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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艺大师与精神分裂症

荷尔德林

弗里德利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生活在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他和黑格尔及谢林是大学舍友，和席勒是同乡并得到激赏，听费希特的哲学课，还和歌德有过节。他最终在历史上被评价为“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诗人中的诗人”，但名声的获得却比朋友们晚了近两个世纪。他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长，并将人生最后的三十余年都掩埋在疯狂的黑暗岁月中。他青年时是一个爱好哲学和诗歌、向往法国大革命的翩翩美少年，但在发病中像肮脏野蛮的流浪汉一样长途跋涉回到家乡。他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他的传奇故事也强化了人们对于“诗人和疯子”之间的浪漫想象。

研究荷尔德林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明确、严重而长时间的病史，并且有好友对其病中情形做了大量翔实深入的记录；

（2）在发病后进入创作高峰期，在癫狂中仍然有诗歌创作。

病史

材料主要来自威尔海姆·魏布林格（Wilhelm Waiblinger）的《弗里德利希·荷尔德林的生平、诗作和疯狂》[1]、兰格的《荷尔德林》[2]和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论荷尔德林》[3]。魏布林格作为荷尔德林多年的好友，对其发病中的表现有过许多亲身观察。他在荷尔德林还未去世就写下的这篇文章，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精神病理传记学研究。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即来自他的文章。

◎在波尔多之前的岁月

荷尔德林于1770年出生于内卡河畔的劳芬，两岁时，作为牧师总管的父亲死去，母亲是牧师之女，于1774年改嫁。关于荷尔德林的童年信息不多，仅知道宗教氛围浓厚。父亲角色缺失可能对他敏感内向的性格有所影响，“他最早接受的教育应该是相当美好的，充满爱心、温柔和优美。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已经体现出一种充斥整个幼小灵魂的宽广的温柔，体现出高贵的、优雅的、多愁善感而又过于敏感的性格，体现出一种漫无边际的幻想，而正是这种幻想把他带入诗的梦幻之中，渐渐地营造出一个独立的世界”。

他在修道院学习多年，后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在那儿，他接触了包括康德在内的诸多大师的著作，组建诗社、写诗歌颂人权；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某次和舍友谢林及黑格尔种下“自由树”，发誓捍卫共和理想。他对神学院感到不满意和不适应，“荷尔德林不幸的命运将他引向了图宾根大学的神学院……在他后来的年月里，甚至当他处于精神失常的时候，他都清楚地说道，他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被强迫着献身基督教神学的。这个东西与他的性格完全相抵触。他真正愿意投身其中的是古典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以及哲学和美学”。他的孤僻离群的性格在此时已经成形，受到大师著作熏陶而形成的精神追求使得他对现实变得疏离。“荷尔德林的大学同学都很尊重他，虽然他们同时也觉得他有时未免过于温柔和忧郁。此外，荷尔德林也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尽管他几乎从不介入那些粗鲁野蛮的学生社团。有人告诉我，当年荷尔德林有时会长达几星期地离群索居，几乎仅仅与他的曼陀林琴说话……或者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孩子气的、柔弱的、纤细而敏感的性格。总之，所有这些都使得他太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太激烈地反对那些粗俗和卑鄙的事情。对于人世间的事物的整个状况，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而且从对古典时代的研究中，他又得出了对于当今世界的蔑视。”这种青少年时期就出现的孤僻离群、敏感、沉浸在书本和自我世界中的性格特点，是精神分裂症的人格基础。

1793年（23岁）毕业后，他就不愿意继续往宗教方向发展了，他拒绝了母亲替他安排的牧师职位以及宗教前程。这一年他结识了席勒等一众文化名人，也常去听费希特的课，钻研康德哲学。不过大约从1795年开始，他对哲学越来越感到不满、觉得自己的心性和禀赋与哲学格格不入：“哲学是一个暴君，与其说我自愿臣服于它，不如说我在忍受它的强制。”诗歌逐渐成为他的心头好和最高追求：“现在，诗的生动性常常萦绕着我的全部思想和心绪。我如此深切地感受到，距离切中这一目标是多么遥远，然而我的整个心灵都在竭力争取它。”[4]

1796年（26岁），他去做家庭教师，与女主人苏赛特坠入了爱河。他完成了小说《许佩里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狄奥提马便是以苏赛特为原型的。两年后，他因为恋情被男主人发现而赶走。其后，他在多地做家庭教师，其间继续写诗。他的才华得到席勒的激赏，席勒对别人说，在他的施瓦本同乡里荷尔德林是最有天分的人。

