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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艺大师与人格障碍

张爱玲

张爱玲是文坛的异数，柯灵称：“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她在创作主题上局限于都市凡俗男女的情感，风格上凸显苍凉和“参差的对照”，写法上采用精致的感觉心理描写，思想上立足于悲哀和空虚。在新文学的浪潮中她痴迷于旧小说，又是吸取西方现代小说手法和西方现代思想的急先锋；在家国危机中她反而一头扎进了小情小爱；对人心洞察甚深而又屡在人生选择上犯错；创作才华迅速成熟，又囿于自身模式而创作衰竭；年少时以追求出名和独特引人侧目，中年以后却长期隔绝于社会。她的出身、童年经历、求学和情感经历、衣着言论和人生选择均特立独行、迥异常人。其文学影响一度湮没无闻，又在新时代再受热捧——这样的奇女子，不由得不引起我们的好奇，看看她人格中是否有超出常规的地方。

研究张爱玲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可能的诊断是人格障碍；

（2）年代较近，生平信息较丰富；

（3）虽然小说自传色彩弱，但散文和文论比较翔实地反映了其思想和生平经历；

（4）众多师友的回忆提供了她待人接物的细节。

人格和病史

她的性格特征，可总结为冷漠和古怪两大点。具体表现为：

◎冷漠、缺乏亲情

她对亲人缺少感情，不仅是疏远、不珍惜，而且是一种怨恨、报复、鄙视的心态。在逃出父亲家后，余生只有一次因为学费资助而拜访父亲，将父亲塑造为颓废遗少的形象并发表在父亲订阅的杂志上。与母亲聚少离多，母亲临死前希望见面但她以无力负担路费而拒绝。与双亲的疏离难以用现实冲突和经济原因解释。她对弟弟也十分冷漠，不仅拒绝供稿、接待弟弟也比较敷衍、在散文中数次对弟弟语带讥诮。对于舅舅等亲戚，在小说中对其颓废萎靡的生活详细刻画，并不在意会得罪亲戚。

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冷漠并非根植于恶劣的残忍、自私品性，而是出于一种“不愿和别人发生情感连接、不愿欠人情”的倾向，最明显体现在“划清界限、互不两欠”。她上学时需要母亲资助，以至于在母亲面前感到难堪和窘迫，日后她在经济苦难时仍然将与学费相当的资金“还给”母亲，对于母亲也要算得这么清。这近乎一种断绝关系的表示，以还钱来将母女关系界定为借贷关系。恋爱时胡兰成曾给她一箱钱，他跑路后，她仍然筹措资金寄送以表明还清。由此看出，她常将亲密关系当作一种负担。

她自己也承认她的冷漠，并且不以为耻、坦坦荡荡，而且公开承认、无所谓舆论反应。大概她觉得自己经历过那么多残忍自私的人、又受到许多伤害，以冷漠来回应实在是无可指摘，而且她心目中的世界荒凉动荡、人人朝不保夕、感情无可寄托、一副末日景象，似乎人与人之间冷漠相待乃是常态：“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打人》）在港战中她为了面包做看护义工，对于病人“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一间病房共处着蚀烂患者和不负责任的义工；病人的死引来看护的欢欣鼓舞，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烬余录》）。在作品中这样公开承认，一方面表现了她的古怪，另一方面例证了她的冷漠是极其深刻的，这里倒很好说明“冷漠”和“古怪”的关系：因为不在乎他人的感受和评价，所以我行我素、不加掩饰。

胡兰成作为和她情感纠葛最深的人，评价道：“她这个人呀，真真的像无道无亲”[1]“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学校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她亦不怀恋，在我认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她不喜她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2]。弟弟张子静评价道：“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3]133

这些人格特点体现在她的观念上，比如宣称“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留情》），她明确表示“母爱是不值得标榜的”（《谈跳舞》），对于时代“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流言》）。

