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家福
前排左起：羽太芳子、鲁瑞、羽太信子母子
后排左起：建人、方凤岐、作人
1912年摄于绍兴
鲁迅
朱安
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是很温馨的。但细想起来，却似乎有些什么缺憾：周宅十几口人，竟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至少笔者未曾见过。
现在所能见到的周家家庭成员出现得最多的一张“全家福”，是在绍兴拍摄的。说“全家”，并不准确，因为缺了长子和长媳——鲁迅与朱安。照片上有母亲、两兄弟，两妯娌（也是亲姊妹），还有第三代的长孙，以及周家的一位亲戚。
假设八道湾十一号曾经照过一张全家福，那会是什么样态呢？不妨参照绍兴那张合影，做如下安排。
女性前排就座。老母亲位居中央。她姓鲁名瑞，绍兴乡下安桥头人，父亲是一位举人。因为那个时代女子不能读书，鲁瑞小时候没有受过教育。她嫁到城里的书香门第，自学到了能看书的程度。婚后不久，丈夫就进了秀才。鲁瑞生了五个孩子，第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夭折，留下来三个兄弟。随着祖母病逝、公公从北京丁忧回乡，家里便开始不得安宁。后来公公因科场贿赂案入狱，丈夫被斥革秀才身份，郁愤成疾，英年早逝。青年守寡的鲁瑞抚养三子，备历艰辛，因此养成坚强自立的品格。
老太太有三个儿媳妇。长媳朱安应该坐在她的左手，二儿媳羽太信子坐她右手，三儿媳羽太芳子紧挨着她的姐姐。
拍摄绍兴这张合影时，鲁迅可能远在北京，但朱安应该在绍兴，可是，照片上并没有朱安。两人的婚姻系家长包办，徒具形式。鲁迅即便在绍兴，恐怕也不大愿意携带妻子去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
鲁迅和朱安订婚，就周家这一面而言，是有一些现实考量的。周家遭到科场案的重击，卖田地，当物品，生活日趋窘迫；而本城的朱家，家道殷实。周家一位本家就来牵线，大讲朱家家境富足、朱姑娘人品很好之类的话，鲁迅的母亲听信此言，就同意了这门婚事。鲁迅知道女方是小脚，又没有读过书，内心很不情愿，但怕惹母亲不高兴，不忍拒绝。鲁迅18岁外出求学，南京而又东京，一晃七、八年过去，比他大三岁的未婚妻早过了宜婚年龄。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期间，家乡就有传言，说他在日本已经结婚生子。母亲很忧急，以自己生病为由，把儿子“骗”回国，要他与朱安完婚。
鲁迅头天赶到家，不由分说，第二天便是成礼日子。族中人来帮忙者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周家大少爷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是个新派人物，生怕他看不惯旧俗而大发脾气，破坏喜庆气氛。然而，从姑娘下轿，到仪式结束，司仪让鲁迅干什么，鲁迅就干什么，就连母亲也很感诧异。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解释说：“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10]
迎亲那天，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新娘的轿子抬过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伸出一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可是，由于轿车高，脚不能着地，新娘在努力中，竟把绣花鞋蹬掉，露出一只裹得很小的脚。原来，姑娘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就穿了双大鞋，在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一阵忙乱之后，重新穿了鞋，姑娘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矮小瘦弱，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新娘的头盖被揭开，只见她是尖下颏，薄嘴唇，黄白脸色，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新婚夜，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本家周冠五回忆说：“结婚那天晚上，是我扶新郎上楼。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见了新媳妇，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11]
王鹤照从13岁起在周家当佣工，鲁迅结婚那年他18岁。他看到，周家大少爷根本不理睬新娘，表现得很决绝。婚后第二天早上，王鹤照看到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鲁迅的脸——感觉自己受骗的新郎晚上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如拜宗祠、拜家中男女老少、新郎新娘并肩而拜、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接受小辈拜礼、“回门”，等等。鲁迅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能随俗。
“回门”是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坐轿子来到女方家，先在大厅拜祖先，随后参拜岳父岳母。之后，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聆听训示后，新夫妇辞别上轿。当时朱家邻居后来回忆说，朱家姑爷没有辫子，吸引不少好奇的人跑去看热闹。
鲁迅拒绝与新娘子同房。
周作人对新娘的印象是“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12]但鲁迅不喜欢她，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鲁迅既然迫于母亲的压力，不能推掉婚约，因而就寄希望于新娘能不断进步。他在外学习期间，曾写信回来，对未婚妻提出识字、放脚等要求。三弟建人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13]
鲁迅默默承受母亲给他安排的婚事，把不满和痛苦藏在心里。他曾对很要好的朋友许寿裳说过这样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14]后来，他在《随感录四十》中，借“读者来信”里的一段话，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鲁迅接着评论道：“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15]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学堂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兴，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校长）。辛亥革命后被军政府任命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期间，鲁迅住在学校，很少回家。星期日白天回去，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有意不或者少与朱安接触。
