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少年时期的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仿佛有人激发了男孩子新的灵魂……”

“少年”，念出这个词时，母亲和老师是多么焦虑！有多少书中描写了少年的神秘灵魂，图书馆的书架上放着多少有关少年时期的论文！我倾听了老师们的焦虑和担忧，仔细观察了我所认识的那些还是小孩子的少年，读遍了关于少年的书籍。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图书馆里已经积累了数十本本子和笔记。它们中的每一本都是某个小公民独特的人生编年史——从他上学的第一天到长大成人。通常一直记录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那个曾经的顽皮孩子、淘气大王领着他的儿子或女儿到学校里说：“请收下这个孩子吧，他（她）也许就是我的翻版……”

人们最焦虑和担忧的是一个人在少年时期的精神生活问题。对学生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的多年观察使人们得出结论：在少年时期，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至于他的认知、脑力劳动、行为、与同伴们的相互关系、情感发展、审美发展和道德发展等诸多事实对教育者而言都是难以理解甚至神秘的。有经验的老师常常抱怨青少年工作太难做，因为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男孩子在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是再好不过的了——他安静、稳重、专注、礼貌、敏锐，能够体会到这个年龄段的人所能理解的崇高的情感。而到了五年级，尤其是六、七年级，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任性、缺乏自制力，经常粗鲁无礼，近乎病态的强烈的自尊心，对待老师的要求和同学的缺点时缺乏宽容；在评判周围的世界时，尤其是评判长者的行为时尖刻而直率。有时候，人们能明显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儿童时期能触动男孩心灵的情感似乎完全无法再触动他。除非儿童时期发生在亲人或陌生人身上的痛苦在男孩子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感受，否则少年有时可能会对他人的痛苦毫无察觉。

“仿佛有人激发了男孩子新的灵魂。”六年级学生维塔利的班主任在教务会议上说。（而我边听边想：“难道两三年后，温顺的维佳和孱弱的瓦洛佳也会变成这样的人吗？要知道维塔利在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可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啊！”）可是现在，班主任继续说道：“学期结束了……我召开了家长会，并和家长们谈了学生的成绩。我打算把维塔利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告诉他的家长。我想：家长来开会应该会对这个男孩起些作用。我边说边用眼角看着维塔利：他镇定地坐着，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和悔意。突然，我看到他打开我教的课程的课本，拿起铅笔在扉页上画着什么，眼睛里闪烁着幸灾乐祸的眼神。他坐在最后一排，谁都看不到他在干什么。我顿时怒火中烧：怎么办？我知道现在当着家长的面不能提这个男孩的新把戏，我怕会激怒他。我能感觉到他就是在等着我注意他，他故意破坏我所教课程的课本就是想激怒我。我转移了话题，可脑海中却浮现出几天前我和维塔利之间发生过的一次冲突——”

“在实事报告会上，一个十年级的女共青团员讲述了自己在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她讲到了邻近的集体农场的女农工们忘我劳动的故事，妇女们种植了高产甜菜。光荣和荣誉属于以共产主义方式工作的人们！”

“维塔利举起手说：‘我想发言。’”

“‘说吧。’我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妈妈坐在地上清洗甜菜一个月了。’他激动地说，‘她生病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为什么把最重的活给了妇女们？’”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勃然大怒，‘你算什么少先队员？’”

“‘可您算什么老师？’维塔利用颤抖的声音轻轻说，‘难道可以让一个人整整一个月坐在泥地上吗？是您教导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

“他的话把我惊呆了。”班主任结束了他的叙述。

这是什么呢？是偏激还是对真理的渴望？或许是我们教给他们的太多而对他们要求的太少了？也可能是在少年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看到世界的某些方面与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有所不同？怎样做才能使生活中的某些缺憾不会被他们那么敏锐地感知？

接下来是一场热烈而坦诚的讨论，在讨论中发现了一个让全体教师激动万分的真相：是的，我们有时会忘记某些东西；我们常常不去试图通过我们的教育对象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我们有时候会陷入惊人的、不可原谅的矛盾之中——我们教导学生要诚实、讲真话，并且只讲真话的同时，又试图去扑灭年轻的心灵因不愿向不公正妥协而迸发的怒火。少年与儿童的区别在于少年开始总结善与恶。他们在一些事实中看到了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他的内心里会产生怎样的思想和情绪，决定了他对世界、思想和对人们的看法及观点。是的，少年时期与儿童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年龄段人的所见、所感、所体验到的都与童年期有所不同。