体现在创作中，为众多颓废残忍的父亲、自私软弱的母亲、贪财势利的兄弟、薄情善变逢场作戏的男性人物，仅有的几个孩子的形象也是面目模糊、瑟缩苍白、注定前途灰暗的配角。极少有温情脉脉的家庭场景、真心相待的爱情或幸福圆满的人物命运。虽然创作中弥漫着悲剧的氛围，但也不是能引人同情、激发斗志的“血淋淋”的悲剧，而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尴尬猥琐的荒诞剧。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与胡兰成的爱情中她用情甚深，以至于深受伤害。之后赠钱帮助逃亡的行为，不论动机为何，毕竟是有情有义的举动。散在作品中的对上海的认同，以及居美后与胡适等人的交往，能看出她对所欣赏的人、事是有感情的。

◎情感疏离、缺乏相应情感体验

她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回忆道：“她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解，然而面对夸奖张爱玲只是神情呆滞，面无表情。当舍监展示她的鞋子以警示没有按规矩摆放时，她并没有羞愧得面红耳赤，也没有任何检讨自己的意思，只是轻描淡写地以一句口头语‘我忘了’草草了事。”[4]胡兰成回忆：“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或希望她为前进思想服务的，她亦收存，虽然她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2]

她作品主题集中在男女爱情上，却对男欢女爱和热烈感情极少着墨。应该考虑这是一种“缺乏乐趣、难以进入热烈的欢乐中”，她描写振保和娇蕊在翻云覆雨之际“许多卿卿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是在描写一种常见的生理过程，但难得如此传神生动。

◎孤僻、阴郁、疏懒

汪宏声评价：“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地萎靡不振……可是张爱玲却依旧保持着她的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终是缺少热情……理想中的编者应该是张爱玲，可是她只答应投稿。”[4]《追寻圣玛利亚校友足迹》中引用张爱玲同班同学顾淑淇老人的回忆：“在女校住读期间，张爱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女孩子们吵翻天，她总是在一旁默默不语做她自己的事情，或画画，或看书。”她并不觉得孤僻有何不妥，而是安于孤僻甚至引以为傲，“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她的孤僻似乎已不仅仅是性格内向，而更多是对于社交的害怕，她弟弟回忆：“姊姊从小就怕见陌生人，内向害羞，不爱说话。”[5]81胡兰成也提及“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账，她觉得非常可耻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上楼来，连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2]。

她在中学阶段是有过一段“萎靡”的时期，连老师在多年后回忆仍然用“萎靡不振”来形容，这样的精神状态可能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她母亲回国后看到她直言“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流言》）。后来她专心备考，在港大成绩优秀，回沪后佳作迭出，已经不能用“萎靡”来形容了。那段少年精神状态可能是受了父亲家庭影响而产生的变异，也可能是确实存在并在日后转化为一种冷漠。在小说《茉莉香片》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勇敢。”很显然她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感到遗憾并认为自己缺乏上述品质。

亲人中她只有对姑姑是有感情的，但这更多是因为思想和生活习惯的契合，文章中也甚少表露出对姑姑的感情，在金钱上甚至划得很清。唯一她表露出感情的是朋友炎樱，但张爱玲在中年落魄后自觉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便主动疏远了这唯一的朋友。因为创作风格接近而交往较多的苏青，也难得对其表露温情：“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与苏青》）。

在上海“一夜走红”的时期，除了讨论稿件之外，极少有社会交往的记录。居美期间更是以绝游息交、闭门不出著称，不仅回信拖延、拒绝崇拜者上门，而且饮食家具极为简单，死亡之后许久才被发现。

是否为兴趣缺乏和疏懒，存疑，因为可能是有仆人伺候。她弟弟反映“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情，姊姊确是无精打采，能拖就拖。但是对于看小说、画图、写作等等喜欢的事，她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有专门的保姆照顾，连一条手绢也没折过，更不用说收拾房间了”[3]50。成名以后对于服饰十分考究，上门拜访的人也未见提及房间凌乱。

