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并非生而为李白

李白有一个过人之处，他能够压制住仕宦欲望，在事功之外开辟一条新路——钻研文学或研究学术来实现个人价值。“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舍弃仕途，李白获得了自由，并在江河山林之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李白不是生而为李白，而是在一轮轮的攀附、求告和失败、屈辱中锤炼出来的。一个傲气冲天的李白，也要因为冲撞州县长官而卑躬屈膝地公开道歉：“白，嵚崎历落可笑人也……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白妄人也……白之不敏……如能伏剑结缨，谢君侯之德……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一个饱经风霜的李白，也会在年过半百后，因为永王李璘的征辟而重燃仕进之心，出任幕僚，幻想仗剑平定中原、力挽安史狂澜。李白终究昧于时局，永王李璘在与唐肃宗的权斗中失利，以叛逆身份载入史册。附逆的李白，落得锒铛入狱。下狱之后，李白的生花妙笔被迫创作一封封求救信、乞讨书。

命运是如此吊诡与无常，当年一道畅游山水的故人高适此时正是镇压永王的主帅，官拜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在大唐诗人中，高适是极少数手握藩镇大权、平衡好舍与得的著名诗人，《旧唐书》甚至夸赞他“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李白第一时间向高适求救。他还自信于二人昔日的私交。在《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中，一贯心高气傲的李白不得不奉承微时的好友高适：

（唐）李昭道（传），《明皇幸蜀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高适对李白施以援手。如果说高适在附逆案惩办高峰的敏感时刻不方便干涉案情，那么，在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千里江陵一日还”后，他依然没有任何帮助身陷谷底的李白的迹象，就相当令后人寒心了。

最可能的解释，或许高适已经不是刚入仕时那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感性之人了。政治成熟的高适极可能无法理解李白一以贯之的天真。要想追求事功就必须舍弃文人的思维做派。而宦海的一大行为准则是稳重、圆滑和以静制动。高宗武后时期，宰相杨再思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除了迎合皇帝、阿谀奉承，毫无作为。“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旧唐书·杨再思传》）对高适而言，十余年前的友情和当下的荣华富贵、落魄的犯罪嫌疑人和唐肃宗的好恶喜怒，孰轻孰重，毋庸多言。

李白体悟不到这一层，注定无法取得世俗的成功。几年后的宝应元年（762年）隆冬，身无分文且久病缠身的李白逝于当涂，结束了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士大夫在世，除了报效朝廷、追逐功名事业外，也就会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前者求事功，后者做学问，前者是显性的、是主流，后者是隐性的、是末流。一个成功的文人士大夫要兼顾事功和学问，既平步青云，又诗书传家。如此完美的成功者，在现实中是极少数。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要对二者有所取舍。这种取舍是极不平衡的，学问创作要求天赋、勤奋和思考，以上都是个体自身能够拥有的；追逐事功的门槛则要高得多，除了有衡量追求者的标尺外，还索取追求者的忠诚、尊严，并附带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要求。显然，追逐事功之路更崎岖难行。人生纠结之处，在于这条路不好走，又不得不走。因此，读书人的人生取舍，准确地说是如何获得仕途的成功，以及在仕途困顿之后如何主动或被动地在文字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不同的取舍，决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结局。

（唐）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李白、杜甫在人生终点线前，应该都会感慨事功无成、抱负难伸。好在，李白在世时便有“诗仙”的美誉，盛名遍传天下，籍籍无名的杜甫则在病逝半个世纪后才被人发现价值，成为“诗圣”。二人并称“李杜”。

李杜当年仰望并乞求的那些达官贵戚早已为历史淡忘，在李杜那一声声没有尊严的乞求中提及的姓名，反而成了那些达官贵戚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痕迹。

注释

[1]行卷是唐代的科举习俗。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将平时创作的诗文编辑成卷轴，在考试前投递给能够影响科举结果的达官显贵或文坛领袖，以期获得后者的推荐，称为行卷。唐代士子往往需要多次行卷，第二次之后称为温卷。

[2]辛晓娟：《杜甫与高适蜀中关系新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