我一直在思考：少年和儿童对世界的看法有何不同？我试图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进行了教育观察，并记录在单独的本子上，本子中有一个专门的部分：我用少年的眼睛看世界。我想象我处在维塔利的位置，从他的视角观察、评判我的行为。我尝试说服自己：我的这位细心、好学、稳重、自律的学生——这位后来变得脾气暴躁，任性，蛮横的少年仿佛与我初次相遇。

在多年以后的现在，当我再次翻阅这本不寻常的日记时，我再次体验到了当时的那种惊讶。这位严苛、蛮横、倔强、尖刻而直率地评判他人的少年，他所发现的我身上的缺点竟比我自己发现的多100倍，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啊！我不禁想从这个记事本中引用一些笔记，这些笔记也许会让我的教育家同行们露出宽容的微笑。

1.我的老师在感知周围世界的现象时患上了“冷酷无情症”。他眼看着一个男孩在他眼皮底下欺负女孩子。他平静而冷漠地看着那个欺负人的小子，对女孩说：“我得跟欺负你的人谈谈，我明天跟他谈，让他把欺负你的那些话再对我说一遍。”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在老师的意识深处好像还保留着一个想法，要与欺负人的小子谈谈……但这只不过像是一只昏睡的公猫的懒惰想法。而这时欺负人的小子对女孩说：“我不会有事的，老师们会忘掉他们的学生做过的事，他们早就烦透了对付我们……”

2.一周前我的老师把一本他要读的书放在了桌子上。每一次坐在桌前他都会瞟一眼那本书，然后就去做别的事了。而昨天他把书放到书架上去了。

3.我的老师心里装着一块冰。在一次给畜牧人员上完课后，一个农庄的农户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项发明。一年多以来，这个农户一直在思考如何减轻劳动强度——机械化清除粪便而无需建造大型且昂贵的设施。老师打算明天到区里去，向区党委反映这项有价值的发明，让工程师到这儿来帮助这个农户把想法变成简单的机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到区里去一趟的想法冷却了下来。一周后他偶然遇到了区党委书记。确实，他是谈到了那位发明家的有意义的想法，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不是充满热情、心情激动地讲这件事情，而是轻描淡写、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能这样办的话确实不错，能考虑一下如何减轻畜牧工作者的劳动强度就很好……”

在记载难对付的少年的观察日志中同样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并不是对他们行为的记录，而是少年们眼里看到的世界。我假设自己处在这些男孩和女孩们的角度，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我时常看到令人惊讶的、有时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惊讶，这些东西往往还令人气愤和愤懑。少年们能看到儿童看不到的东西，他们还能看到成年人往往已经看不到，确切地说是成年人不再关注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对很多事物习以为常了。少年的观察视野是人类的一种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往往因为根本不理解这种状态而不觉察其存在。少年们只关注他们看到的东西，比如看到苹果树的树叶上有一条毛虫，他会苦思冥想：为什么学校（或农庄）的果园里有那么多毛虫？如果不消灭害虫会怎样？为什么没人注意到毛虫正在毁坏物质财富？少年是对于眼前发生的坏事感到愤慨，对好事感到高兴，还是对待善与恶都无动于衷，都取决于他受教育的条件、在儿童时期的认知、思维和对观察世界的源泉是什么。我对于这些尖锐的、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思考。在从事教育工作的第三十四个年头，我得出了结论：少年时期教育的困难之处在于，人们很少教导孩子们把自己看作、理解、感觉是集体中的一员、社会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听人们说：一个学生小时候很好，而到了少年时期受到了不良影响成了坏人。坏影响是什么？它是从哪来的？教育工作基础的、主要的内容，并不在于保护少年们不受坏的影响，而在于要让他们对坏的、不道德的事物具有免疫力。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教育的技巧和艺术就在于这个“怎样”。

一位低年级的女老师把她的学生赞不绝口地夸了四年。然而一年半后，她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关于自己学生（他们现在已经六年级了）在电影院的入口处差点撞倒一个老妇人的事。在倾听这位勤奋的好老师痛心疾首地讲述的时候，我在想：她的学生的确曾经善良、懂礼貌、勤奋、内敛，这些品质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在少年时期这一年龄段所特有的教育的困难呢？也许只不过是用旧观点把少年时期看成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难的时期，从而出现这种所谓的“困难”的说法？我开始研究12～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初是在一个区的范围内，然后扩大到一个州。事实是公正的，结论是：在12～15岁的人中间，违法犯罪者的数量比15～18岁的男女青年中的多一倍。

我研究了460例刑事案件的侦讯材料，每一个有社会违法犯罪者的家庭都存在某些问题。有些是父母本身好像并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过得怎么样。许多家庭在人际关系的精神方面非常贫乏，在这些少年们所在的学校和班级里，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兴趣和需求以及他们在哪里能找到快乐。