◎特立独行

她对自己的特立独行不仅有清晰自觉，而且颇为自得。《我的天才梦》中记载：“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在记叙自己生活细节的散文中，她尽情展示不凡见解和独特品位，而且屡出惊人之语，对自己的贵族出身虽然提及不多但隐隐显露出自矜，以至于引人讥讽。对自己的悲惨童年和战争中的惊险经历也多次提及，有刻意地将自己塑造为“传奇”的意识，这种心理被她的朋友潘柳黛指出“融合了中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而且还有明确强烈的出名意识，喊出了“出名要趁早，不然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她弟弟转述她原话道，“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6]。

她对金钱往来十分精细，并不因为人情而在金钱上含混，时间观念也很强烈，以至于给人难以接近、过于刻板之感。在作品中公开承认自己“自私”和在乎金钱。

最显著的就是她的奇装异服。潘柳黛在《记张爱玲》中称“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对于自己对奇装异服的热衷，她坦然承认“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她的一些人生选择也颇出乎意料。即使是在沦陷区，汉奸仍然为人们所不齿，她却和胡兰成相恋并结婚；在日本投降后并且胡兰成背叛了她，仍然去探望他。其思想主旨和创作手法虽然能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中找到源流，但放在当时中国文坛中确实显得格格不入，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她求新求怪的风格在创作中的体现。

◎敏感、过多揣测他人心理

她谈及未成年时与母亲同住时感到母亲的犹豫和怀疑：“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很多，而且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并强调了自己当时心理承受巨大压力“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人”。她中年落魄后自觉在唯一的朋友炎樱面前抬不起头来，便主动疏远了她。虽然细节不得而知，但仍能看出她有些敏感、自尊心过强，过度揣测他人可能的不友善、不亲切。她的小说中对各色人物均有大量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这既是她这一人格特点的结果，也是侧面的证据。

精神病理分析

◎分裂样人格障碍

已有文学研究者考虑张爱玲为“分裂样人格障碍”[5]。对照诊断条目进行分析，分为“符合、基本符合、部分体现和不符合”四级，当资料不足时标注为“缺省”，症状存在的时间不明或某表现出现时是否应判断为症状不确定则标注为“存疑”。DSM-5的“分裂样人格障碍”（对应ICD-10的F60.1）的诊断条目：一种脱离社交关系，在人际交往时情感表达受限的普遍模式，起始不晚于成年早期，存在于各种背景下，表现为下列4项（或更多）症状。这些表现在她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存在，少年时期已经基本显露，成年早期最为明显：

（1）很少或几乎没有活动能够令其感到有乐趣。——部分体现，存疑。在上海时的散文详细记录她自己的生活细节，少有社交和娱乐活动的记录。她多次提到对一些带有俗世气息的小事物的欣喜，似乎可作为兴趣缺乏的旁证。但是她对于阅读小报和小说、看电影有着强烈的兴趣。似乎这不仅仅是为创作这一谋生手段而做的素材收集工作，而同时也是她的乐趣来源。但居美后，这两个兴趣也几乎未见提及。

（2）表现为情绪冷淡、疏离或情感平淡。——符合。

（3）对他人的赞扬或批评都显得无所谓。——基本符合。其老师和丈夫均提到她对别人的褒贬无动于衷，但也要注意到，对于创作上的争论她还是很重视的，如写了长篇文论来回应傅雷的批评、因为胡兰成的吹捧文章而产生好感。对于可能影响她名誉的事件，如稿费风波和“汉奸妻”等，也会发表声明。潘柳黛曾讥讽她的贵族派头，她数年后仍余恨未消。

（4）对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兴趣很少或不感兴趣。——基本符合。她文章中提到22岁还未谈过恋爱，以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她对性爱的熟悉程度，略显不匹配，以至于自己都觉得不合适而担心别人会知道。在与胡兰成分手后也没有再找伴侣。第二段婚姻是和年老多病的男子结合，仅有的对赖雅的温情回忆也是集中在他对她的“体贴和尊重”上。

