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拍曲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数年，业余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与昆曲的结缘。我们看他的回忆文字，当可想见那时候的乐趣。

先前听到“拍曲”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出生在东北，乃荒野之地，不谙京剧，遑论昆曲？后来读前人的书，才知道一点旧学里的趣味，恍然悟出：士大夫们喜欢戏曲，有一种文化上的血缘。诗文和戏剧在读书人那里，是快慰的两种表达。翻阅汪曾祺读书时期的资料，发现在西南联大还有些人在拍曲，沉浸在古典的审美快慰里，那是知识群落的乐趣。

昆曲太古雅，到了民国已经衰微了。汪曾祺的家乡离昆曲的发源地昆山不远，在乡间受到旧音的熏陶是自然的。大凡喜欢昆曲者，对传统文化典丽的一面都有依恋。在士大夫眼里，昆曲从容博雅，文人唱才有意思，由演员来演绎就有点向俗的方向滑动。明清以来，文人拍曲，大概有点传统，这余绪现在不易看到了。联大这个地方还残存着古风，实在是有趣的，汪曾祺自觉地加入其间，其乐融融。他后来的文字在很多地方能让人想起古曲的悠扬，真的是绕梁三日，不绝如缕。在那个世界里，纯净得没有杂质，在曲调与词汇里流的是清丽的旋律。汪氏《晚翠园曲会》写道：

每次做“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

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她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我给她起了个外号：“简单明了”，朱德熙说：“很准确”。她一定还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这些，欣然而来。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级的职员，我们叫他“聋山门”。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总是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并不是板聋，只是耳音不准，总是跑调。真也亏给他擫笛的张宗和先生，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聋子不知道他跑调，还是气势磅礴地高唱：

“树木叉桠，峰峦如画，堪潇洒，喂呀，闷煞洒家，烦恼天来大！”

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叫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22]

这段生活对汪曾祺后来的戏剧创作很有影响。他对拍曲队伍里的人也产生了诸多兴趣，有的成了他后来朋友圈子里的人物。京派作家喜欢昆曲的很多，俞平伯、浦江清都拍过曲子。在北平的教授圈子里，颇有名声。拍曲子的人对民间文化多少有些感情，但毕竟还是缺少泥土的精神，境界仍停留在士大夫的层面。现在北京的读书人中已难以见到这样的精神群落，想起来那些吟唱真的去而难返了。在喜欢昆曲的群落里，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及其姊妹是重要的角色，汪曾祺对此颇感亲切。他回忆说：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充和。她那时好像不在昆明。

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玠。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非常热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爱唱，但我却听过她唱《扫花》，是由我给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一百分，北大还是录取了她。[23]

沈从文先生后来的精神的雅化，与结缘张家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他们超俗的气韵相近那是无疑的。昆曲是古曲里有意味的存在，其中，诗词、绘画、音乐得以很好地结合。士大夫者流欣赏昆曲，乃旧文人心绪诗意的表达。那里有静穆的东西，感伤与激愤、无奈与欣喜都有。这很容易被读书人接受。它后来的衰败，乃社会变迁所致，文人的情调毕竟太窄，遂被别的大众艺术所取代。

张家的二小姐张允和后来嫁给周有光，在许多年间一直坚持拍曲。周有光的文字有特点，是出色的语言学家。他们周围的人对旧有的学问与现代人文理念多有感情。并非专业的人才，而是玩玩的心态，那就很有意思了。

查俞平伯日记，关于拍曲的记载很多，这几乎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汪曾祺的老师浦江清常和俞平伯一起拍曲，此间的乐趣是很多的。浦江清在联大的时候是否参与过类似的活动，不得而知，但在战前是频繁的。比如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的俞平伯日记云：

前晚之文始脱草。趁九时公车偕江清、延甫进城，在公园下车，在柏斯馨茶点。出时遇陶光。至景山东前街许潜庵宅，曲集于十一时始，唱《赐福》《拾画》《叫画》《玩笺》《借饷》《藏舟》。饭后唱《盘夫》《议亲》《茶叙》《琴挑》《痴梦》《佳期》《游园》《折柳》。五时半毕返舍。侍二亲讲《论语》。父讲“吾日三省吾身”章，旨云圣贤心迹在人我之间，忠恕之道与禅门止观不同，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24]

昆曲的词与曲都很美，旋律之中有古奥的因素。京派文人喜欢昆曲，自然也会把感受写到学术文字里去。俞平伯研究词，就有拍曲的经验在。浦江清谈中国的戏曲与小说，也不乏独有的感受。年轻时期的汪曾祺接触昆曲，还没有老师们理解得那么深，但其间的形式美感动了他，对他来说是有趣的经验。汪曾祺回忆说，参加拍曲的结果，是学会了吹笛子，这对于他是意外的收获：

参加了曲社，我除学了几出昆曲，还酷爱上吹笛，——我原来就会吹一点，我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树暴出地面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至半夜。同学里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25]

民国的读书人业余时间消耗在剧场或沙龙里，和梨园颇为亲近。这种旧式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士大夫的某种精神。后来汪曾祺进入梨园行，以写戏谋生，一下子进入角色，可说已有长久的训练。

士大夫喜欢昆曲，有久远的传统。明代的袁宏道、张岱在文章里都有记载，钱谦益、吴梅村的诗文也曾谈及，袁宏道《锦帆集之三·尺牍·龚惟长先生》云：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26]

读此段文字，能感觉到明代文人的潇洒。审美之乐，亦即生命之乐。此间只有感官的愉悦，不涉道学。宋代以后，理学渐胜，但文人驻足词曲之间，晃身一动，遂有超凡入神之欢。戏曲给人的享受是巨大的。人的肢体语言与声音绘画，倘和诗文杂糅起来，有着不可小视的快感。此风流荡多年，直到民初仍有文人优游此间。及至洋人的文化传来，新文人开始嘲笑此道，才一点点没落了。

现在的青年读书人不太知道这些生活内容，与那代人的精神自然有隔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生活，后人不知前人的感性经验，也就不能重复他们的生活，艺术语言也难以重合。没有办法，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丢失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