我举一个悲惨的事例，这是在一个安静的小镇发生的事情。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滑冰的时候看到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少年把后者叫到自己面前，指着一个有冰窟窿的方向说：“你到那边滑去，那边的冰又好又平。”于是小男孩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而少年又玩了几个小时才回到镇上。他对同伴们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功地骗了小男孩。死去的小男孩的父母悲痛欲绝地问少年：“你是知道把孩子引到什么地方去的，难道你的心不会颤抖吗？”少年平静地回答：“又不是我把他推到冰窟窿里的，是他自己滑过去的，我只不过是建议他到那儿去滑冰，那儿的冰面平滑。”“那你为什么没有立刻跑来告诉我们？孩子本来能救上来。”少年答道：“我可不要跑回来，关我什么事，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负责……”我与少年，与他的父母、老师、少先队辅导员都谈过话，看到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情景：父母和他们的独生儿子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爱好。这个孩子只知道两种感觉：满足或不满足。家里高于一切的两个需求是：吃好、睡足。这个少年不知道与人沟通的渴望带来的快乐是什么，他无法获得为他人创造美好和幸福的快乐。而在学校里，只要他的成绩不是两分，也没有违反纪律，学校就很满意了。当我问他的老师，她对这个少年是否培养起或准备培养他的精神需求时，她什么都答不上来。对于家庭和学校在这个孩子的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的精神力量方面付出过什么这个问题，我没有听到任何答复。实际上，学校没有考虑人类教育中最重要的根本问题。

一切都取决于儿童时期的教育

对少年时期教育的困难分析得越多，我就越对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规律性的事实深信不疑：在对儿童时期的教育很不重视的地方，青少年的教育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我研究了出现违法犯罪少年的那460个家庭的生活，发现了这样的情况：罪行越严重，犯罪手段越是惨无人道、残忍无情，犯罪者的家庭在智力、审美、道德利益和需求方面也越贫乏。在违法犯罪少年的家庭中，没有一个家庭是有家庭藏书的，甚至连很小的书房都没有。我所讲述的那个犯罪少年的家里除了几本又脏又破的教科书，连一本其他的书都没有。在这460个家庭中，我总共才找到786本书（不算学校的教科书），其中包括学龄前儿童读的小人书。在违法犯罪者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部交响乐、歌剧或室内乐的名称，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位古典或现代作曲家的名字。我们让全部460个少年都听了两首音乐作品：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舞曲》和爱·格里格的《爱尔菲舞曲》。能理解和感受这两部音乐作品的美，是青少年具有基本审美素养的标志。这些少年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作曲家创造了什么样的音乐意境。我从少年们的眼睛中看出，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音乐的旋律激起任何的情感，也没有被勾起任何的回忆。

在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精神世界时，我对这样的问题也产生了兴趣：青少年有没有最亲近的人，他们会向这些人分享自己的一部分内心世界，就像在镜子中看到他们自己内心的冲动一样吗？我分析的是，在这些有教育困难的青少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儿童期和少年时期时精神世界贫瘠的青少年）的学校里，是否存在一种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实质和内容是贡献出精神力量，一个人为别人创造幸福，为别人的命运担忧，尤其是用心灵来理解人类最大的快乐，即“我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快乐。最后，事实证明，无论是在这些青少年的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没有这个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明确的计划、清晰的想法和教育工作的目的，所以并不是每个人在儿童时期就能将自己的力量和心血奉献给别人，他的思想和内心未必能够意识到（而后能够深刻地感受、热诚地关怀）别人内心世界最微妙的活动——痛苦、喜悦、沮丧、绝望、悲伤、慌张……

我越来越深信，很多人（学生）儿童时期在判断好学生还是坏学生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异常片面，老师仅根据学生如何执行规范和纪律要求而得出结论：他是否听话，是否违反了行为准则。在服从和谦卑中，许多教育者以为看到了学生内在的善良，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少年时期，如此粗劣的识别人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孩子渴望在复杂的公民社会活动中证明自己。而且由于没有教会他将精神力量奉献给别人，他也没有学会自我理解、自我感觉和自我评判，凭借自己的力量为他人创造利益，所以到了少年时期，他仿佛无法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作者为什么要探索未成年违法犯罪者的精神生活呢？这对弄清楚少年时期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有什么帮助？这是因为违法犯罪最能鲜明地体现因果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少年成为违法犯罪者——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