（5）几乎总是选择独自活动。——符合。

（6）既不渴望也不享受亲近的人际关系，包括成为家庭的一部分。——符合。

（7）除了一级亲属外，缺少亲密的朋友或知己。——符合。

在ICD-10中有3条条目不重叠，另外单列分析：

（8）过分沉湎于幻想和内省。——部分体现，存疑。童年时即对将来的时尚生活有许多设想：“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小说中大量精彩细腻的心理描写，尤其是主人公在尴尬纠结的环境下对自身处境的考虑。这些可以作为旁证，然而毕竟强度不足。

（9）没有亲密朋友，与人不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或者只有一位），也不想建立这种关系。——符合。

（10）明显地无视公认的社会常规习俗。——基本符合。但她的标新立异也能部分地由现实原因解释，不能全归于她的性格：出身于名门使她常有贵族意识，并不很甘心混迹于市井阶层；少年骤然成名，会刻意求怪以制造神秘感、成为话题人物；她的离奇经历塑造了她特别的人生观，她只是将之贯彻于写作中，并没有很刻意地挑战文学潮流，相反还偶尔表现出灵活性，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小说添加了“光明的尾巴”。

◎分裂型人格障碍

在ICD-10中，人格障碍、分裂型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存在级别的递进，既然相当符合“分裂样人格障碍”的诊断，应该要考虑是否达到更重一级的诊断。DSM-5的“分裂型人格障碍”（对应ICD-10的F21分裂型障碍）的诊断条目为：一种社交和人际关系缺陷的普遍心理行为模式，表现为对密切关系感到强烈的不舒服和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下降，且有认知或知觉的扭曲和古怪行为。始于成年早期，存在于各种背景下，表现为下列5项（或更多）症状：

（1）不恰当的或受限制的情感。——符合。

（2）古怪的、反常的或特别的行为或外表。——基本符合或略微体现。其好着奇装异服，仅能说是略超出常规，更多是一种思想和行事风格上的卓尔不群，未达到怪异和令人费解的程度。

（3）除了一级亲属外，缺少亲密或知心的朋友。——符合。

（4）过度的社交焦虑，并不随着熟悉程度而减弱，且与偏执性的害怕有关，而不是对自己的负性判断。——符合。这样的细节信息通常难以获得，但胡兰成提供的生活场景是强有力的证据。

（5）影响行为的古怪信念，或魔幻思维，及与亚文化常模不一致（例如，迷信，相信千里眼、心灵感应或“第六感”；儿童或青少年，可表现为怪异的幻想或先占观念）。——略微体现或不符合，存疑。她的“苍凉”的创作风格、对人性恶的强调、强烈的末世意识，在那个时代的作家群中显得突兀，似乎可作为一个证据。

（6）猜疑或偏执观念。——不符合，存疑。可能仅仅是“敏感”，未达到“猜疑或偏执”。在临床上如果没有亲友提供的事实，很难察觉患者的猜疑。

（7）牵连观念（不包括关系妄想）。——不符合，存疑。牵连观念是比猜疑性质相同而程度更重的症状。

（8）不寻常的知觉体验，包括躯体错觉。——略微体现，存疑。小说中有许多不寻常的知觉体验和心理描写，但这可能是因为文学才华，并且没有对本人的这方面的记录。其皮肤瘙痒感是否为躯体错觉，暂无定论。

（9）古怪的思维和言语（例如，含糊的、赘述的、隐喻的、过分渲染的或刻板的）。——部分体现或略微体现，存疑。分析见下文。

在ICD-10中有1条条目不重叠，另外单列分析：本症以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古怪行为以及异常思维和情感为特征，但在疾病的任何时期均无明确和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性表现。无占优势的和典型的障碍，但可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