◎在波尔多发病及返乡

按照魏布林格的说法，在1800年（30岁）荷尔德林已经开始“遭受异乎寻常的心灵动荡之苦。他感到自己的创作能力在衰退，‘许多美好的时光’都在‘半是懒散半是郁闷的心境’之中度过了。一种越来越‘使人麻木的不安感’征服了他，他经常觉得‘所有的人都显得过于清冷与矜持了’‘在许多场合下都像那冰一样’。他被一种孤独感与寂寞感压倒了。1801年3月，他给自己的弟弟寄去一封富有这种心理特征的信：‘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已不像先前那样相互关爱了，这全是我的过错。是我首先表现得冷漠无情’”。荷尔德林这段时间的表现应该被考虑为精神分裂症的前驱期表现。

“荷尔德林在1800年初次显现精神分裂症征兆，这些征兆在1801年变得相当明显。1802年，他的疾病已为周遭的人们所明知”[2]。1801年，他去法国的波尔多做家庭教师，据说当时他已经有幻觉和怪异言行[5]。次年夏天他得知情人的死讯，在没有明显缘由下突然离开波尔多，徒步横穿法国回到家乡。“荷尔德林突然地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他的祖国，一文不名，一身凄惨。马提松先生告诉我，那天他正安静地坐在屋里用餐，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带着幽深粗鲁的眼神，头发和胡须又长又乱，穿得像一个乞丐”。

◎在故乡数年的病情较轻时期

在回到家乡后行为紊乱仍较严重，“……而且在躁狂之中，将他的母亲和所有居住在房间里的人全都赶了出来”。1802—1806年（32~36岁）在亲人照料下，可能有些时候精神状况不那么差，能够坚持写诗，似乎还能勉勉强强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谢林在1803年就他当时的情况写道：“精神彻底破碎……完全心不在焉……他仪表不整，令人讨厌……举止狂乱……文静而内向。”[3]“荷尔德林在他母亲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除了很偶然的开朗和平静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极为深重的忧郁之中……荷尔德林得到了法兰克福附近一个小城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但是荷尔德林已经不可挽回地沉沦了。他越来越经常地变得勃然大怒，失去理智，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同时他还继续翻译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但译稿中到处都是一些荒诞的、颠三倒四的东西。”

他的社会功能和翻译工作受到精神障碍的极大破坏的同时，诗歌创作仍在持续，而且还是创作的顶峰。雅斯贝尔斯指出，“……荷尔德林的创作明显在精神分裂起始阶段与急性发作的那些年达到辉煌”[6]。也有评论者比较具体地指出1800—1803年是他的创作巅峰期[7]。大致在这段时期，他的抒情诗也进入一种不同寻常的、极端的形态，其标志是“大胆的隐喻以及抽象的刚烈，多彩的画面，质朴的语言，大幅度扩张的、以强烈的节奏运动的大尺度时间周期，以及精练的简短。其最引人注目的元素之一是所谓的‘刚性的连接’和‘冷峻的风格’”[7]。评论家还指出，荷尔德林对许多自己以前的诗作进行了深刻的改写：“要对那些庆典、法则、中介者、尺规、有限者、个性以及他自身对自然力、无边界者、散射者，尤其是对生活经历的直接性、感觉的过度，以及对狂热的痴迷的强烈的觉醒，做出有力的标记。这一倾向的有决定意义的印记是把颂诗《盲歌手》改写成《喀戎》，把《诗人的勇气》改写成《苦闷》”[7]。总之，这段时期荷尔德林的诗歌创作的风格和逻辑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改变，而且看起来并不像是他以往的思想或创作观念的自然演变的结果。因为与发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有理由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发作带来了风格突变和质量提升，但因为对诗歌解读的困难，还不能指出精神病性症状在诗歌中留下的具体痕迹。

◎住院和塔楼岁月

周围人于1806年（36岁）以送他去法兰克福买书为由，将他带上车送进图宾根的大学诊所。荷尔德林在那里接受了约两年的治疗，“可惜他的精神已经不能够恢复清澈，他的思维力量已经损坏了，他的神经陷入了决定性的紊乱”。有人声称医生给他使用了甘汞，借助甘汞所引起的呕吐和严重腹泻来治疗精神疾病[8]。从1807年起，他被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爱惜他才华的木匠收留下来，住在图宾根内卡河畔的一座塔楼上的狭小房间内。屋内只有一张床和很少的几本书，后来又增加了一张沙发。魏布林格与这段时期的荷尔德林有密切交往，对他有细致的观察。这段时期的症状和前两个时期相似但更严重。