由于少年时期先天的、不受教育控制的特性，导致此时期教育具有致命的、不可避免的困难——这种无稽之谈的本质越来越清晰。我越来越相信青少年的道德取决于他儿童时期所受的教育方式，取决于从他出生到10～11岁期间是什么东西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内心。从本质上讲，儿童时期的孩子不可能给父母和教育者带来少年时期时所带来的难题。形象地讲，少年是一朵花，其美丽取决于人们对花朵的呵护。应当在花朵开放之前就想办法让它能美丽地绽放。对少年时期的“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现象感到慌张和惊讶，这就像园丁在地里撒下种子，但他并不清楚地知道是什么种子——玫瑰还是飞廉，然后过了几年他去赏花，如果开的是飞廉而不是玫瑰，那他的惊讶是多么可笑啊！如果你看到园丁还给飞廉着色绘饰，试图把飞廉变成玫瑰，给飞廉喷洒香水，想让它散发玫瑰花香，这种荒唐岂不是更可笑。对于爱美之人来说，这样的园丁会令人气愤。可是这样的园丁成千上万，他们给予人生命，就认为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这个人会成长为怎样的人，就让别人去管吧！让大自然去管吗？人们为什么不为这样的情况而愤怒呢？花朵的美丽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才能生长，要保护其避免受热、受寒，用心浇灌它，还要给花地施肥。在创造世界上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人”的过程中，单调、乏味且常常令人不快的劳动要比只给人带来满足感的劳动多得多。实际上，“孩子是生活的快乐”具有深刻的含义，也有深刻的矛盾。孩子本身不可能是快乐的源泉。孩子是在新的基础上重现父母特点的人，对于父母而言，他们能够把哪些好的品质灌注到孩子身上——这才是快乐的真正源泉。对孩子的爱揭示了人类最崇高的品质——自尊心。

我越是关注令人担忧的少年时期，就越清晰地感觉到，儿童时期的教育不可能轻松而没有麻烦。儿童时期是一个人打基础的时候。大自然不会去雕琢一个人单独的特点，它只会奠定基础，而雕琢我们的是父母、老师和社会。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就是：少年时期的关键现象——道德缺陷、违法、犯罪，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放大镜。对于我们来说，邪恶乍一看貌似不起眼，很微小，但实际上却极其危险，因为在一个睁大眼睛注视着世界而又不知道如何生活的人的心中，这些微小的浮冰会变成巨大的冰块。

当我准备在自己的学校里教育低年级孩子们的时候，我不安地思考着：我的学生何时会到达儿童期结束和少年时期开始的边界。当然，如果人的一生都是小孩子，那么我在学生的儿童时期所尝试的很多事情就不必做了。鉴于同行的痛苦经历，以及我自己所犯过的无数错误，我深信：学校教育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忘记了孩子终将会不再是孩子。教育工作者需要记住，总有一天孩子会成长为丈夫、妻子，会拥有作为他们生命延续的后代。尽管我很少告诉孩子们，他们终将为人父母。

认真阅读过我的第一本札记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为了在儿童身上形成他们对周围世界微妙性的感知和情感文化，人们为儿童时期的孩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人的认知、体验能力、情感敏感性、亲切感、自尊，以及对个人和亲密事物的不可侵犯性。为了让孩子在集体中建立劳动关系、道德关系、智力关系和审美关系等多种关系，人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将来。孩子是永远不会犯罪，永远不会有意识地去犯罪（病态案例需要单独研究）的，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的每个学生在成长为少年后，也都决不允许自己去犯罪。在教育工作中，有许多专门创建的、设定的、“人为建立的”人际关系，其目的是让学生在内心中肯定对一个人的尊重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以使孩子从小就成为别人的朋友、伙伴和兄弟。

第一，孩子为别人创造快乐，并以此获得个人的幸福和自豪感。我竭力让每一个孩子都在心中感觉到，最值得快乐、最珍贵、最神圣的是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和朋友。这样一来，孩子就会为对于他而言最珍贵的人的幸福和快乐付出一切，为了这种付出，最重要的是必须创造精神需求。我努力使孩子与家庭中和学校里的其他人的关系建立在职责和责任之上。让孩子了解和感受到他对母亲、父亲和老师应尽的责任——这是儿童对人的世界的认知的开始。

第二，在表现美的各个方面创造并保持美。一个人从事积极工作的力量和可能性越多，那么对美的创造、对美的热忱追求就越会在其道德品格的形成中，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在崇高的理想中、在生命的意识形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儿童在集体活动中所表现的公民思想财富，儿童与非学生集体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系的公民思想财富。努力使学生在儿童时期就关心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是防止少年时期道德缺陷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公民的思想、情感、担忧、公民义务、公民责任是人格的基础。如果在某个人身上塑造了这些品质，他就不会表现出不好的品质，相反，他将努力只在好的方面表现自己，无愧于我们的思想，无愧于我们的社会。

