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儒者

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只有五年。

他去世的消息是我在报社连夜发出去的。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此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他还帮助一个退休的女作者，为其文约来几篇评论文字，发在我编的版上。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以及他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古风吧。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傲气十足的作家，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失望感。可是汪先生完全是别样的，在我看来，他是灰蒙蒙天底下一湾清泉，走到哪里，哪里的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人只有张中行、孙犁和汪曾祺三人。孙先生无缘见面，汪先生和张先生给我的印象之深，则是永难忘记的。那时候人们说汪曾祺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是从他内心流露的孤独。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他身上有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对时弊的不时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蒲黄榆，我那时就住在附近；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我也多次去过。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裱，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我见到他，像面对自己的父辈一样随意，觉得这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直到我为他逝世十周年举办展览的时候，内心依然保留着对他的那份眷恋和敬意。我觉得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达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

汪曾祺的人缘好，像他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他的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的柔风。沈从文的清秀，废名的古朴，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较之于他的文学前辈，他似乎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已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

关于汪曾祺的生平，已经有多部作品介绍，研究者日见其多。我一直喜欢他的自述。在《自报家门》中，他写道：

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1]

汪曾祺谈到自己的家谱多少还是有些自豪的。他的爷爷是清末的“拔贡”，自然有文墨；而父亲则是地方的文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士大夫的喜好也带在身上。他很有感情地说：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2]

应当说，他小时候的环境和古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乡村世界的礼俗、古风依旧。他晚年对民俗学的喜好，无疑和早期的记忆有关。在民间土生土长的东西，恰是中国文化不衰的因子。那些遗存一旦和现代的人文理念交融，就会产生不凡的气象。汪曾祺在艺术上的成绩，是受惠于乡土社会的各类遗传的。

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是个有古风的地方。他在为《高邮风物》写序时，说家乡的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半和水有关；二是许多景点都有浪漫主义特征。[3]那些神异的传说和建筑、古老的诗文搅动在一起，成了他后来创作的底色。他属于典型的江南才子式的人物，故土的历史遗迹，那么强地刻在躯体里。我们说乡土文学在复苏的过程中借鉴了旧时的记忆，是对的。

香港的舒非有一篇文章《汪曾祺侧写》，其中说：

（汪老）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小。虽然双鬓凝霜，但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睛和与眼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两道浓眉，时时显现出活力和睿智。正如诗人顾城所说：“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据说这次赴美，颇有几位中外女士赞汪老眼睛很亮，这是后来汪老得意地悄悄告诉在香港的好朋友董秀玉。

汪老中等身材，背微微有点儿驼。皮肤是健康的褐色，连手指也是，使人感觉不像长期伏案灯下，倒反而像经常在户外活动似的。

他说有次和友人在北京一家小茶馆对饮，邻桌有一老者默默注视他，末了对旁人说：“别看此人相貌平平，笔下功夫可不同凡响。”汪曾祺觉得奇怪，问何以得见？老头儿答曰：“单凭执盏的三根指头就可看出！”

……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洋洋，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4]

见过汪曾祺的人，多少都有类似的感觉，但这是外在的。其实他是个很洒脱的人，有一点名士气和狂者风范，比如喜欢独处，愿意喝酒，又是美食家。酒后口吐狂言，天真得像个孩子。众多友人中，谈到他都故事多多，倒愿意描写酒后的汪氏的可爱。高晓声写过《杯酒告别》，醉意缭绕的影子煞是可爱。陆文夫的《酒仙汪曾祺》里有多个醉酒的场景，写得传神。其中有一段说：

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了会吃之外还会做，据说很能做几样拿手的菜。我没有吃过，邓友梅几次想吃也没有吃到。约好某日他请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是不行，今天什么原料没有买到。改日。到时又电话通知，还是某种菜或是什么辅料没有买到。邓友梅要求马虎点算了。汪曾祺却说不行，在烹饪学中原料是第一。终于有一天，约好了时间没有变，邓友梅早早地赶到。汪曾祺不在家，说是到菜场买菜去了。可是等到快吃饭时却不见他回来，家里的人也急了，便到菜市场去找。一看，他老人家正在一个小酒店里喝得起劲，说是该买的菜还是没有买到，不如先喝点吧，一喝倒又把请客的事儿忘了。邓友梅空欢喜了一场，还是没有吃到。看来，要想吃酒仙的菜是不容易的。[5]

上面的记录都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那些平凡而有趣的故事，倒透露了其性情中可爱的一面。

汪曾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天赋，但在审美的感觉里，提供了诸多文化人类学的谈资。许多人类学家感兴趣的存在，从他的文章里都能够找到。而且，庄子和孔子的传统，在那些有趣的文字里也有，只是诗文里的韵致是现代的，受过西洋文明的沐浴。这个交错的现象，在五四前后存在过，汪曾祺把它们单纯化了。而我相信，故土的那些经验，也是他无法切割与士大夫传统联系的根由。

高邮的水色，给了他柔软、温和的性格。自然，那些浪漫的遗产地，也暗示着生命的情趣。凡人苦乐，草木虫鱼，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一闪即逝的灵光，总该留念吧？

汪曾祺总体来说是个儒者，马克思主义懂得不多，要说懂，也是皮毛，不足深论。而儒家的不偏不倚、君子忧道不忧贫、敬鬼神而远之等理念，在他的骨髓深处存着，使其在最革命的年代，依然未能忘情其间，真真是处乱世而不改其颜的中行之人。马克思的思想要进入体内，似乎不及孔老夫子那么容易。这也是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脱颖而出的原因。复古的热情拯救了小说，他身边的人，很难意识到此点的。

最难忘的是他谈天时的笑。神情颇有趣味，沙哑的声音似铜钟般回响。那是穿透历史的声音，在旧书与新书间形成一股劲风，吹着身边的人们。我喜欢听他谈天，慢条斯理，有时是轻描淡写的流盼，没有什么顾忌。对历史人物的短长并不回避，有的看法直入核心，落地有声。那些趣事在他的倾诉里获得了一种神异的力量，接触过他的人，都从中获取了些什么。

现在，回望那些熟悉的场景，许多片段已散失到历史的空洞里。但瞭望汪先生的时候，也是我对自己生命的一次自省。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缺少许多精神的准备，有的东西是从来就没有的，是先天的贫血。有时候私下想想，也许，我的喜欢他，是自己未曾有过那样的生命体验吧，是他把我们这些俗人从喧嚷里隔离开来，让我们稍微体味到静穆的味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是没有过静观的快乐的。也恰恰是他，在粗糙的时代，贡献了精巧的珍品。汉语写作的魅力，无法抵挡地在我们的身体里蠕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