荷尔德林的言语凌乱、不连贯、和现实脱节，显示出荒谬的意味：“……客人的确听到了几个还算可以理解的字句，但这些提问却是如此荒诞，根本无法回答……荷尔德林不停地恭称客人‘陛下’‘圣人’‘尊敬的教皇大人’……到这个时候，荷尔德林已经变得十分狂躁不安”“于是他坐在桌前写了一些诗歌，甚至是押韵的。这些诗尽管格律都很正确，但其内容都是错乱无意义的，尤其是他后来写的那些”。自言自语多次被提及，这提示荷尔德林可能有幻听，但没有关于幻听的直接证据。他的这些自言自语更多反映的是矛盾性思维，即互相矛盾的观念不能被整合而轮番占据主导：“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总是自己与自己说话，向自己提问，回答自己，一会儿说‘是的’，一会儿说‘不’，不过更经常的是说‘是的，不！’，因为他总是喜欢否定”“比如，他对自己说：‘人是幸福的’。同时他的思维飘忽不定，模糊不清，因为他说不清人为什么是幸福的，是怎样幸福的。然后他的内心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模糊的反对意见，于是说道：‘人是不幸的’。同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弄不清人为什么不幸，怎样不幸。我无数次地在荷尔德林身上观察到这种绝望的矛盾冲突，因为他习惯于一边思考一边自言自语”。

紊乱言语代表着存在明显的思维障碍，其想法之间不能用有逻辑和紧密的方式组织起来，“他可能会说出一些理智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无法延续下去，因为他想到了其他的东西，一个观念很快被另一个观念排挤掉、消灭掉。等到他终于陷入可怕的混乱时，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胡言乱语，不知所云，然而他的精神活动却渐渐止息”“他不是像正常人那样把杂乱的东西理清头绪，而是相反，把一个清晰的思想杂乱地引申蔓延。直到一切像一张破旧的蒙满灰尘的蜘蛛网那样混乱，他已经疲惫，一会儿想到这个，一会儿想到那个，最终写下一些只有不懂事的小孩才写得出来的幼稚言语”。魏布林格的这几段话及其他描述提示荷尔德林有思维破裂，可能有思维插入、思维被夺和思维中断。

这种思维障碍也意味着他不能对外界作出适切的感知和应对，而显得和外界脱节：“比如有一次我问他有多大年纪了，他微笑着回答：‘男爵先生，我十七岁了。’也许这并不是玩笑，而是真真正正的精神错乱。当人们对荷尔德林说话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心不在焉的，因为他总是深陷在自己的模糊艰难的思想之中，假如人们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将他从那种混沌的思维中唤醒过来，他的答复通常都是信口开河，说些潜然无知的东西。”这些描述提示荷尔德林有内向性思维，并且也表明了正是内向性思维导致了其情感反应的不协调。魏布林格对他的思维障碍有很详细的观察，有些判断也很深入，但当中没有任何关于妄想的记录。

与怪异紊乱的言语相一致的是行为上的怪异，“他尚且能够正确地弹奏钢琴，但却是以一种十分不合常规的方式。当他想弹钢琴的时候，他会一整天都坐在钢琴前，不离开半步。偶尔他脑海中会突然闪现出一个音节，他就把这个幼稚简单的音节翻来覆去地弹奏几百遍之多”“他喜欢在手上包一块结实的布，在篱笆前东刨西挖，或者胡乱拔草。他寻找的也许是他前一天丢弃在那里的一块废铁或者一块碎布，找到之后，他会把这些东西揣进衣兜里”。

他有明显的意志行为减退。他长时间独处于塔楼之上，在魏布林格极力邀请下才会到屋外走一走。荷尔德林特别不愿意修剪自己的指甲，生活邋里邋遢。其间朋友帮他出版了诗集，但他无动于衷。“……以至于他在床上待了五天之久，不愿起床”“因为他不愿意接触任何陌生的东西。只有那些日常生活中习惯了的东西才能够让他安宁，比如《虚泊翁》，以及那几位被他翻得烂熟的老诗人，至于荷马的作品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接触”。

