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合肥之战
第一节 湘水划界再“结盟”
建安二十年(215)冬,在刘备取得巴蜀一年之后,曹操也彻底拿下了汉中。
不过在此期间,刘备除试图招降张鲁以外,几乎毫无作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段时间刘备在东线遭遇了重大危机,而此事的祸根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埋下。
赤壁之战后,周瑜经过与曹仁长期的艰苦作战,终于拿下了南郡。此时荆州的形势大概是:曹操拥有荆州北部的南阳以及江夏北部地区;孙权占据荆州中部的江夏大部和南郡江北地区;而荆南的南郡江南地区以及零陵、武陵、桂阳和长沙四郡则是刘备的地盘。
虽然孙权在刘备的势力范围内也进行了一定的渗透,但总体还是比较收敛。
在这个时候,刚刚走上人生巅峰的周瑜,心中酝酿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方案。周瑜的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全据长江,两分天下,具体施行就是向西吞并益州的刘璋和张鲁。
之所以敢于制定这个非常激进的计划,周瑜的底气就是东吴占据了江夏和南郡的大部。也就是说长江中下游皆为东吴所有,而且自东向西已经连成一线,此时若想更进一步,就应该逆流而上,将长江上游也收入囊中。
周瑜的进取心虽然值得肯定,但他这个计划却是非常冒险的。
首先,据《三国志·周瑜传》,周瑜判断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可这个结论与事实是有所偏差的。因为曹操在赤壁之后的三年中有两次大规模出兵,分别是建安十四年(209)进兵合肥以及建安十六年(211)进兵关中,并不存在周瑜所说的情况。
其次,周瑜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得蜀而并张鲁”,这也有些过于自信。刘备在已经进入四川盆地,相当于跨越了第一道天险的情况下,仍然鏖战了近三年才拿下巴蜀,而曹操逼降张鲁也用了大半年。
周瑜毕竟能征善战,其军事指挥水准胜过刘备,在三年内完成他的战略目标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不过在刘备势力尚存的前提下,越过刘备出兵西川这一策略仍然是相当冒险的。
孙权对这个计划倒是很有兴趣,但他不想单独行动,而是希望和刘备共同出兵。
这一计划在刘备集团中引起了争议,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当时有人认为可以与孙权合作,因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但这些人明显低估了孙权,他只不过是想让刘备做自己的马前卒罢了,因为如果真有诚意的话,应事先对取得益州后的战果分割作出约定才对。
针对孙权的阴谋,荆州主簿殷观指出:“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一下就阐明了和孙权合作的隐患。之后他又给出了解决方案:“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
您想要进攻益州,我们坚决赞成,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因此不便出兵相助,这样一来又把风险还给了孙权。
刘备集团不上套,这下孙权就没办法了,虽然说南郡的核心地区江北江陵一带掌握在他手中,出兵益州也并非“越荆取蜀”去攻占一块飞地,但他却也无法放心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盟友。
孙权的主要顾虑就是公安在刘备掌控中,公安和江陵实在太近了,只有一江之隔,一旦大军出动,江陵空虚,此时难保刘备不会出兵偷袭。
就这样,第一次出兵益州的计划在双方的互相猜忌之下胎死腹中了。
而裴注《三国志·先主传》引《献帝春秋》则提供了另一则史料,当时孙权派周瑜统领水军西进,结果为刘备所阻,而且他还对周瑜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最终孙权只好放弃。
这一说法应该是不太可信的,首先当时刘备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孙权抗衡,这样公然对抗实属不智。不如依照殷观之计,在不反目的情况下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另外这条引自《献帝春秋》的材料对当时刘备军事部署的相关记录也非常不可靠,据载,当时具体部署为“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
其中刘备驻孱陵(即公安)没有问题,而“张飞屯秭归”则无法确定。不过“关羽屯江陵”就很奇怪了,因为江陵本是周瑜的地盘,此地是在鲁肃任都督时才借给刘备的。
至于“诸葛亮据南郡”则更是莫名其妙,江陵、秭归和孱陵都是县,而南郡则是郡,上述三县都属于南郡。这样一来,主君驻扎在一个县,而下属占了整个郡,这样的描写给人一种此书作者地理概念混淆的感觉。
不久后周瑜病逝,第一次荆州危机也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此次危机虽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为后来的第二次荆州危机埋下了伏笔。
鲁肃接替周瑜后,在他的主张下,东吴的策略发生了一定改变,最终将整个南郡借给了刘备。
孙权这样做的原因大概除鲁肃提出的扶植刘备共同对抗曹操以外,也有孙权已经彻底放弃了西取益州这一想法的因素存在。毕竟有刘备在一旁虎视眈眈,无论西征还是北伐都难以全力以赴。
另外,拥有南郡的一方还要承受曹操南阳方向的军事压力,因为南郡的门户襄阳还在曹操手中。至于在东线合肥,孙权所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样一来,继续将南郡控制在手中对孙权来说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将其借给刘备,要好过两面受敌。
但到了建安十九年(214),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此时刘备已经取得巴蜀,反观孙权却一无所获,当初弱小的刘备势力如今已经发展到可以和孙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了。
孙权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只好愤恨地骂道:“猾虏乃敢挟诈!”随后派诸葛瑾为使者前往刘备处讨还荆州诸郡。
如果单单讨回南郡,对于东吴来说益处并不是很大,因为当初借给刘备的也只是南郡江北部分,就算要还,长江南岸的公安也是没有道理归还的。
