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的文学

沈从文出现在他视野里的时候，年轻的汪曾祺有着异常兴奋的感情。许多年后，他写下多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描绘了入学时的心情。中文系有许多知名的教授，唯独沈从文对他最有帮助。这个作家在大学里出现，真有点意外的效果。青年学子喜欢感性的作家教师，因为没有枯燥的学理的障碍。也由于沈从文学识有限，不能把学生引向更深的层面，一些教授并不看好他，甚至颇有微词。不过在开明的西南联大，这都算不了什么，汪曾祺不是不知道这些。

民国的教育不定于一尊，许多方面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学者们不太关注创作，青年人却对创作怀有神秘感和好奇心。到联大读书前，汪曾祺就喜欢上了沈从文。他自己坦言，投考联大，和沈从文隐隐约约有点关系，所谓慕名而去者正是。《自报家门》中说：

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13]

那时沈从文正值盛年，处于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也已经很有名望。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难于跻身联大教授行列的。沈从文虽自称乡下人，可是审美的偏好和留学欧美的作家很是接近，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巴金都喜欢他。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在那时候也为数不多，吸收他到学校来任教，证明了校方的眼光。而这，在后来的中国大学师资队伍里，是很少见的现象。

沈从文的课很单一，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但细心听下去还是很有意思的。汪曾祺后来回顾说，沈的课程没有系统，随意讲些创作经验一类的东西。这些非学院派的东西让他感到新奇，有些正符合他当时的情感状态，一些谈天式的讲授还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不过，沈从文日常的状态更让他着迷。因为在文坛很有名气，就和各种作家有交往，同学们也跟着沾点儿仙气。比如请一些作家来校讲课，推荐发表作品，对青年学生来说都是难得的记忆。这是一个纯情的人，没有教授腔与文艺腔的人，而且他的驳杂、多趣，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的情感方式，打动了汪曾祺。他回忆说：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同学，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

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14]

沈从文是念着社会这本大书长大的。他的写作没有受到士大夫那些东西的深扰，一切仿佛天籁。他的心性太温和，没有强烈的精神冲撞。家乡的水的清纯沐浴了他，以至于他的文字也是清纯的。中国唯美派的理论家意识到了这样纯情的文化的意义，可是他们很少遇到类似的文本。当沈从文天外来客般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理论家们找到了精神的对应体，沈从文便成了纯文学的象征符号。新月派及胡适周围的人都挺喜欢他，那些留过洋的美学家，对他的文本备加赞扬，因其有着儒雅的美丽和平淡的气象，和现代的静穆的审美精神相符；加之文字的清秀洗练，沈从文很快在知识界获得了认可。而在国内读者的圈子里，他也越来越受欢迎，那种别具一格的目光和从容的笔触，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存在。

一般读者在沈从文的作品里读到的是美丽得没有杂色的东西，他竭力要表现的也是这个神异的存在。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如果深入探寻他的文章，也能嗅出敏感的气息，那里的苦楚与忧伤。幼年的记忆里更不乏死灭、残忍的片影。十几岁在军队里生活，从事的是司书的工作，得到的也非诗意的感受。后来他在青岛写下的回忆录，就说自己看到了许多血与泪，荒谬的场景历历在目。《从文自传》里写道：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

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情感了。[15]

他的湘西的经验使他一直与都市有着距离。如果没有这个经验，他也许就同化到平庸的世界里了。看了那么多杀戮的场面，便知道了人间的冷暖。在大自然面前，在美妙的江水边上，他察觉到生命的深意。于是他变得有点忧郁，在没有污染的世界里学会了精神的逃逸。他说：

我喜欢辰州那个河滩，不管水落水涨，每天总有个时节在那河滩上散步。那地方上水船和下水船虽那么多，由一个内行眼中看来，就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我尤其欢喜那些从辰溪一带载运货物下来的高腹昂头的“广舶子”，一来总斜斜的孤独的搁在河滩黄泥里，小水手从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圆瓮。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晾得有朱红袴褂，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16]

在沈从文的身上，这种美丽的愁人的氛围，一直挥之不去，他的小说与散文，都是这样。到了都市后，回忆那些生活，有种复杂的感受，他不忍去再现那些丑陋的场景，要留住的是纯情的瞬间。即使像《边城》这样纯情的作品，也有淡淡的感伤。

沈从文的小说弥漫着水气和草木的清香，协调、自然、有趣，对家乡的风貌的描摹，很有韵味。他的好处是没有中士大夫语言的毒，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非西洋文学理念的俘虏。其作品是对人性的本然的描述，剔去了种种伦理的话题，从自然状态里找诗意的存在。

《边城》是没有杂色的乡俗图，《萧萧》乃山野的笛声，《丈夫》是民间的野调，都美丽得很。他写青年男女的爱欲，看不到五四知识青年的感伤的、自恋的因素，倒像天地间的水气，自然蒸腾着，生命在和谐间自如地运行着。这是一种现实的再现呢，还是一种神往的图景？在左派作家那里，没有这些，在“右派”文人那里也殊少此风，我们在此读出的是陶渊明般隐逸的清寂和齐白石式的空蒙。在观念俘虏着艺术的时候，这个远离各种观念的纯然的作家，把生命感从世间的囚牢里解放到原始的山林间了。

