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刘备入川收人心

涪县的宴会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两军将士已经欢聚了近百日，然而这样的景象有些人看在眼里却急在心里。

这个人就是张松，此时此刻他是内心最紧张的人，毕竟他是背叛刘璋的主谋，事情拖得久了难免夜长梦多。

于是张松便让法正暗中前来通知刘备，表示动手的时机已到，可刘备却丝毫不为所动。

另一个着急的人则是庞统。这次刘备入蜀时文武臣僚如关羽、诸葛亮等都留守荆州，跟在他身边的人才并不多，而庞统则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作为荆州名士，庞统很早就有了极大的名气，而他本人也眼界极高。当初刘备让庞统做耒阳县令，他看不上这个小官，最后因消极怠工而被免职。结果鲁肃听说此事后专门来信向刘备说明让庞统做县令是屈才，而诸葛亮也持同样的看法。

这下刘备开始对庞统此人感到有些兴趣了，于是便召见他做了一番深谈，结果庞统的才学见识深深打动了刘备，最后被任命为治中从事，作为州长官的机要秘书，可见刘备对他相当器重。

据《三国志·庞统传》记载，刘备对庞统“亲待亚于诸葛亮”，而二人的职务也同样是军师中郎将，可见信任程度之深。此番入蜀便由庞统跟随，担任刘备的首席谋士。

在刘备帐下，庞统虽然和诸葛亮并驾齐驱，二人在荆州又有卧龙与凤雏之称，看似不分高下，但其实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才。

庞统最为擅长的就是谋划，陈寿在《三国志·庞统传》的结尾处评价他与荀彧类似，是很有道理的。

当初张松和法正暗中邀刘备去取益州，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刘备却一时没能下定决心，而正是庞统的一席话说服了他。庞统劝道：“荆州荒凉残破，人才出走殆尽，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若想成就鼎足之势，恐难实现。如今益州富庶，可凭此成就大事。”

庞统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是荆州经过多年战乱已经残破不堪，再加上大量人才投靠曹操，不足以凭此和曹孙两家抗衡；其二则是益州恰好能弥补这一缺陷。

不过，当时刘备尚未下定决心推翻自己一直以来忠厚长者的人设，表示自己多年来的立足之本就是任何事都和曹操对着干，因此不愿为了益州失信于天下。

庞统一听就明白了，还是心理包袱过重，于是又劝道：“现在是讲究变通、权谋的时代，过于拘泥无法成就大事，兼并弱小早在春秋五霸的时候就是常态了。将对方的国土夺取后用心治理，推行仁政，以此回报天下，等大局稳定之后再厚待原主，又有什么违背信义的呢？”刘备这才被说服。

庞统对于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荆州可以作为扩张的前沿基地，但却无法作为支持长期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夺取益州已经势在必行。等到涪县大会时，庞统发现刘备似乎又想要打退堂鼓，他明白自己必须尽快站出来了。

于是庞统献策道：“乘今天会面之机，可突然袭击将刘璋擒获，这样将军不需劳师动众即可将益州收入囊中。”

刘备却说：“我刚入别国，恩德威信尚未建立，这种事是不能做的。”

此时刘备的心态比当初赤壁之战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当时刘琮已经降曹，刘备率军南撤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立即发动进攻，如此荆州可得，但刘备却表示他不忍为此事。

当然这只是一个明面上的说法，实际上曹军侵略如火，刘备担心可能根本来不及攻打襄阳，但至少他还是做了些表面功夫的。而这次刘备拒绝的理由已经变了，他并不反对行此背信弃义之事，只是因为初来乍到，未得人心，所以才有所顾虑，就算搞一次鸿门宴，成功擒获刘璋，但控制整个益州仍是一件难事，这种心态和当初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平心而论，刘璋对刘备仁至义尽，给他的待遇是极佳的。自率军入蜀以来，刘备一路上宾至如归，虽然刘璋对其不是完全没有防备，但那也是人之常情。此时的刘备已经抛去了心理压力，他没有在此时采纳庞统之策，只觉得时机尚未成熟罢了。

这才是真正的刘备，他的本质始终是一个乱世枭雄，若刘备真的那么敦厚，他是绝对活不长的。

一直以来刘备确实名声甚佳，早年间他任平原国相时期大行仁政，乐善好施，又宽待下属，连刺客都不忍行刺，后来在荆州携民渡江的义举更是为他积累了大量的政治信誉。

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刘备这种好的一面主要为社会中下层所广泛认可，而在上层中并不能完全吃得开。

虽然刘璋这般略显天真之人会对刘备倍加信任，但绝大多数人对刘备是否真是忠厚之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据《英雄记》记载，当初刘备在徐州时，吕布手下诸将劝吕布说刘备“反覆难养”，因此要尽早图谋。

彼时还是建安初年，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刘备还是那个义救孔融的君子，但他的本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后来，刘备在寄寓荆州时期，刘表虽然表面上对其信任有加，但实际上却加以防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当时刘表是“疑其心，阴御之”，这是因为刘表清楚，刘备其实和他是同一类人。

下一个看透了刘备的人是周瑜，据《江表传》记载，在他临终前给孙权的上书中提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可见周瑜对他的忌惮。

