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代西方史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1]

我们将西方世界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每段时期包含大约1500年时间，其中的两个时期属于古代史部分。

“永恒之链”上的第一环包含了东方三个互不相同但联系紧密的文明中心——埃及、巴比伦及克里特—迈锡尼的崛起、兴盛和衰落。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到公元300年结束，这段时期也包含了一种文明的发展、成熟和衰退过程，即希腊和罗马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基督教时期，与前者重叠了几百年的时间，并且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可以把19世纪视作第四个时期的开端，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包含着无限可能性的时期。

像基督徒一样，希腊人这么多世纪以来也在以自己的祖先为师。他们的早期诗歌，比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遗产，诗里的活动场景就设在那个时代。不过，像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各民族一样，希腊人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正式加入人类文明大家庭。在这一时期，也就是他们从爱琴海扩张到地中海的时期，他们打破了曾束缚东方精神的镣铐，依靠自身的智慧，勇敢地面对人类生活中的严肃问题。接下来，在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后，他们发现自己拥有的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家。此前这些城邦之间没有任何政治联系，不仅如此，那些把米利都、科林斯、叙拉古、马赛以及当时其他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中的希腊人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情感、语言和宗教纽带也相当脆弱。当时希腊政治地图的复杂程度，从克里特岛一岛之上就存在23个城邦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但不管是在希腊还是在别的地方，只要城邦里的生活既具有城市性，也具有国家性，这样的城邦就是最有利于自由制度发展的土壤。

希腊的个人主义

希腊的形成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一主题。诗人们不再沿袭荷马的传统，不再讴歌古代英雄的壮举，而是书写他们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生经历。他们不再纠结于史诗宏大的规模和晦涩的词语，而是用自己熟悉的韵律和方言描绘身边普通的男男女女。雕塑家和画家，从前一直从属于自己的门派，致力于发扬光大本门派的艺术，如今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创造力，于是开始通过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大名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荷马的启示对宗教问题的解决也不再令人满意，每一个思想个体都被迫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有人依然坚守正统，有人则狂热地崇拜狄奥尼索斯和得墨忒耳，从中寻求庇护；还有人起身反抗神学，把世界解释为自然规律的产物，而非出于神的创造。一些早年淹没在自己的家庭、宗族和交际圈中的人，如今为了各种公共目的而脱离了所有这些联系，只承认城邦的权威，而这个城邦接受所有公民参与到城邦的公共事务中来。正如政治领域出现了反叛者一样，宗教和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反叛者，他们所反叛的暴君是像阿基洛古、萨福、阿尔凯奥斯这样的一些诗人，以及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爱奥尼亚的物理学家之类的科学家。

总体而言，亚洲土地上的希腊人是这一时代的领袖，米利都则是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城邦。

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

随之而来的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保守的时代，人们不再像前几代人那样热血方刚。这是“希腊七贤”的时代，是信奉“凡事不可过度”的时代，也是贵族们克己自制的时代。

在这个压抑欲望的时期，斯巴达曾发展出的丰富的文化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眼前利益——战争和准备战争。随着斯巴达贵族的没落，由他们支撑起来的艺术和文学也逐渐衰落。斯巴达人民组成了一个武装阵营，人与人之间维持着战友般的关系，过着清教徒式的艰苦生活，总在担心为自己服务的奴隶们（每个斯巴达人拥有15个奴隶）的造反和滥杀，还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他们在希腊事务中（当时的斯巴达人有1.5万，希腊人有300万）树立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

雅典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虽然雅典的贵族也丧失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但在另一方面，奴隶的公民身份却得到了承认。在雅典民主发展时期，塑造雅典的那些人自己也是贵族，他们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的制度文化必能使民众的生活变得高贵。因此，他们不辞劳苦，贡献自己的家当来修建和维护公共角力场和体操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在这里锻炼身体，使身体更加柔韧和优雅，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充满魅力和活力；他们还举办一般公民通常都必须参加的“音乐比赛”，而在为比赛做准备时，所有阶层都积极地研究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学习抒情诗和戏剧合唱中的语句和曲子。因此，虽然贵族阶层在雅典灭亡了，雅典人却成了整个希腊的贵族。