汪曾祺看到老师当年的作品，第一个印象就是亲切，唤起了自己早年的记忆，和一种类似的倾诉的欲望。也许是什么暗暗撩拨了他脆弱的心，使他从中有所发现也未可知。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神异的火，在那样的年月温暖着他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学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为接近，他自己的内心何尝没有“美丽是愁人的”式的感叹？

沈从文在几个方面影响了汪曾祺，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是一个因素。沈从文在乱世中觅到一块精神的绿洲，似乎是为了逃逸苦楚，但在故土上寻到的未被污染的世界，其实是对现实的观照，那未尝不是一种挣脱和抗争。中国不乏怨怼的文字，美丽纯情的存在对人的心灵是多么重要。沈从文写乡间的礼俗、情调十分耐心，他把自然与人心里最好的部分呈现给人们，并非隐逸的陶醉，更有深切的提醒。汪曾祺后来在作品里延续了这些，两人可以说在路径上是一致的。对比《边城》与《受戒》，两者好像流着相似的思想与趣味，在审美上是有师承关系的。

另一个因素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沈从文那些乡间故事，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却含着人生的本源。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远离阶级的概念，正显示了他的特点。桃花源与乌托邦的故事，是苦难王国之外的存在，弱小与无力感自然是有的，可是在那个时代，连这些也没有了恐怕更是悲哀的。不错，世间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残酷得很。但他厌恶流血，一切死亡都是忧伤的，所有的杀戮都与人性相悖。汪曾祺后来一直生活在残酷的阶级斗争时代，他懂得，直面人间固然不错，在灰暗里点缀着美丽与隐逸的情思，让人知道再昏暗的年代还有人沉浸于纯粹、审美的静观，也是好的吧？

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是对内心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自己不明白或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不是生硬地解释世界。因为自己不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没有伟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间，所以甘于渺小，只去写自己知道、喜欢的东西。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如此而已。后来中国的文艺是要求齐一的，不准有多样的存在，小情调更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小的世界里亦有大的境界，那里奔放着爱意的激情。在激烈与悲慨的文字四溢的时候，我们偶与这些神异安静的作品相逢，好像得到了精神的歇息。在四面杀声的时候，看到了明亮的宁静；在沙漠遍布的时候，见到了一点点绿色，难道不是一种惬意？中国固然需要宏大的叙事，需要超人的伟岸之神，也缺少温润的爱意。在残酷的岁月里保持一点安宁的美，也非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沈从文做到了这一点，汪曾祺后来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文学的传统。

这三点，是他们恪守的信条。在现代文学史里，也是稀有的存在。汪曾祺从中体验的要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刻。

他们之间的关系，牵涉中国文学的许多敏感点。在《沈从文的寂寞》里，汪氏讲到自己的老师与鲁迅的价值，是把他们放到一起来讨论的。许多对鲁迅高度评价的话语，他都安到了沈从文那里。比如说鲁迅的小说是悲凉的，而沈从文则是寂寞的；前者是斗士，后者也非“悲观主义者”。他极为推崇老师的语言，以为沈从文有超常的功力，那些文字的力量与鲁迅一样都不可小视。[17]将鲁迅与沈从文放在一起讨论，其实有点勉强，汪曾祺不过强调其重要性而已。后来，他讲自己的老师的特点，说“他是真正淡泊的作家”，才是知人之论。若说沈从文对他有什么影响，这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吧。

不能不提的是，汪曾祺晚年写了许多为沈从文辩护的文章，尽力为自己的老师争取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友人谈沈从文》，一再强调诗意的重要，文学如果没有温情，总有些问题。他写道：

多数现代作家对这个问题是绝望的。他们的调子是低沉的，哀悼的，尖刻的，愤世疾俗的，冷嘲的。沈从文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在他离开昆明之际，他还郑重地跟我说：“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我的作人和作文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警告。[18]

憎恨的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带来的灰色和无情的怨怼，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疾病。人被压迫了，自然要反抗，可是若只有反抗而殊乏温情，或者说没有爱意的反抗，也应该说是一种缺失。汪曾祺从自己的老师身上学到的，大概是爱意的挥洒、友善的倾诉。这是京派文学的精神。在革命进入极端化的时代，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所闪烁的那种暖意，日渐稀少，变得越来越珍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一起被人推崇，和多年的仇恨文学的气尽不能说没有关系。

汪曾祺如此敬重沈从文的遗产，意味着要从极端的革命语境中剥离出生命的躯体，或者说远离革命的叙述方式也是可能的。他年轻的时候，还不能从理论上说清原委，从一种感觉中他意识到：鲁迅固然重要，沈从文也很重要。到了晚年，他已可以从理论上从容地解释这个问题了。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