如果只有一个人作出这样的论断，那确实可能是误判，但有这么多人看透了刘备的本质，那就绝不是偶然了。而且从后续发展来看，他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些都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虽然不值得称道，但也不必指摘。

此后刘备的发展也确实如他们所料，无论是夺取益州、拒还荆州还是擅自称王称帝，这些事都是水到渠成的，刘备在合适的时机势必会抛去仁义的外衣，至于权衡的标准则全看利益得失。

那么涪县大会这个时间点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是合适的，庞统的计划完全值得一试。

刘备积累了那么多年的好形象只能蒙蔽底层人，而上层人物大多还是能识破其真面目的，虽然刘璋尚被蒙在鼓里，但他治理益州近二十年，也经历过一些大风大浪，并不完全是昏庸无能之主，日子久了，他自然会看清刘备的为人。

虽然刘备的设想很好，他希望先在益州收买人心后再动手，但这却很难实现。

当初在刘表手下时他就是这么暴露的。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当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这才引起了刘表的猜忌，如今他在刘璋的地盘上故伎重演，难道就不会引起刘璋的警觉吗？而且刘璋手下有不少人都给刘备做了内应，双方难免要暗中传递消息，这样的事拖得越久暴露的风险就越大。从事后看来，这就是事实。

与其到时再和刘璋决裂，还不如趁其不备先下手为强，一旦将刘璋控制下来，他手下的势力大概率会土崩瓦解。

东州士中大部分人已经与刘璋离心离德，从庞羲、法正、孟达等人的表现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益州人虽然大多反对引刘备入蜀，但在主君为人所制的情况下，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是投鼠忌器，另一方面他们绝大多数人在当地有家有业，没有必要为虚名舍弃这一切。

当初刘备在拒绝进攻襄阳时就吃过一次亏了，当时刘琮已经不得人心，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如果刘备动手，襄阳城内很可能是不缺内应的，刘备已经白白错过了一次机会，而这回他仍在犹豫。

退一步说，即便当时未能成功又怎样呢？其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后来当阳大败更糟糕了。

而这次也是一样，即使让刘璋逃脱，双方当时就在涪县兵戎相见，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毕竟后来二刘反目后，刘备一样要对涪县、绵竹和雒县等几个要地逐步攻略，而此时动手相当于已经攻下了涪县，这样不是事半功倍吗？

总之，刘备入蜀苦战了近三年，其本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回到此时，刘备终究还是没能采纳庞统之策，双方暂时维持了和谐友好的气氛，之后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则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

涪县大会结束后，刘璋带兵回了成都，而刘备则按原先的约定北上，准备征讨张鲁。为此，刘璋不仅给刘备补充了军队，又赠送大量军械辎重，表现出了满满的诚意，而刘备一到葭萌关就开始收买人心，消极怠工。

就这么耗了近一年，等到建安十七年（212）冬，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孙权，刘备便借此事联系刘璋说：“如今东吴危急，我们两方本互为唇齿，关羽也在青泥为乐进所牵制，若不相救形势必危，而张鲁则不足为虑。”此外还要求刘璋继续增兵万人并索取大量财货。

此举令刘璋萌生了怀疑，一年的时间刘备不光毫无动静，如今却继续要兵要钱，而且还是为了东吴之事，这不是摆明把自己当成冤桶吗？刘璋当时尚未做好和刘备反目的准备，只好勉强答应，不过其中打了折扣，仅给了四千兵马，刘备索要的财物也只给了一半。

听说刘备要走，张松这边更是坐不住了。当初在涪县大会时劝刘备动手他就毫无反应，现在竟然一走了之，自己长期的筹划岂不白费了吗？于是张松立刻提笔给刘备写了一封信，询问为何在大事可期之际反要离开。

不巧的是，此事为张松的兄长张肃所知，他担心弟弟的叛逆之举祸及自己，于是向刘璋检举。

这下刘璋终于明白过来了，便再也不抱有幻想，先是杀掉张松，随后下令各关隘将领的文书都不准再送达刘备处，双方彻底反目。

如今双方开战已成定局，前次错过机会后，庞统虽觉可惜，但眼下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了，于是他再次出来劝说，并献上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暗中挑选精兵，昼夜兼程急行，抄小道奇袭成都；中策——设计擒拿刘璋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兼并其军，随后南下攻打成都；下策——退回白帝城，联络荆州兵马，然后步步为营攻取益州。

其中上策最激进，虽然风险大，但收益也大，一旦成功便可在最短时间内夺取益州。毕竟此时阴谋刚刚暴露，刘璋尚未做好准备，偷袭是有一定胜算的。

而下策虽然保守，也最没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却是最能保住刘备信誉的一个策略。刘备集团可以声称是刘璋过河拆桥，要将他们赶出益州，自己才被迫反击。虽然这是歪曲事实，但在外界看来确实很像是刘璋将刘备驱赶到了白帝城。

如果刘备选择上策，可以说是有益无害，最差的结果无非是重新回到步步为营发动进攻的路线上来；若选择下策，虽然势必会用时缓慢，但毕竟可以保住多年来仁义君子的人设不会崩塌。

可惜的是，刘备偏偏选择了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