（10）偶发的短暂性准精神病发作，伴严重的错觉、幻听或其他幻觉以及妄想样观念，起病往往没有外界诱因。——不符合。

综上，以“分裂样人格障碍”来描述张爱玲的人格特点最为合适。

DSM-5中的分裂样人格障碍比ICD-10的略轻，而DSM-5中的分裂型人格障碍比ICD-10中的分裂型障碍明显轻。笔者认为，因为“分裂样人格障碍”“分裂型障碍”“单纯型精神分裂症”不存在症状上的明确界限、只存在严重程度上的递进，所以ICD-10中分裂型障碍在严重程度上与其他两者大致处于等距关系，比较合理。在分类结构上，三者分属于F60、F21、F20，级别平等，结构较为清晰，便于使用等级诊断原则。DSM-5中分裂型人格障碍对应着ICD-10的分裂型障碍，但在程度上仅略微重于分裂样人格障碍，并且和分裂样人格障碍同属A类人格障碍，结构混乱而且名称容易引起混淆。

图5-1 DSM-5和ICD-10诊断标准对比图

人格成因

张爱玲形成这样的人格，原因可大略分为家庭方面、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具体是以下几点：

◎缺乏爱和陪伴

张爱玲的童年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3]41，而且不同于单纯的缺乏关爱，张爱玲的父亲和继母一开始对她甚好继而冷落虐待，搬去和母亲同住后也逐渐觉察到母亲的算计，这使得她不敢放心拥抱感情，而是注意去观察感情背后的现实心理。

◎观念和亲情的冲突

其父亲是封建大家族的纨绔子弟，过着萎靡堕落、荒淫无度的生活，而其母亲游历欧美，追求独立人格和新式生活。父母间的冲突背后是差异巨大的中西观念对比，新旧生活方式的对比，依附人格和独立人格的对比。张爱玲已有了自己的倾向，但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和旧势力切割。这种观念冲突比单纯的创伤事件更能刺激人对人生展开思考，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身体和言语伤害

继母的诬陷、父亲的殴打和囚禁、在禁闭中病重和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对于一个少女来说是过于严重的创伤。这种单次的剧烈创伤对人的思想人格可能有深远影响，比如与她1952年离开大陆有匪浅的关系。

◎缺乏安全感和经济压迫

在逃出父亲家门后，她已经是像成人一样由自己掌握人生并承担风险，但她所向往的人生并非悬浮于空中，她在母亲处感受到母亲的算计和对她有所保留的关爱，使她感到现实生活的“琐屑的难堪”。她对当时回忆道：“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流言》）。在母亲处的经历更精细地塑造了她的人生观，即不相信纯粹的感情也不愿热烈地投入感情，时时刻刻保留独立经济能力以捍卫自尊。

◎社会的不良精神面貌

张爱玲的弟弟曾称，“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我觉得我姐姐也别无选择。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的、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3]193。虽然张爱玲厌弃并逃离了这样的生活，但耳濡目染和对这种生活的对抗也在影响她的思想人格。比如，旧式人家争家产的丑态，就可能影响她在与亲人相处时将财产分得很清，也可能促使她对亲人锱铢必较。

◎战争的影响

战争对张爱玲有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别的作家上不太能看到。中学以后她十分用功，因为想要像她母亲那样经济独立，成为现代女性。但是战争两次打断她的求学之路，置她于死亡边缘。从《烬余录》《〈传奇〉再版序》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战争极大地冲击了她的思想。战争带来的大量生命消逝会给人带去一种无意义感，使人堕落或走向虚无。

◎文学教育的影响

张爱玲英文极好，在港大读文学，关心欧美主流文化，对当时西方文坛比较熟悉，据称“张爱玲曾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学中如毛姆、威尔斯、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6]。在“一战”前就已经出现的现代派作家中常常有这样的主题：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孤独的个人如何为自己找到意义。这种虚无和悲观意识也会影响张爱玲，并启发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来思考这个问题。

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卓尔不群，她的冷漠孤傲的性格令人侧目，她在爱情和人生经历中的选择令人费解。解开这些谜团的一把钥匙是她在原生家庭中的困境，这由两组矛盾构成：她处于“获得父亲的欣赏”和“逃离腐朽的父亲”的冲突之中，随后又处于“投奔清新独立的母亲”和“对冷漠算计的母亲感到失望”的冲突中。她分别在文学和爱情中重复了这个困境。