第四，培养和发展对一切鲜活美好事物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我们不要害怕这些词语和它们所带来的高尚感）。发展一个人对自然之美的敏感性，当然，还要培养对人的怜悯心。我们深深记得高尔基的话：“怜悯是对人的贬低。”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任何理由而产生的社会邪恶和与之相关的痛苦和悲伤，正是出于人类的崇高和道义上的支持才需要被怜悯。只有轻蔑的怜悯才能贬低一个人。当学生渴望帮助一个人时，这种怜悯就会变得高尚起来。所以，必须学会怜悯人。

第五，高端知识文化的发展——当人们认识周围的世界，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祖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民的心灵、艺术的价值，尤其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时，那些激动人心的思想、感受和经历的发展。我坚信，一些人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会精神贫乏、情感贫乏和道德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性和思想文化的低俗，并且无法在书中找到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内容。现在，当我们即将普及中学教育时，要认识到工农阶级接受中学教育的知识文化不是为了进入大学，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拥有丰富文化知识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年轻人应该放下酒杯，拿起书本。书籍具有战胜酒杯这个恶势力的强大力量，而酒杯是巨大的灾难，它总是像虱子一样吸附在那些缺乏精神需要和兴趣的人的身体上。

当一个孩子不再是个孩子，而成为一个少年、青年、新娘、父亲、母亲……但是，如果儿童独有的特征——天真、对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的鲜明的情感反应、对他们必须与之合作的人们的内在心理活动的真挚的同情心、学会克服困难在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都被保留下来，那该有多好。我之后将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关于教育的关键问题，现在，我仅强调与孩子儿童时期获得的所有美好品质的保留和发展有关的问题，这与孩子精神世界的微妙性和复杂性有关。这个微妙性和复杂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养出来的。

在我的第一本札记中，有许多篇幅专门介绍了微感官的培养：词语的美感、对音乐旋律的感觉、对艺术形象的感觉、对生活现象的高雅和优美的感觉、对美术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构想的感觉。

我非常担心父母和老师之间谈论的观点，即在少年时期，孩子的感觉必然会变得粗糙，有些不可理喻的“冷酷无情”：少年折断了树上的树枝，他转眼就忘了这事；他同样冷酷无情地用弹弓瞄准玻璃和麻雀；在课桌上刻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和一整段格言。我开始仔细观察这类少年。事实证明，他们在整个儿童时期都参加了星期日义务植树，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培育过一棵树苗直到它长成大树，没有体验过创造美的乐趣。生活经验使我们深信不疑：如果一个孩子不理解人们为创造美而进行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劳动，那么他的内心就对影响人的灵魂的细腻、敏感、柔和这种“温柔”的方式不屑一顾，他会变得更粗糙，并且只接受原始的“教育方法”：呵斥、威胁、惩罚。这就造成了青少年的破坏性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让我的未来的少年们在童年时期就能感受到美的启发并欣赏美，使他们的个人劳动成为这种感觉的来源。这是对少年、男青年和女青年对教育者的劝告及含蓄的责备的敏感度和接受能力的培养（而后我相信了我的论证）。儿童时期细腻而丰富的经历（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创造出美的欣喜，不能容忍粗鲁、庸俗和破坏美的行为）是建立青少年情感文化的基础。

我尤其担心的是，不应该对孩子采取冷漠、冷淡和严酷的体罚式“教育”方法（用皮带抽打，击打头部，施以拳脚），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内心变得粗糙和暴躁。我总是劝说家长，体罚不仅体现了父母的软弱、无能，而且更体现了他们极度缺乏文化教养。皮带和拳脚扼杀了孩子内心的细腻和敏感性，固化了他原始的本能，他被腐蚀、被谎言和巧言令色蒙蔽。结果是，被皮带“教育”的孩子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只有亲身经历过，并继续经历着家长制教育“乐趣”的那个孩子才会对自己的同学动手。青少年违法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拳头”教育的结果。皮带和拳头在教育中比比皆是……对我们而言，让我们和老师感到惭愧与羞耻的是，孩子常常不敢去学校——这个仁爱、善良与真理的圣地，因为他知道：老师会把他在学校里的不良行为和学习差的事告诉他的父亲，然后他就会被父亲暴揍一顿。这不是一张抽象的示意图，而是一个痛苦的真相。母亲经常在给老师的信中写到这个，甚至孩子们自己也会写。教师在学生的本子上写道：“您的儿子不想学习，快想想办法吧。”这实际上就是老师常常在学生书包里放的一条鞭子，而父亲用来抽打儿子的就是这条鞭子。想象一下：一台复杂的外科手术正在进行中，一个聪明的外科医生俯身对着开放的伤口做着手术——突然，一个带腰斧的屠夫冲进手术室，抽出斧头砍向伤口。这把肮脏的斧头就是教育中的“皮鞭”和“拳头”。