他情感淡漠，对朋友缺乏感情，也不珍视和需要朋友的陪伴，社交退缩。他出门仅到一位朋友家中拜访且只有很简单的交流，后来连这拜访也终止了。客人来看他，他很客气地给对方高贵的头衔，但保持着淡漠的距离，谈话内容少且浅表。在这三十余年中也只有少数几次给家人写信。“由于荷尔德林的这种深度的精神错乱，由于他与自身的纠缠，由于他对身外的人和物完全缺乏兴趣，也由于他已经没有能力去理解、把握其他的个体，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谁也没法和他有深入层次的交流”。他称呼朋友以‘陛下’和‘教皇大人’等，但对待的态度却是冷漠、不搭理甚至发脾气，这是明确的情感倒错。

他也有情绪不稳定和行为激越的时候。魏布林格就有好几次记录说，木匠有时候得用拳头才能让他安静下来，“在荷尔德林居住在木匠那里的最初一段时间，他还经常陷入躁狂和暴怒之中……他自己的这种愤怒和错乱的精神状态会持续一整天之久”“一旦他偶尔接触到这类东西，他会变得极为焦躁不安，他咆哮着、叫喊着，他整夜地来回奔走，他比平时变得更加疯狂，直到他虚弱的身体超过能承受的极限，他才渐渐平息下来”“不过，当夏天的时候，荷尔德林又变得如此不安，他经常半夜起床，整夜从楼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到楼上”“当他处于剧烈的运动，处于愤怒或恶劣的情绪中的时候，他的整个脸都会缩成一团，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猛烈的，他那样用力地扭曲着自己的手指，仿佛手指里没有骨头似的。他大声叫喊，或者以一种急速的话语与自己辩论着什么”。

魏布林格还注意到他的脸部和上肢的抽搐症状：“荷尔德林的额头上是沉重的充满痛苦的皱纹，整个脸不时跳动着抽搐，这个抽搐运动甚至使得他的肩膀向上耸起，而且使他的手掌和手指也神经质地不停颤动。”不过，他未记录频率、持续时间和与情绪的关系。

他在这个时期能够少量地信手写一些诗，但多数未能保存下来。评论家注意到他在塔楼岁月之前和之后的诗歌有巨大差异：“来访者请求他写几句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一些甚至更长维度的构成物之后，是一种持续的、特有的、松弛的、单一的诗行，然而在它们的简单中有时也会有让人激动的诗句……起先常常是半催眠状态决定着诗句的语言，现在几乎仅有最简单的并列结构，以彩色花环一环套一环地链接，于是诗行的统一性和思想的统一性都倒塌了。缩减和退行成为单调呆板的自然景物的特征，它们不再生气勃勃，而是如同用同样的基本材料在沙箱游戏中塑形那样僵化不变”[7]。这些诗歌的新风格，包括内容简单、结构松弛、描绘对象缺乏生气等，和荷尔德林的思维障碍和情感淡漠是相关的。

荷尔德林在塔楼上的36年中，以上症状多数时间存在，至少社交退缩这项症状有明显加重。木匠的一个女儿终身未嫁，在父亲去世后继续照顾他。他于1843年6月7日逝世，享年73岁。他晚年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只是一个符号，毫无意义/我们也无痛苦，并几乎已把/语言遗失在陌生之地。”（《摩涅莫辛涅》）

