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隆庆开关（1567—1583）

无法禁绝的海外华人

现代人对于明朝闭关锁国的一个误区，是他们认为由于封闭政策的影响，那时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人并不多。

但事实与之相反。在元末明初，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活跃的中国人社区。随着郑和下西洋等官方行动，以及皇帝对禁海的兴趣，中国民间与东南亚的交流受到极大的影响。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政治中心的北移使得皇帝不再对外国使团感兴趣，这就造成了东南亚朝贡贸易一定程度上的衰落，随之做出弥补的是广东和福建沿海民间对外来商品的走私需求。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集权的两个朝代是明朝和清朝，但这两个朝代又是有区别的。清朝时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以及皇帝对于各种事务事无巨细的干预，加上“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地方官员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决定权，必须事事上奏皇帝。而明朝虽然在太祖时期实行了严格的政治集权制，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危害在太祖朝就已经显现，并在太祖死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之后的皇帝很少拥有完全独裁的权力，这给地方官员留下了较大的空间。(64)而地方官员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对过于干扰民间的中央命令采取软性抵制的做法，保证民间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合理运行。

这种政治规律使得明朝时沿海地区与海外的交流（不管是人员交流还是物资交流）没有真正中断，只是不让皇帝知道罢了。

在明朝，海外贸易一直有一个合法的中转站，那就是琉球。(65)当时的琉球是一个处于明朝、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政权，这使它既通过朝贡获得了明朝的认可，也能够在日本获得一定的外交地位。福建商人在发现琉球的超然地位之后，也前往这里，建立了沟通东南亚、明朝和日本的贸易基地。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贸易成为琉球的国策，它每年都会向各地派遣船只。船上还带着琉球国王写给各地的信件，表达友好和贸易的愿望。

在人员的交流下，华人融入了东南亚地区，将东南亚变成了一个华人和土著混合的社会。比如，明朝初期，暹罗、柬埔寨的各个港口城市都有华人的存在，并通过商业、血缘关系深入当地的政权之中。

暹罗的主体民族是泰族，其祖先很可能是从云南境内去往东南亚的，并取代了原本在这片土地上的孟族和高棉人。(66)暹罗政权最早在泰北的清盛、清莱、清迈等地建立政权，后来则向南到了素可泰。1351年，在大城府（阿瑜陀耶）定都，(67)这里是从海洋经过湄南河向北方陆地可通航的最远处。但此时的暹罗已经变成华泰混血式的政体。泰族人是统治阶层，华人则担任了商业领袖的角色，加上原本的孟族人和高棉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社会。

而在柬埔寨，泰族人的压迫使得柬埔寨北部的吴哥衰落了，高棉人又在更南方的金边建立了政权，这个政权的商业社群依然是华人主导的。事实上，在元朝时，一位中国使者周达观就发现，吴哥时期的高棉也同样有大量华人社群。(68)

在印度尼西亚，就像郑和时期见到的，这里也有华人、爪哇混血社会，并构成了当地的领导阶层，他们有着华人的名字和爪哇的头衔。1406年，一位华人和一位爪哇使节一同抵达日本，后来又在1412年再次前往，就这样开启了东南亚（直达暹罗）和日本、朝鲜的往来。(69)后来被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除了战略中心地位之外，也同样是因为与明朝的关系而变得繁荣，这才会被葡萄牙人盯上。15世纪下半期，马六甲的苏丹曼苏尔沙统治时期（1459—1477），马六甲除了与中国往来之外，还与更加东面的文莱、巴塞、爪哇等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到了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沿海地区民间与海外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了。南方出现了大量的豪门巨室，在贸易中大获其利。但是这些利润并没有被官府分享。(70)

明朝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朝代：只重视农业，对于商业并不感兴趣。明太祖时，为了对付他最大的敌人张士诚(71)统治过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针对这些地区制定了压榨性的农业税。由于农业税过重，这里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农业，改为经商，于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就在这个区域内发展起来了。这并不是政府的本意，而是极权社会的通病：当政府对于某些领域过于重视时，这个领域就会死去，而最发达的经济往往存在于被政府忽视的领域内。海外贸易上也是相同的，由于明朝政府不重视海外贸易，导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依靠海外贸易起家的巨富。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明朝社会很快就与海外的贸易社群有了更多和更加善意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