◎原生家庭中的“逃出父亲家门”

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中，母亲是缺位的，由父亲身兼两职。父亲给了她高贵的家世、富足的物质条件、充分的文化教育，还有最重要的，对女儿的真正的欣赏。她很小便展现文学天赋，父亲不仅引以为傲、还能看出作品的优劣并合作创作。张爱玲有一个弟弟，在男尊女卑的风气中，因为她展现出来的才气，父亲对女儿有偏爱。父亲忠实地扮演了她的第一个“情人”：有才华、欣赏她、对她有无条件的关爱。这些塑造了张爱玲高贵的自我身份，终其一生都是用鼻孔看人、不肯低下头。文艺上的品位和才华也被她视为高贵性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是尊重、安全和爱的源头。她既然放不下贵族的架子，也就无法完全和父亲作切割。

但这个唯一的依恋对象本身是极端腐朽的。父亲抽鸦片、嫖娼、将妓女娶回家、挥霍无度、游手好闲、观念陈旧，有着前清遗老的一切恶习。而且这个依恋对象也是不安全的，父亲给她带来两任后妈，都是对继子女刻薄欺凌的腐朽旧式女性。“后妈”们不仅在加快父亲的毁灭，也在夺走父亲的爱。父亲对他的伤害在“囚禁事件”中达到顶点。父亲的角色具有巨大的矛盾，使她的自我身份出现了模糊和分裂——她是公主，但却是被逐出的公主。强烈的宠爱和强烈的凌辱，一方面刺激她产生高贵的自我形象，一方面刺激她产生寻求认同的强烈动力。她出名后将父亲塑造为颓废遗少的形象并发表在父亲订阅的杂志上，便是富有象征意味的举动。

父亲在“囚禁事件”中虽然残酷，但毕竟物质上是富足的、附着于物质上的爱是慷慨的、爱女儿的心思也是单纯的。如果做“父亲的女儿”，那就是选择成为被宠爱的小女人，是一种腐朽但温柔、屈辱但安定的人生。选择成为“母亲的女儿”，就是选择做独立的人，能够自由地去追求健康的生活，但不得不用精明和算计来保卫自己。在这个冲突中，张爱玲的选择是“逃离父亲家门”，但投奔母亲又面临新的失望。

母亲代表了与父亲完全相反的一面：母亲敢于追求新生活、环游世界、顶着小脚在阿尔卑斯山滑雪、会钢琴和各种艺术，家中常有文雅的朋友聚会。母亲代表着独立人格、西方文化和现代生活，是张爱玲的理想人格。她鄙夷之前支撑起她骄傲的父亲，而奔向她所向往的母亲，希望借由新的认同来重建自我形象。

但独立的负面也是触目惊心的。母亲在张爱玲4岁时抛下她出国，之后几次回归又离去。母亲追求的是自己的人生，只有在顺道时才陪伴一下女儿。这种反复抛弃带来的伤害是深远的，这奠定了她对一切亲人朋友的基本态度：为了防止别人的抛弃，一开始就不要投入感情，一开始就保持清晰的边界。到投奔母亲后，张爱玲想获得母亲的爱和认可，但正是在这里遭到幻灭。母亲在培养她成为淑女时总是怀疑投资是否值得，嫌弃她学不会淑女的技能；并因为经济窘迫，在给钱时斤斤计较、冷嘲热讽，总觉得她是经济上的负担。某次过马路时张爱玲因为害怕拉住了母亲的手，结果看到了母亲厌恶的表情。父母的关爱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是无条件的关爱，如果谈起了交易和得失，那么就把孩子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因为成年人世界的标志正是等价交换。她对这种依恋的缺失感到深深的怨恨。她对金钱斤斤计较，其实是把金钱当作替代母爱的客体，毕竟母亲也是用钱来衡量爱的付出，那还不如直接抓住钱。后来她用金子还了母亲的养育费，在母亲临死前以无力负担路费而拒绝去见她。这是典型的报复和羞辱，相当于宣称自己已经用新客体替代了母亲，就像当初自己的父亲用娶妾来替代离开的妻子。