精神病理分析

◎病情特点和诊断

荷尔德林有以下病情特点：

（1）从少年起有孤僻、内向、好深思的性格特点；

（2）于30岁时隐匿起病，流浪、生活疏懒、胡言乱语、行为古怪和激越是最早一批出现的症状；

（3）在刚返乡的数年间可能有病情较轻的时候，但总体上病情呈持续进展，生命最后的37年处于社会功能几乎完全丧失的状态；

（4）病情的最主要特点是“怪异”，精神诸多方面表现出不协调；

（5）后期还出现思维形式障碍、情感不协调、意志行为减退等症状，可能存在幻听，没有关于妄想的记录。

综上，精神分裂症最适合用来描述荷尔德林的病情。按照ICD-10的分型，单纯型或紧张型是最适合的亚型。

◎鉴别诊断

1.汞中毒

有人认为荷尔德林患的是汞中毒而非精神分裂症，这能解释荷尔德林的脸上频繁抽搐、上肢不自主抖动、突然暴怒、睡眠节律紊乱、牙齿脱落、性格变得害羞退缩等，并称他是在1806年前后住院期间接受甘汞治疗，周围人至少在10个场合记录到他有脸部抽搐和上肢抖动。[8]脸上频繁抽搐、上肢不自主抖动和牙齿脱落，可能是汞中毒的长期后果。但用汞中毒来做一元论解释有几处不合理之处：（1）荷尔德林在接受甘汞治疗之前已经有明确的精神病发作；（2）既然甘汞是由医生开处来治疗荷尔德林的精神症状，很难想象医生会任由甘汞剂量达到引起他更严重的精神症状的程度；（3）汞中毒常见的是亚急性发病，以躯体症状最常见也最为明显，中毒者中出现严重精神症状的比例并不高，而且以幻觉最为常见[9]，从荷尔德林的症状谱来看，不应首先和唯一考虑汞中毒；（4）在汞逐渐被代谢的过程中，精神症状会逐渐减轻，这与他在30余年的时间内持续且有进展趋势的病程不符。不过，如果有明确的史料证明荷尔德林长期且大量地摄入汞，而且汞剂量的加大与精神症状的恶化有关，那么根据等级诊断原则应优先用汞中毒来解释荷尔德林的病情。

2.双相障碍

有不少关于荷尔德林的发怒、发脾气和冲动行为的记录，需要考虑该诊断。但这些激越表现通常是言行紊乱的一部分，没有发现高涨情绪、思维奔逸等其他躁狂症状。他的病程是持续进展而非波动的，功能持续衰退，症状以怪异为主要特点，故不考虑。

3.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路易体痴呆等认知障碍

他有着持续进展的病程，思维内容的量、言语、活动、社交逐渐衰退，在生命晚期的数十年内处于功能几乎完全丧失的状态，需要考虑认知障碍。但荷尔德林在精神病性症状已然明显的时期（如第二和第三时期）仍保留一定能力，比如徒步返乡、写诗和任图书管理员一职。几乎没有周围人记录到他有记忆力减退情况，相反，其言行紊乱和思维障碍被重点描述。

4.癫痫等躯体疾病

荷尔德林在晚年被周围人观察到有脸上频繁抽搐和上肢不自主抖动，可能是出现次数比较多的症状，这点难以用精神分裂症来解释。考虑癫痫证据不足，也难以用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来一元论地解释荷尔德林的众多精神症状。或许荷尔德林在晚年合并患有癫痫、三叉神经痛或帕金森病等躯体疾病。

精神分裂症与诗歌创作关系的“部分共轨学说”

老百姓对诗人常常有“怪怪的”印象，也常常想到那些发疯的诗人的例子，如荷尔德林、庞德和海子等。一项粗略的统计称，诗人患精神障碍的比例在各类名人中最高[10]。

艺术和精神异常，是一条放逐路上的难友。按照笔者的理解，艺术就是远方的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反叛和解构。精神异常的“异常”是被人为界定的，在精神的常态和主流之外都被认定是精神异常。在被从中心放逐（当然有些人觉得是逃离，有些人觉得是远征）到边缘的路上，艺术和精神异常有着相近的方向和大部分的重叠。在某些情况下，两个进程之间有着几部分共有的轨道，一个进程的快速推进其实也是另一个进程的快速推进。

在研究荷尔德林时，笔者提出诗歌创作与精分病理之间的部分共轨关系。

◎诗歌创作之路

诗歌创作之路简单说来有三部分，就是动力（创造的动力、言说的动力、精神追求的动力等）、能力（语言能力、诗歌灵感、创造意象的能力、敏感力等）和产出（写出了诗歌）。有些人的创作之路是比较缺乏自觉的，而有些则是比较有自觉的，比如早早意识到自己的精神追求，早早意识到诗歌创作对自己的意义，早早主动追求灵感和提高创作能力。这里谈到的比较可能与精神分裂病理产生关系的诗歌，指的是那些用诗歌来进行哲学思考的诗歌，可以命名为“思之诗”，比如《野草》、《恶之花》、荷尔德林和海子的诗等。

◎精神分裂症病理强化之路

精神分裂症病理指的是精神分裂症的本质性的病理过程，包括病人因为内部的思维（思维连接性、思维逻辑性、思维指向性）上的紊乱而在对外界的感知（感知觉障碍）、对外界的持久总体看法（情感反应不协调）和对外界的应对（言行紊乱）出现一系列不协调。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障碍主要是在整合环节出问题，以至于对外界不能作出合适应对，给他人一种和现实脱节的印象。

