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因《受戒》而名噪文坛，从此便被看成审美上静穆的一派，细想起来有一种假象。简单地把他视为沈从文、朱光潜一脉的延续，自然不能看到他精神的全貌。其实汪曾祺身上有介于狂士气与匪气之间的幽默与洒脱，六朝文人的影子也现于此间。体现汪曾祺这一侧面的文字多在戏剧剧本中。比如《大劈棺》和《小翠》即是。前者以嬉戏之笔，写人欲与世情，用的是荒诞的笔法，那些对话与情节，令人想起加缪和萨特；后者是飘若仙人的浪漫咏叹，和西洋优秀的歌剧比亦有胜场，乃东方人的智慧。不仅民国的戏剧少见这样的文本，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戏剧中，有如此智慧者，也鲜之又鲜。他找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的荒诞精神的表达方式。那里有对庄子哲学的反讽，亦可见江湖文化的野性，还有昆曲式的缠绵。最怪诞的与最柔性的存在都在此间呈现，形成了很少见的精神维度。汪曾祺傲世独立的一面，在此间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