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日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琢磨不定的气候变化威胁，这些问题已经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形成了阻碍。如何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缓解气候变化、改善环境问题，面临诸多困境。究其根本，能源要素的持续投入不仅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更是产生高额碳排放、引发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2022年，能源消费总量达54.1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原油、天然气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4.1%。不难发现，传统化石能源污染物依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了缓解能源要素使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少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能源技术，力图通过能源技术进步化解这一潜在矛盾。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出了实现“双碳”目标的郑重承诺，这不仅确立了我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显示路径，也为能源技术进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体而言，“双碳”是指“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目标，分别对应2030年和2060年两个时间节点，其核心任务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普及，中国能源低碳化转型压力显著增加，清洁能源发展亟须提速。与此同时，能源转型造成的供给不稳定现象也随即显现。反思既定的能源发展战略并发现问题、做出科学调整以确保“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已经成为当前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学者认为“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能源技术进步的推动。能源技术进步之所以会影响“双碳”目标，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二是传统能源技术的革新。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和传统能源技术的革新共同决定了中国能源系统的技术体系。然而，根据技术进步偏向理论，针对一个系统或一种要素的技术进步可能是“非中性”的，即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换言之，各种类型的能源技术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存在发展趋势的不同。因此，能源技术进步不仅存在大小，而且还存在偏向上的差异。本书所提及的“能源技术进步偏向”主要展现了能源要素在“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两种类型之间的技术发展趋势，同时还刻画了清洁能源内部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倾向，以及传统能源内部在煤炭、原油、天然气等领域“清洁化”应用的技术发展趋势。

倘若只关注能源技术进步的趋势、能源技术进步的偏向，能源技术有可能出现与环保目标不匹配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环保目标对污染物的减排和控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清洁能源技术与传统能源技术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清洁能源技术加速发展的同时，传统能源技术并非停滞不前。我们既不能忽视清洁能源技术显著的减排效果，也不能遗忘传统能源技术巨大的减排潜力。因此，准确识别各类能源技术在污染物减排中的作用，即探讨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环境影响，能够实现从技术角度掐断“污染源头”的目的，以此为环境目标保驾护航。本书所提及的“环境影响”主要是指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在污染物减排中发挥的作用。

遗憾的是，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并不会自动和环保目标相匹配。这是因为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成本相对较高，传统能源技术及其产品的利润优势明显，仅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难以使我国既定的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发生转变。因此，若要转变既定的能源技术进步偏向，使之与环保目标相匹配，环境政策的介入势在必行。但是环境政策种类繁多，探讨异质性环境政策影响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政策驱动机制，对清洁能源技术和传统能源技术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这里的“政策驱动”主要是指异质性环境政策在转变能源技术进步偏向时产生的影响。

总的来说，本书围绕“能源技术进步偏向”这一研究对象，一是为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环保目标的双赢找到现实路径。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引领下，能源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不仅可以缓解使用传统能源带来的高污染现象，而且能够通过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对能源要素的刚性需求，以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化。二是为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转型指明前进方向。当前，减少碳排放是尽早达成“双碳”目标最为直接的方式，同时减少碳排放与能源技术息息相关。然而，发展能源技术必须有所侧重，通过调整现有的政策扶持体系，以此激励能源技术合理化、最优化前进，“双碳”目标才能更好地如期实现。三是为能源环境政策的多样化实施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环境政策种类繁多且理念复杂，本书不仅致力于考察“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机理，而且还分析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引导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作用机制，这是极具意义的探索性工作。

屈放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