鲁迅因为心情沉郁，缺少生活情趣，常常不修边幅。不过三十岁，就显得苍老。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自己“荒落殆尽”，公务之余“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16]《古小说钩沉》，就是这个时期的成果，是他后来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准备工作。历史上，很多像“醇酒妇人”一样优美的学术文艺成果，正是在这种孤寂状态下完成的。
1912年，鲁迅到北京，任职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经济上有了一些积蓄，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他宁愿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用烟酒打发时光，消耗生命。
1919年，夫妻同住八道湾时，结婚十三年、年过四十的朱安，竟还没有享受过婚姻生活的幸福。鲁迅心里没有容纳她的地方。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愿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夜晚，鲁迅拒绝与朱安住在一个房间。
朱安想讨好鲁迅，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见识学养上，两人相差太多，实在无法交流。有一天，鲁迅称赞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在旁边附和，说她吃过，确是很好吃。鲁迅听了很不高兴，因为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17]
二儿媳羽太信子，188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石之助是一个染房工匠，曾在太仓组（建筑公司）工作，入赘于羽太家。母亲羽太近，士人出身。夫妇生育五个儿女，信子为长女，二妹千代和五弟福均夭折，三弟重久和四妹芳子。由于家境贫寒，羽太信子很小就被送到东京一个酒馆当酌妇，没有读过多少书。1908年4月8日，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识于东京“中越馆”。当时，羽太信子在这里当女佣。1909年3月，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日本登记结婚。1911年夏秋间，夫妇回到绍兴。
刚来中国，羽太信子生活上不习惯，婆媳之间因为语言不通也感到别扭。鲁瑞曾对人说：“对于这桩婚事，亲戚本家中，有说好的，也有不赞成的。因为这在绍兴是新鲜事，免不了人家议论。我想只要孩子自己喜欢，我就安心了——就是一件事，使我感到不便——就是信子初到绍兴时，不懂我们的话，事事都得老二翻译，可是老二每天都要到学校去教书。每当老二不在家时，看到信子一个人孤孤单单，怪可怜的，也没有办法解决她的困难。”[18]
羽太信子来绍兴时，周家经济境况已见好转。鲁迅从北京按时给家里寄钱，作人、建人在当地学校教书，也有收入。
1912年5月，羽太信子分娩，产一男孩。远在北京的鲁迅得到喜讯，十分高兴。他1912年5月23日的日记写道：“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
羽太信子月子中需人照顾，就把妹妹芳子接到中国来。芳子在绍兴家里居住期间，与建人相恋了。
信子觉得有妹妹在身边，自己有了可说知心话的人，很高兴。不久，她又有了身孕，就想让妹妹长期留在中国。所以，信子对建人和芳子的婚事较为热心。
建人和芳子于1914年2月结婚。鲁迅日记1914年3月17日记有：“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又记有：“下午得三弟与芳子照相一枚。”两兄弟娶了两姐妹，亲上加亲。
1915年2月，周建人和芳子的第一个孩子诞生。鲁迅日记1915年3月1日记有：“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信二十六日发。”鲁迅将此事记得如此详细，表明他对三弟夫妇及其孩子的关心。孩子取名冲，不幸于一岁多时夭折。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孩，于1917年11月诞生，取名鞠子，又名马理。1919年5月，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男孩，取名沛，又名丰二，绰号“土步”（一种黑色鲈鱼）。这孩子在全家迁居北京时，才几个月大，只能抱在怀里。
建人到北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北京大学旁听，帮助两个哥哥做些翻译校对的工作，写一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章。这样过了一年多，经二哥作人请胡适帮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这是后话。
后排正中应该站着鲁迅，鲁迅的左右，分别站着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
二弟作人比鲁迅小五岁。他和鲁迅走过相似的道路：在私塾三味书屋读书，试图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但没有成功；于是受新式教育，先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后来到日本留学。周作人本来要学建筑专业，但他喜欢文艺，就跟已经从仙台回到东京的鲁迅一起从事翻译，在学校的学习等于挂名，正如鲁迅在德语学校注册学籍而不去上课一样。两兄弟联合几个朋友办杂志，失败了；学俄语，也不成；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时间不长，也没有坚持下去而成为古文字学家。他们搞文艺的成果，是为杂志写了一些文章。此外，翻译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为《域外小说集》两卷。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写道，“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自许甚高，可是结果却是一个大大的失败，销量甚少。不过，这个尝试为他们带来一些经验和启示，为他们后来从事文艺工作播下了一个种子。
朱安和侄女们
鲁瑞和同乡，左起：俞藻、俞芳、鲁瑞、许羡苏
拍摄绍兴那张照片的时候，家里还只有一个孩子，是作人的大儿子丰一。入住八道湾时，周家最幼的一辈人数增加到五个，两男：丰一，丰二；三女：静子、鞠子和若子。孩子们的名字也显示了三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周作人儿子的名字是由鲁迅取的，本来是一个字“丰”。建人的儿子原名是一个“沛”字，但从小就被叫惯了诨名“土步”。作人孩子上学的时候，在“丰”字后面加上了一个数目字，成为“丰一”。后来“土步公”该上学了，周作人想，反正孩子将来长大了自己要改换名字的，就为省事起见，顺序叫作“丰二”了，接下去是“丰三”（19岁时死去）。这中日合璧的名字，孩子们用了一辈子，并没有改换。
通过拼贴，八道湾十一号的居民都出现在这张全家福上了。
没有拍摄全家福照片固然遗憾，然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鲁迅与母亲居然也没有一张合影，至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家庭生活不和谐和长期的独居，对鲁迅的性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母爱诚然是崇高伟大的，但有时，却会带来可怕的后果。鲁迅后来对此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