的影响也是如此。这些变迁可能互相作用，而且常常同时发生。例如，家庭成员为就业而移民城市，这不仅会提高移民家庭成员的福利，而且会提高那些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的福利。除了得到汇款，那些留在村里的人可以耕种移民家庭成员的土地，从而增加了劳动量。
在众多变化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测量劳动收入对减贫的贡献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根据收入来源解构贫穷状况变化的方法可以确认劳动收入对减贫的基本贡献。根据美国每天2.5美元贫困线的测量，在被分析的18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贫穷状况的改变主要是由劳动收入引起的。在另外8个国家中，1/3的减贫来自劳动收入。对孟加拉国、秘鲁和泰国劳动收入对减贫贡献的进一步解构发现，个体特征的变化（教育、工作经验或居住地区）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特征的回报更重要，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便是回报之一。
就业和减贫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脱贫都与所从事工作类型的改变有关。同一工作生产率的变化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在孟加拉国和越南，贫穷状况的改观不是主要由收入来源从农场转入非农场收入引起的，而是由同一部门的收入提高引起的。
工作和再度陷入贫穷也有关系。干旱洪涝和冲突等大范围的冲击可以将家庭逼入贫穷甚至长期性的贫穷。具体到个体的事件，比如户主患病或健康状况不佳等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在这些情况下，将家庭逼入贫穷的并不是失业本身，而是个体和家庭资产遭到的破坏。而且即使将这些冲击因素考虑在内，户主丢失工作仍然是陷入贫穷的关键决定因素。显然，贫穷人口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收入人口的死亡或残疾会大大增加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的可能性，对资产很少的家庭而言尤其如此。来自乌干达和巴基斯坦的研究显示，参加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比例对此也有重大的影响。赡养率持续增加的家庭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状态的可能性更大，而工作年龄人口增加的家庭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状态的可能性则更小。
（二）工作的其他收益
工作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减贫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工作对福利的贡献不仅仅是工作提供的收入。
在工资性就业盛行的国家中，失业可能对福利产生严重影响。与收入一样，社会地位也被视为发展和维系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医学研究将失业和压力、沮丧、心脏病、酗酒联系在一起。心情苦闷、婚姻解体和自杀也和失业相关。随着外包、劳动非正规性和现代工作流动性的增加，抑郁症等和压力相关的疾病越来越普遍。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独立于社会保险或其他保护机制之外的，这是因为失业带来的心情苦闷关乎社会耻辱。大量文献表明，失业人口认为和有工作的人比起来，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较低。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个人找到工作时，其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加，失去工作时其主观幸福感就会降低。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不满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其他人指出，只要对工作稳定性的担忧持续，不幸福感就会持续。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不幸福感”，但是证据显示，女性的“幸福感”受到配偶失业的影响。失业有损自尊，也会降低家庭其他成员的社会地位。
当工作不足时，失业成为问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期望和态度。世界价值观调查对很多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降低工作期望与较高的失业率有关，这或许表明有效工作的缺失迫使个体接受任何工作。失业也使人们丧失了通过工作场合与人交往的机会，从而导致相关社会网络的收缩，这会损害个人的社会资本，削弱与他人的联系。
然而，仅仅具有工作不足以保障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工作中因工作不稳定或对健康与安全的焦虑引起的不安全感也会对人的福利产生影响。对工资工人而言，合同类型及其有效期很重要；兼职工作者和季节性工人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即使签有长期合同的工人也可能感觉到不安全。在海地、约旦和越南的工厂里，工作收入并不影响生活满意度，但是工作条件会产生影响。在发达国家，工作赋予的自主性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工作也会对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及与他人的交往产生影响。大多数人强烈感觉到他们的工作应该对社会有所裨益和贡献。2005年一项在29个国家展开的调查，询问人们如何评价他们工作的属性，超过3/4的被调查者回答说重要的是工作要对社会有所裨益，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要对他人有所助益。在9个国家中，被调查者中认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对社会有所裨益的比例高于认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高收入的比例。在多米尼加、墨西哥或南非，人们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和高收入工作的偏好差异不大。
工作不但对工作者的个人福利具有影响，也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一些工作具有较大的减贫效应，使那些认为根除贫穷是基本社会目标的人受益。一些工作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赋予她们在家庭资源分配中较大的话语权，通常还会提高用于养育儿童的支出。和减贫一样，性别平等也是一项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目标。具有这些额外影响的工作可以促进发展。考虑到这些溢出效应，工作在个体及全体社会的福利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因此，就业应成为发展战略的中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