所以即使收回当初的吴属南郡,也只不过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突出部,不仅难以利用它作为出击的跳板,还需要加强兵力去防守,而且会因此与刘备交恶,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相反,南郡对于刘备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刘备两块地盘荆州和益州的连接处,如果失去了南郡,荆州和益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刘备是万万不可能放弃的。
孙权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并没提出索回南郡,而是在荆南四郡上做文章,希望得到长沙、零陵和桂阳,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对于孙权来说不仅可以得到一些回报,还不会影响同盟关系,而对于刘备来说,也保持了领地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这一方案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不过刘备却推辞说:“等我取得凉州后,就会交付荆州。”这就彻底激怒了孙权。
孙权提出的条件并非没有商量的余地,即使刘备去讨价还价,比如只还一到两个郡是否可以等,至少说明刘备有谈判的诚意。
而刘备的回答在孙权看来只能说明刘备在践踏他的尊严,也藐视了他的智商,毕竟刘备连汉中都没有得到,取凉州更是遥不可及,事实上蜀汉直到灭亡也没能取得凉州。更何况,就算刘备取得凉州又待如何,到时候难保他再次借故推脱,比如“须得长安,方还荆州”云云。
此时,孙权已经有些心态失衡了,刘备简直在戏耍自己,他认为必须要给对方一个教训以解心头之恨。其实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发现昔日落魄之人爬到自己的头上,心中对他的痛恨会远远超过看到一个本来就有钱有势的人在作威作福。
不过,孙权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政治家,不应该以常人的思维来行事,在政治家的立场中,利益必须要在个人情绪之上。
如果他希望继续维持同盟,那么即使刘备有不义之处,他也必须要忍,因为同盟是一切利益的根本,失去同盟则会被强敌各个击破。
如果不想在分割战果时产生冲突,那么就要想办法扩大战果。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暂时放弃矛盾,相互配合共抗曹操,到时从刘备这里失去的,便可以再从曹操那里夺回来。
倘若不愿容忍,非要和刘备反目的话,则应该立刻去向曹操称臣,和他一起夹击刘备,等消灭刘备后,虽然曹操会变得更强,但自己至少也能分一杯羹,可以增加一些将来对抗曹操的资本,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可惜孙权做出了第三种选择,他既咽不下这口气,又没有彻底下定决心撕毁同盟,这就在同盟间留下了不可修复的裂痕,也给日后的战略布局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孙权见求三郡不成,便自己任命了三郡官吏并使之前去赴任,结果随即为关羽所驱逐。孙权大怒,命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率兵两万进攻三郡,使鲁肃率兵一万进兵巴陵(今湖南岳阳市一带),孙权本人则坐镇后方陆口(今湖北嘉鱼县一带),第二次荆州危机全面爆发。
从这一部署也可以看出,孙权的本意只是威慑而并非和刘备全面开战,否则的话应该大军直扑江陵,争取尽快切断荆州和巴蜀的联系,这样威胁会大得多。
刘备闻讯立刻出兵五万至公安,在此期间,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都已失陷,刘备遂令关羽领兵三万进逼益阳,其战略目的应该是围魏救赵,威胁巴陵的鲁肃部,逼迫吕蒙回救。
东吴也不甘示弱,吕蒙、鲁肃合兵一处,与关羽在益阳相据,双方的冲突进入相持阶段。
其实,这时候冲突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了,双方实力相当,一旦大规模开战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双方的初衷也并非如此,事情到了这一步,解决问题只需要一个台阶而已,只不过目前谁都不想先示弱。
单刀会上,双方唇枪舌战,但依旧没能谈出个结果,而最后成为解决问题关键的竟然是曹操。
不得不说,曹操选择进攻张鲁的时机真是非常巧妙,这一期间孙刘两家爆发冲突,无暇他顾,使曹操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拿下了汉中。
这下刘备是真的坐不住了,张鲁已经被赶到巴西,汉中尽数为曹操所有,再不和孙权重归于好,大本营巴蜀将受到曹操的威胁。另外,刘备也是更加被动的一方,他在荆州地区并没有什么优势,而且三郡已经被东吴拿下,领地丢失已成既定事实,各方面因素都由不得他不低头。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恢复了同盟,孙权也退了一步,将零陵交予刘备。
最终形成的局面是东面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孙权,西面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归刘备,这就是著名的“湘水之盟”。
之后,刘备火速赶回蜀中,准备迎接曹操的兵锋,而孙权也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东线,第二次荆州危机到此为止。
危机就此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孙刘联盟至此已经名存实亡了,湘水之盟只不过将冲突推迟了几年而已,当矛盾再也无法化解的时候,等待双方的便是一场不死不休的血战。
在这场闹剧一般的冲突中,其实双方谁都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双方都在期待着自己占些便宜而对方先让步,这样使矛盾被一步步激化,而最终还是在外部力量的威胁下才暂时偃旗息鼓。
另外,在重新结盟一事上,孙刘两家也同时犯下了重大错误。刘备错在没有吸取教训,过度看重盟约,最后疏于防备;孙权则错在轻易签约,为日后的毁约制造了道义上的障碍。
其实联盟到了今天这一步,双方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权虽然确实为刘备提供过帮助,但初衷是想利用他,使其成为对抗曹操的先驱。而刘备在接受了帮助的同时,却没能给予孙权一定的回报,也没能在情绪上对其进行安抚,最终激化了矛盾。
双方的目的都不够纯,也都缺乏诚意,而且互相猜忌,这样的联盟岂能持久?
其实,只有靠共同的利益才能够将联盟维持下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而在没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就要去创造共同利益,但这需要双方相互理解和配合,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刘备和孙权虽然都是一世英杰,但他们的格局终究还是差了一点,这也为二人的事业高度设定了一个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