说两个过程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不够准确，因为一个过程强化的同时可能是另一过程某些部分的强化。一方面，诗歌创作优秀者的“共轨部分”可能本来就比较鲜明，或者在提升自身创作水平的路上强化了“共轨部分”，使得精神分裂病理得到巩固或加强，增加了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可能。另一方面，有着精神分裂病理的人，其“共轨部分”，也就是有利于产生诗歌灵感的感受和思维也比较强大，使其在诗歌创作之路上走得比较快速。在诗歌创作之路上，可能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必需部分，而共轨部分主要就是以下四点。

1.不循常规的精神追求

从烦琐的日常生活暂时脱离出来，以上帝造万物那样的视角去思考万物和自身的存在，去追求“活着”之外的那些东西，叫作“超越性追求”。荷尔德林有着纯粹而强烈的超越性追求，钻研哲学和诗歌创作都是他追求的方式。正是这种追求使得他的诗歌有着“思之诗”，有着“真正的诗歌”的气质，这点正是海德格尔和海子等人对其推崇备至的原因。荷尔德林写出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而何处是我的归宿？世人都靠/干活挣钱谋生，劳逸交替，/万事皆乐；为何唯独我/心中的烦恼永无安宁？”（《傍晚的遐思》）他有追求神圣的自觉：“这期间我常常觉得/如此孤独无伴，如此地期待着/会睡得更香，而这期间该做些、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知在贫瘠的时代诗人的使命。/但正如你所说，像酒神的神圣牧师/他们在神圣之夜踏遍每片土地。”（《面包和葡萄酒》）“我的本职是/讴歌崇高，因而上帝才/赋予我语言和心头的感激。”（《贺奥古斯塔·封·洪堡公主》）海德格尔指出，他的这种高远的追求相对于现实而言具有巨大意义：“在贫困时代时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11]

表1-1 荷尔德林的“部分共轨学说”

仰望星空固然浪漫，却有可能因为不怎么看路而掉入水坑。笔者观察到，临床上有少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喜欢思考哲学问题，其中最多的是思考人生意义问题，也有思考宗教问题和讨论科幻的。其外在的表现是闭门不出地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写笔记并向家人提问或发表看法。这些病人常常是青少年、男性，处于精神分裂症前驱期或刚发病，病前学习成绩较好，病前有内向的性格和喜欢看书。家人往往是在病人出现明显的社交退缩、生活疏懒和古怪行为之后，才注意到其产生哲学思考兴趣已有一段时间。精神科医生也常将这些哲学思考兴趣当作一种怪异言语、情感不协调或社会功能损害记录在病史中。

临床上，青年男性首发精神分裂患者中有多大比例有哲学思考，尚未有研究数据，笔者估计比统计数据略高。而且在以思维障碍为主要病理特点的精神分裂患者中，产生哲学思考兴趣确实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不大可能是因为哲学思考引起了精神病性症状，更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的一些思维行为特点，如脱离现实、不循常规、好幻想、喜欢提怪问题等，使一个人能把部分注意力从日常功利性事务上分离出来，有更多心思去把“对世界的惊奇”扩展为哲学思考。精神分裂的高发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这个区间，也和生活环境变动、知识面大为拓展、独立性增强的叛逆期重合。但这些病人的哲学思考之路很短暂，随着症状加重，他们会变得胡言乱语、无法组织起有条理的想法，或是因为治疗而回归到更为保守的日常生活轨迹。

2.打破日常概念的指代作用

人有一种突破自身有限性、渴望像神一样全能全知地去感知和把握世间万物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却常常被有限的感官、狭隘的见识、刻板的理性和概念所限制，使人感到生命力枯竭和潜力得不到发挥。在这些限制中，日常概念（或者叫作对概念的日常化理解）发挥着隐蔽和深远的限制。人们用某些概念来指代一些日常的贴近生活的观念（也就是所说的“老生常谈”或“俗见”），当一个人并未带着“惊奇”去直接看待世界、不加批判和警惕便直接使用这些概念来组织起思考时，这个人也就被概念所阻隔而接触不到真实世界，也就成功地被老生常谈给限制起来了。