老师，请记住，如果我知道上帝给了格里茨科或彼得的父亲唯一的本领——生育孩子，而我却把这位“聪明”的父亲叫到学校并告诉他：“您的格里茨科是个懒汉，他不想学习。”那么就会发生这样一幕——我用他父亲的手打了格里茨科，侮辱了他的人格，我成了罪犯的同谋。孩子憎恨打他的人，他非常机敏地明白和感觉到是老师在指挥着父亲的手，于是他开始憎恨父亲和老师，憎恨学校和书本。我知道，在有些孩子的心里甚至连一个人可以殴打另一个人的概念都没有。在他们成长的家庭中，微妙的精神和心理关系占上风，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相互信任。这些孩子对老师的话非常敏感。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什么是体罚式“教育”——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在蔚蓝天空下的学校里，我已经成功地做到了不让任何一个家长再揍我的学生。我相信，当孩子们一代代长大，他们在阅读关于过去的事的书籍时，他们的内心会被痛苦压迫，因为书中记录着一个人曾经如何对另一个人拳脚相加的记忆。如果消除了人在最复杂的环境中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孩子是在没有受到体罚的情况下长大，那么“实现共产主义教育理想”这个伟大目标将变得容易，社会上将不会有犯罪，不会有谋杀，对监狱和其他惩罚需求也将会消失。

读者可能不理解，好像我在讲述抽象的仁慈与宽恕，但我阐述的是关于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教育孩子的问题。社会主义世界不仅与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较量，而且还与这个暴力和奴役的世界不断进行着思想斗争、精神斗争和道德斗争。我们的孩子们必须为一切做好准备：在战场上与敌人会面，并经受艰苦斗争的考验。共产主义教育不能弱化和放松我们社会公民的精神，相反，它应该在身体和精神上锻炼人。我们不仅要教会他去爱，还要教会他去恨；不仅教会他重感情，还要教会他无情。我们不仅要欣赏美和创造美，还要向侵犯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敌人开枪。只有具有富足的精神财富的人才能真正地憎恨敌人并对敌人冷酷无情。

一些教育者会问：“用什么去代替惩罚呢？”不能这样提问题。因为这就像在问：“用什么来代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惩罚并非不可避免。在充满相互信任和温馨气氛的地方，在孩子能细致地感觉到与身边的人思想相通和可以同悲共喜的地方，在孩子从有意识的生活的第一步起就学会了控制自己欲望的地方，就不会发生惩罚。对个人欲望具有高度素养是根本不需要惩罚的前提。

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教育的两个源泉

有一件事情让老师们震惊：科利亚·兹是一个安静、谦虚、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年，是文学老师的骄傲（他还写过许多优秀的作文），但他突然做出了一件可耻的事情：半夜撬开了物理教研室的窗户，爬进去把录音机里的电动机拆了下来，还弄坏了几个零件。科利亚·兹来自一个规规矩矩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工人，他是个顾家的男人。所有人都记得他在家长会上智慧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发言，他经常说：“如果父母热爱劳动，那么即使他们一言不发，这个家庭的孩子也会受到父母的身教。”但是现在突然发生了这样令人失望的事。这件事发生在战争后的几年，学校刚刚建立了物理教研室，录音机是学校的校友——一位军官赠送的礼物，是学校集体的骄傲。老师们思考着：人的邪恶从何而来？他们开始思考教育的道德信仰和习惯形成的复杂过程，他们更仔细地观察了科利亚·兹的家庭，发现虽然这个家庭乍看之下并不显眼，但是却存在令人十分不安的东西。他的父亲每天下班都会带一些小东西回家：有时是一截电线、一块金属板，有时是管子，有时是轴承。儿子帮助父亲把这些小东西摆放到家庭作坊的架子上。儿子从来没有问过父亲，所有这些东西来自何处——因为答案很清楚。父亲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父亲永远不会去拿邻居的康乃馨——他认为这是偷窃。我们苦苦地劝说父亲，让他记得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