这主要应归功于雅典最杰出的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在他富于远见的指导下，雅典耗费巨资建造了一支无敌舰队，在献身精神与英雄主义的鼓舞下与斯巴达联手击退了波斯人，成就了一个海上帝国。起初，阿里司提戴斯在与地米斯托克利的竞争中失利，后来却成了他忠实的合作者。伯里克利也从这二人身上受益匪浅，此人广泛涉猎科学、哲学、法学、艺术和文学，并因此成为巅峰时期的希腊最完美的代言人，他不仅完善了雅典的民主制，还界定、规划了他的帝国使命。没有哪个身处高位的人像他一样坚信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业，不过也没有谁比他更热衷于帝国主义了。实际上，如果没有雅典的海上帝国，雅典民主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雅典人来说，臣服的同盟者就像奴隶、技师和商人之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斯巴达曾试图消灭这个帝国，为此发动了一场耗时10年（公元前431—前421）针对雅典的战争，却无果而终。斯巴达人没能完成的事情，被雅典的魔鬼天才亚西比德完成了，因为民主主义者们正是在他的坚持下开始了西西里远征，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他们在叙拉古遭遇惨败（公元前413年）之后，附庸国纷纷起来反抗，并且停止了进贡；雅典没能打败联手对付它的西西里人、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于公元前405年屈服。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是否还出现过像雅典这样的城邦，有5万名成年男性从事和平事务，另外5万名成年男性参与战争。在希腊引领世界之时，雅典引领着希腊。

斯巴达人取代了雅典的地位，但要维持这个地位，他们只能依赖其同盟者——波斯和叙拉古的支持。在他们与波斯人起争执时，便立即失去了这个地位；后来通过公元前387年的《国王和约》又失而复得，岂料在16年之后就被底比斯彻底击败。底比斯是一个完全依靠伟大的武士政治家伊巴密浓达的政权，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公元前362年战死，导致了底比斯霸权的没落。

到了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希腊人苦苦追寻了两个世纪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欧洲所有的希腊城邦，不论大小，都重获自由，就如同回到了公元前7世纪那样的自由。事实上，正如普鲁塔克在《德摩斯梯尼传》中为我们展示的那样，它们始终生活在派系斗争之中，彼此之间充满了恐惧和嫉妒，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要抗拒这威胁，就只有联合起来。

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在菲利普的领导下统一了希腊，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使亚历山大大帝得以征服波斯帝国，并迅速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希腊殖民活动。正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指出的：“他的继任者们面临的唯一的困难，是由他们的野心引起的相互之间的纠纷。”就这一个困难就已经够他们受的了。它引发了一次长达30年的战争，这是希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结束后，脆弱的势力平衡使希腊—马其顿世界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耗巨资供养着一支强大的舰队，从而控制了马其顿和亚洲。

在罗马的统治下，意大利获得了统一（公元前343—前270），随后迦太基帝国覆灭（公元前264—前201），由此，一个比任何一个希腊王国都更加强大的军事强国开始与埃及的对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这个国家的人口有500万，士兵有75万，能连续多年保证有10万人在战场上打仗，只有整个希腊世界联合起来才可能抵挡这样一支力量。希腊人再次因为分裂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希腊落入了罗马人之手。

罗马的崛起

这一批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和150年之后的西塞罗、恺撒那一代人不一样，这批人可不是什么“绅士”。普鲁塔克在《科里奥兰纳斯传》里只记录了他们本性的一部分，这本书中的一个传说，被普鲁塔克时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奉为事实。人们用这个传说证明罗马人在政治斗争中所谓的不妥协性格，以及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所具备的高尚品德。但事实上，他们身上具有很多易洛魁人的特质，他们的士兵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曾经钢铁般的纪律在他们占领城池之后就会放松下来，于是他们经常会在大街上滥杀无辜：男人、女人、孩子甚至动物。所以说，罗马并不是通过玫瑰香料或现代人道主义的手段来征服世界的。