诗歌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通过破坏正常的语言表达结构来破坏概念与老生常谈之间的绑定，让人去感受到诗味、领会到诗人对世界的某些真切的感受。荷尔德林起病后所写的诗：“生命之旅迥异/犹如歧路，或群山的亮光。/我们此地之所是，神于彼处/能以和谐、永恒的奖酬及宁静充实之。//倘若人们快乐，试将如何询问？/是否他们也为善良，循美德而生存；/如此灵魂轻快，而哀怨更稀/信仰为此所承认。”（《塔楼之诗》，落款为“不才/谦顺者/荷尔德林”。）学者们注意到，荷尔德林在发病后写的诗风格与发病前有所区别：“荷尔德林写于1801年与1805年间的诗就表现了这种张力，然而这种张力却不见于较晚的那些诗中。它们是通过单纯的联想或巧合就轻而易举地产生出来的，或者它们代表了一种自然情感的表达。正如魏布林格所述说的，那持续凝聚的戒律不复存在，那感人深邃的精神内涵也不复存在，它们已被那智性上空洞无物的亢奋状态所阻断，只剩下一连串充满过多可能性的功能和‘矫揉造作的习气’。我们在最后阶段找到了所熟知的精神病人的全部症状，如简单化的意象、突如其来的念头等”[3]。在这些诗中，语言表达结构的破坏就比普通的诗更明显。

似乎荷尔德林在发病后的诗歌创作是两个过程的混合：一个是他原有的诗歌追求和创作习惯正在努力打破日常概念，另一个是病情的加重使得日常概念正在快速崩解，使得他不仅不能从中采掘出诗意反而感到混乱。正如魏布林格所描述的：“他的脑子里还有一些极端抽象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的诗性并没有完全丧失，所以他又写下一些晦混得极为荒诞的东西，好像已经不能控制那已经登上顶峰的精神狂想，也不能给那些黑暗的回忆赋予一种新的或清楚的表达方式。看起来，他似乎是希望用一些反常的形式和表达方式，来有意地掩饰自己的混乱和无能。”

保持这种轻度破坏、有一定自由度、能够产生新可能的状态，其实是需要更强的控制力的，但随着正常思维过程的进一步破坏，有指向性的表达都变得不可能，并且不可避免地走向贫乏。“……是一种持续的、特有的、松弛的、单一的诗行，然而在它们的简单中有时也会有让人激动的诗句……起先常常是半催眠状态决定着诗句的语言，现在几乎仅有最简单的并列结构，以彩色花环一环套一环地链接，于是诗行的统一性和思想的统一性都倒塌了。缩减和退行成为单调呆板的自然景物的特征，它们不再生气勃勃……”[7]

3.对世界的独特体验

诗人对于世界的独特体验和感悟，是“诗味”的主要来源。荷尔德林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请看他的这首诗：“当生命充满艰辛，人/或许会仰天倾诉：我就欲如此这般？/诚然。只要良善纯真尚与心灵同在，/人就会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测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昭著？/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劬劳功烈，然而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在柔媚的湛蓝中》）

诗人对世界产生独特体验，也就意味着和日常生活产生了间离。在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后让他们返回去安于旧生活，他们是做不到的。而且，诗人们的这种创作习惯，会使他们有意地去追求和回味这些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比如荷尔德林推崇神性而贬损人世间：“在我的童年时代，/一位神常常救我/脱离人们的叫骂和鞭笞……可是，我对你们的认识/比我向来对世人的认识更深/我理解灏气的静寂，/我从不理解世人的语言。//”（《在我的童年时代》）又如荷尔德林在言语思维破碎中仍对“意义、价值”这些命题进行思考：“人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决定，/离虚幻而识智慧，思想，/回忆，沉入世界的回忆，/而无物可惊扰他内在的价值……人因之亦能认识生命的意义，/称其目标为最高者，最美妙者，/如此体察生命的世界合于人性，/尊更高的生命为崇高的意义。//”（《更高的生命》）

如果一个诗人本身就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那么这些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可能与之重合或者将之巩固。许多精神病性症状本身就是独特的体验，包括一些感知觉障碍（心因性幻觉、感知综合障碍、人格解体、现实解体等）、思维内容障碍（原发性妄想、超价观念、不安全感等）和思维形式障碍（包括被控制感、思维插入、思维被洞悉感等）。在普通病人中，这些症状仅仅是干扰其日常生活，但在具有足够文学修养、创作意愿和极力捕捉灵感的诗人中，它们可能产生非同一般的贡献。甚至诗人们还会通过使用天然植物、致幻剂等毒品、气功冥想或濒死体验等来获取灵感。他在发病初期进入创作的高峰期，在随后病情慢性化的状态下仍然能够少量写作，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更多是精神分裂病理造成独特感悟进而促进创作，比如荷尔德林的对神性的推崇可能受到“现实解体”的影响。