这件事让我们想到了道德教育的两个来源：一是预先设定教育工作，并在集体中为此专门建立多方面的道德关系、劳动关系、创造关系、公民政治关系；老师的话语将老一辈创造、获得和斗争而来的珍贵的东西传递给年轻一辈。这是老师提前计划的全部内容。

但是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教育源泉。在童年时代，这个源泉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围绕着孩子的复杂关系：对于孩子来说，这些关系为他们直观揭示了道德观念的内容。没有人认为这些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但是成年人越是忽视这种能对儿童的精神世界起影响作用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所起的教育作用就越大。这里需要再次强调“关系”一词，因为在孩子周围的所有事物中（不仅是人，还包括事物、现象），他看到了人的具体化的观点、判断、习惯和意图。

长日制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学校的食堂用餐。当然，他不会忘记让孩子们在午餐期间遵守文明行为规范。在满足孩子们需求的同时，还可以加强他们的道德、审美和日常习惯。但是老师带孩子们去食堂并不是为了教育他们，而是为了让他们吃饱肚子，这是首要的，也是主要的目的。在食堂里，孩子不仅在吃饭，而且还在看，看到好与坏。这不，一个七年级学生把一个一年级学生从餐桌边推开，前者买了他需要的东西，而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就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食堂的一位年迈的女工作人员玛莎提着一桶脏水往院子尽头的大坑走去，迎面走来两个十年级学生，她们比玛莎阿姨高出一截，也比她强壮得多，她们让到一边，让玛莎阿姨先走过去，担心她的脏桶会蹭到她们的衣服，她们皱着鼻子跑到窗边，从那里传出她们的声音：“为什么没有洗碗盆呢？”孩子看到这两个女孩走到小卖部，她们其中一个买了一块巧克力，另一个买了汤券。女孩吃着巧克力，她的同伴忘了买面包，她又去了小卖部。忙乱中，好像没有人看到这件事，孩子不会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想法，但是没有一件事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眼睛看到的一切都反映在了孩子的脑袋里，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不寻常的事，忘记买面包的女孩旁边坐着一个反复无常的男孩，他噘着嘴，面前放着一杯牛奶和一块白面包，他咬了一口面包就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又跑到小卖部去买了饼干。然后他把面包推到了桌子边上。这不，孩子又看到洗脸盆上搭着一条脏毛巾，谁愿意洗手谁就洗，谁不愿意洗就不洗，因为都不想多做一件事，所以他们都不洗手。窗台上有一盆玫瑰，盆里扔着苹果剩核儿，窗户上满是苍蝇。厨房里传出愤怒的声音：一个人正在责骂某人没擦窗户，没有粉刷洗脸盆下的墙面。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孩子意识的表面一划而过。老师担心有人早早离开饭桌。午餐后，孩子们起身（他们想快点跑到操场上去），他们在老师的指挥下喊道：“谢谢您的午餐！”（这在教育工作计划中有规定）这些话是对厨师和玛莎阿姨说的，但不是出于感激之情。卫生检查员正在责骂厨师和玛莎阿姨，威胁他们说要在健康册中记上一笔。人们的生活在孩子的眼中一幕幕闪过，它在记忆中的反射很小，有时会绕过意识，就像跳过内心深处而没有被注意一样，生命不仅反映在意识中，还反映在潜意识中。记忆是自动工作的，来自外界的信息更多地渗透到潜意识中，而不是意识中。在潜意识中，记忆并不是混乱地堆砌，而是被分门别类、系统地排列起来，而人的社会本能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如果一个孩子吃了一个苹果，手里拿着剩核儿，他的眼睛盯着找往哪儿扔，可是他没有找到垃圾箱，于是把苹果剩核儿藏在了口袋里。这是人类社会本能的有效发挥，这种本能是由于潜意识中丰富的信息长期积累而产生的，虽然不是专门用于教育，但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方式。没有这些信息，所有好的指令都会像“从墙上弹回来的豌豆一样”从孩子身上反弹回来。孩子在学校食堂里二十分钟内看到的一切，很多好的东西反映到他的潜意识中，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与孩子们平时从老师那儿听到的教导大相径庭的事实也反映到了潜意识。这些事实乍一看似乎微不足道，但它们在教育意义上是危险的。在孩子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反映的信息越多（从本质上讲，这些信息与老师的教导相矛盾），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捍卫者——人的理智就越软弱无力。预先规定的、经过精确设定的教育方法与非预设的教育方法（形成一个人的社会本能的环境）之间的差异越大，就越难在实践中培养和形成所谓的“良知”。“良知”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促使那个确信没有垃圾箱的孩子将苹果剩核儿藏在了口袋里，而没有把它随手乱扔掉，这种力量促使一个人自愿帮妇女把桶里的脏水倒进水坑，且不求感谢。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人的潜意识中没有不断地积累信息，包括关于一个人的高尚行为的信息，那么良知将是难以想象的：对一个人的热爱，对互相帮助的渴望，对暴力的厌恶和不屈服，对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对游手好闲、懒惰、寄生主义的不容忍，对老人和弱者的深切尊重和同情心。良知服从于意识和理智——服从于人民的智慧所说的“脑中之王”。但是，如果这个“国王”没有“人民”，那么机械的、逻辑的、情感的记忆就不会被人类高尚行为的事实充实起来，这是人类数百年的经验，而今天，人类道德文化的最高成就——共产主义理想、人类道德完善的共产主义形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和第二个教育源泉的和谐，要求将学生的积极活动用于创造环境，这个环境能够加强预先设定的教育方式的效果。“人”不是抽象的，隐藏在世界之外的生物。人——是人、国家和社会的世界。[1]教育的工作只能在人中间进行，教育者有计划、有预先设定和有目的的努力的效果，取决于在这个环境中反映出的人类、人类世界、社会和国家思想的道德成就有多深刻。