又过了五代人之后，意大利人开始了平稳的希腊化的历程，此前东部各省曾对此反应激烈。在这个迅速去民族化的时代，曾经领导国家首先实现内部和谐、然后巩固了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最终建立了世界帝国的罗马贵族内部开始瓦解。罗马帝国供养了一个所谓的骑士团，由一大批承包人、放债人、谷物商人和奴隶贩子组成。他们将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们架空，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各省的控制权，然后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加速了政府的瘫痪，而由皇帝进行统治是结束这种瘫痪的唯一办法。西塞罗的青年时期，刚好是贵族阶级的两翼——农业和商业之间进行自杀式斗争的时代。西塞罗作为一个“新人”，为了跻身政坛，而不得不依附于庞培这类的政界要人，所以不管是他的政治路线还是他的政治观点，都是那样的“摇摆不定”；但是他至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竭尽全力恢复“和谐的秩序”，不过这根本就行不通。

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恺撒的成就

罗马帝国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而且由于帝国必须利用这支军队来对付条顿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高卢人，于是一任又一任军队领袖就能够对文人政府发号施令。这其中最后一位就是尤利乌斯·恺撒，他成为最后一位是因为他决定不再控制元老院，而是直接取而代之。他短暂的统治（公元前49—前44）是罗马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国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第一次再现。在当时的希腊文献中，恺撒被称为“整个人类的大救星”。在他遇刺之后，刺客们感到悲伤的是，候选人之间为了恺撒军队的控制权争来斗去。最终，恺撒的手下安东尼带着一半军队去了东方，去完成恺撒征服帕提亚人的计划。他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拜倒在恺撒的情妇、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石榴裙下。克利奥帕特拉是一个精明强干却寡廉鲜耻的女人，而且又继承了一种糟糕的政治传统——通过把罗马帝国领导者捧上埃及王座而把埃及并入罗马帝国。至于安东尼，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个“混蛋恺撒”。

事实证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后来改为奥古斯都）却是个一流的政治家，安东尼没带走的军队都由他掌控。他勾起了意大利人反对安东尼及其埃及“荡妇”的民族情绪和共和主义情绪。但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之后，他不得不开始对付那个他唤醒的恶魔——或者说是幽灵。为了解决这个麻烦，他中和了共和主义与君主制度，创立了元首制，这个制度虽然曾间接性地恢复恺撒模式，并逐渐地向彻底的专制制度退化，却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一场大的军事叛乱。当时，希腊—罗马文明随着罗马的政府体制一起迅速衰落。250年来，有6000万人在秩序井然的政府统治下过着稳定而富庶的生活。他们砍伐树木，把沙漠装点成花园，建造了上百座城市，使正义感和光荣感从罗马一直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令其永垂不朽，然后他们又成为数十万本国野蛮士兵的无助的猎物。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历史上演的最大的悲剧。

在实行元首制期间，追根溯源，似乎所有的行为都因君主或皇帝而起，不论是好的行为还是坏的行为。很明显，一个人的意志和品质决定了所有人如何生活以及是否幸福。因此，很自然，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传记十分感兴趣。于是，普鲁塔克就成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他所缅怀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可爱的“叛徒”。

注释

[1]威廉·斯科特·弗格森（1875—1954），古代史专家，哈佛大学古代史教授。主要作品有《希腊化时代的雅典》（Hellenitic Athens，1911）、《希腊帝国主义》（Greek Imperialism，1912）、《雅典娜的司库们》（The Treasurers of Athena，1932）和《雅典的部落周期》（Athenian Tribal Cycles，193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