4.精神世界和现实间的割裂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落差是诗人们的常见苦恼。有些是因为自己所崇尚的价值在现实中被贬低或忽视而感到苦恼，有些是因为执着于高尚价值而在现实中被排挤。他们可能仍具有追求其理想的良好功能，却不一定具备过好主流生活所应具备的社会功能，因而很容易被世人认为是“有病”。另外，在长久得到不到世人的认可（诗人们因为过人的才华，常常需要得到超过常人的认可）之下，他们容易产生苦闷、带来巨大心理压力，甚至因为受到世人排挤和攻击而遭受精神创伤。

荷尔德林和其他真正的诗人们一样，坚持其高远纯粹的精神追求。在反复赞美古希腊英雄和诸神的美丽的诗句后，紧跟着这样一句诗：“当我远离人们，生活在孤寂之中以后，如今我才理解到什么是人！”他写道：“……可是，有一天，这神圣的事业，/深藏在我心中的诗歌获得完成，//那么，冥府的沉寂，欢迎你来吧！/我将会满足，即使我的乐器/没有伴我同住；我只要有一天/过着神的生活，我就更无他求。//”（《献给命运女神们》）他在书信中说他自己“过于惧怕现实生活中平庸和低俗”[12]。

他在现实中的不适应不足为奇。他在1798年给兄弟写信时说道：“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诗人氛围。”他在适应世俗生活时似乎有着脆弱的特点，比如他热烈而鲁莽地爱上女主人苏赛特，因为未能获得教职而大受刺激并长久怨恨从中阻挠的歌德，在得知苏赛特的死讯后便发病，等等。

魏布林格有一段话似乎是在描述他的个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割裂：“如果荷尔德林没有陷入完全痴呆的状态中的话，他就总是和自身纠缠不清。当他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在他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许多千奇百怪的动机，使得他更加地诡异，更加地不可理喻。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灵魂通常是深陷在自身内，完完全全地置身外的事物于不顾。在他和整个人类之间，有一个不可测量的鸿沟。”但这段话也是在描述病中荷尔德林因为思维障碍而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特点。

诗歌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

荷尔德林的诗歌创作比其他诗人更为纯粹，他不太去专门钻研诗艺、结交诗友、争取诗名。从哲学转向诗歌后，诗歌就是他探索人生奥秘的方式。所以说，他的诗歌创作更多是对他的精神追求的记录。当我们要研究荷尔德林的诗歌创作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时，其实是在研究他的精神追求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好又有坏，而且也是缠杂在一起的。

◎好的影响

好的影响是能够通过升华以超越现实痛苦。因为荷尔德林最终发病，所以无法通过好的结果来论证好影响的存在。不过还是能看到，他在青年时代遭受过不少挫折，比如恋爱无果、辗转做家庭教师、求职失败等。但他处于较高的精神层次，尊崇高尚的价值而对现实中的成败不甚在意，因此未受到重大打击。他甚至还有一种对劳碌的世人的怜悯和俯视。这些都能帮助他超越现实痛苦。

◎坏的影响

同样的东西也能对精神健康带来坏的影响，即对独特价值的推崇导致与现实的冲突。因为荷尔德林诗歌创作开始得太晚而发病得太早，所以体现这些冲突的时间比较短，但也能看到，高远的精神追求带来了精神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割裂和张力。这种张力只要足够大，就会使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冲突。比如，他对于女主人激发起纯粹、不妥协的爱意，使得他被驱逐和导致发病。这种纯粹、强烈而固执的爱，是许多诗人身上的鲜明特质，也是他们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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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雅斯贝斯.论荷尔德林[J].孙秀昌，译.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5（1）：161-174.

[4]李永平.荷尔德林：在诗与哲学之间[J].外国文学评论，2014（04）：17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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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秀昌.一位主观体验型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雅斯贝斯的荷尔德林观[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3）：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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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ost F.Creativity and psychopathology.A study of 291 world-famous men[J].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994，165（1）：22.

[11]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2]荷尔德林.烟雨故园路：荷尔德林书信选[M].张红艳，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13]李永平.荷尔德林：在诗与哲学之间[J].外国文学评论，2014（4）：17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