毕竟，道德教育是让一个人行善而非作恶。在我们的社会中，善的概念具有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含义：旨在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活动、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无私的工作、加强权力、肯定祖国的荣誉和荣耀、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诚实、忠诚、谦虚，不向任何形式的邪恶屈服，尤其是对祖国的敌人。

相信善良是道德财富的顶峰——这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动力。而这个信念就是“脑中之王”，它产生于人类世界和人民的智慧。但是，只有当一个人除了对善恶进行理解和逻辑分析外，他的善恶感已经成为个人固有的良知和个人的观点时，人类世界的智慧才具有意识。一个受过道德教育的男人，看到一个负担沉重的女人，他会觉得她的身边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如果他不帮助那个女人，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恶。来自意识和潜意识深处的“良知之声”，是人们从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经验中积累形成的，它立即告诉理智：“看！快行动！下命令！”头脑会立即发出指令，把双手伸向那个女人的沉重负担。对未来教育的前景和教育进程的方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坚信道德纯洁，形象地说，精神富足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连接童年、少年时期和青年早期的那根红线的牢固程度——理想、真理和思想都是那时在年轻人的心中确定的，对于他们个人而言，这些东西是神圣不可动摇且无限珍贵的。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让青少年对世界的观察、对周围现象的个人态度与其内在的长处、能力和可能性相对应。祖国的概念是青少年道德教育和道德成熟的基础。一个人在少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和精神财富，是通过他对祖国的责任感来观察世界而获得的。对他而言，祖国的荣誉、光荣、强大和独立是最宝贵的。日常行为（对人们的态度、帮助弱者、热爱劳动、谦虚）所包含的道德内容取决于一个人对人民神圣的态度。我们的学校集体最需要重视的是：让青少年在了解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过去和现在、生活和工作后，能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公民。让我们在每一个年轻的心灵中激起对人类美的渴望，让他们理解和体验一个公民的光明、充实、精神丰富的生活。公民的思想、公民信念和劳动就是少年时期精神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是使自己的良心高尚、敏感、自律的基础——人的良知之声。为了使我们的青少年珍惜最宝贵的东西——人民的神圣，他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公民来尊重。少年时期的公民生活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一直致力于将公民的思想、情感和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使公民思想、情感的高尚体现在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为了祖国所进行的劳动中。

表扬好人好事是一种极其细致的教育方法，它鼓励人们做出从本质上体现人类高尚情操的行为。形象地说，表扬就像教导孩子阅读一本关于人类基础文化的书籍。家庭、集体的赞同能让孩子在内心中提高自己的地位，确立他的自豪感。但是，当只有赞美才能给孩子带来欢乐的时候，就已经潜伏了危险。教育者的真正技巧是能让人在不被夸奖的情况下做好事。毫无疑问，在某些学校中，老师过度表扬了孩子们本来应该作为日常行为规范的举动（例如，一个男孩将捡到的卢布放在老师办公室的桌子上，墙报上就表扬了他们的诚实）。这是以人性为游戏，这样的游戏导致了人的道德肮脏：因为手能被别人看见，所以他会洗手；而脚会很脏，因为脚被鞋子遮住了，别人看不见。在人们面前，他会极力表现得规规矩矩，而私下里却品行不端。诚实作为对人、对社会的责任的一种表达，是童年和少年时期必须养成的重要道德品质。

注释

[1]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和法律的批评》，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