◎文学事业上的“逃出父亲家门”

她这个被逐出的公主毕生都在寻求重返王宫。她所找到的新的公主身份是成为文学圈炙手可热的著名女作家。这解释了她对成名的极度渴望、成名后的创作大爆发、尽情享受成名的快乐。因为父亲中断了对她的关注，她也是怀着怨恨和鄙夷逃离了父亲，她“借助父亲的认同来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就被打断了。她很需要通过外在的清晰而强烈的审视来重新建立自我形象，具体来说，就是非常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她在成名后，一方面在小说散文中浓墨重彩地暴露自己的家世和成长经历，另一方面又深居简出，为数不多的出门又常常奇装异服。这个矛盾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她太珍惜公众对她的喜爱和想象，所以通过文笔和服装来塑造这种想象，而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她对着装态度的转变，其实是代表了她的俄狄浦斯冲突：她在中学时代，正是被父母双方都嫌弃的时候，萎靡不振、生活疏懒、不爱打扮、性吸引力被压抑。而在文学大获成功之后，她开始奇装异服、热爱服装、耸人听闻、过分性化。

她所得到的公众喜爱，是因为上海在“孤岛”时期的特殊情况，当社会局势发生剧变之后，这个公众喜爱也消失了。她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说她不愿意穿千篇一律的衣服，这富有象征意味。因为漂亮有个性的衣服代表了她用自己独特的才华获取公众喜爱，不让穿就是不允许她这么做。千篇一律的衣服，和后妈给的旧衣服，都是对她自由独立人格的否定，所以她要离开。

但是，她再一次地失去了“父亲”的欣赏并逃出了“父亲”的家门后，她在新的“母亲”家中感到惶惑和不被认可，这解释她在晚年的创作衰竭和逐渐变得孤僻怪异。她在美国时用英文写小说，但没有得到英语文学圈的认可，连同经济上的困窘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她上一次在母亲家中，这种被轻视、被挑剔的窘迫也是和经济上的自卑紧密联系的。英语文学圈对她的隔阂和忽视，就像母亲不够爱她且嫌弃她不够淑女一样，她的骄傲因为无人买账而变得下不了台。因此她像当初隔绝母亲那样地隔绝外界：深居简出、频繁搬家、家具极其俭省、拒不见人。她在中晚年花了大力气写《红楼梦魇》、每年都要重新看一遍《红楼梦》，这可以看作是她对父亲的隐秘的回归，因为她童年最开始展露文学才华就是写《摩登红楼梦》并得到父亲的激赏。

◎男女感情上的“逃出父亲家门”

她逃离父亲家，对母亲和姑姑这样的现代女性产生向往，她从那开始成为“母亲的女儿”、走上越来越独立的道路。但在这个大方向中，有一个明显的倒退和挫折，就是爱上胡兰成。在和胡交往期间，张出现严重的退化，不仅对一个浪子产生“与子偕老”的痴心妄想，还希望能心安理得地花男人的钱。可以说，那时的她不仅退化成“父亲的女儿”，简直退化成“父亲的妓女”。她对旧社会中女性的强烈的依附性有清晰的觉察，可以这么理解：她因为走向独立而严厉地压制内在的对依附的渴望，但始终消除不了，因而对这种依附的根深蒂固深有体会。她对自己笔下这些依附性强的女性角色总体持批判立场，但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作为底色。

胡兰成简直就是年轻版的父亲，比父亲更混蛋，但也比父亲更能够欣赏张爱玲的文学才华。而才华正是她建立自我价值感的基石，也是她赖以赚钱来获取安全感的唯一来源。在“懂爱玲”这点上，胡兰成确实有水平，而她是非常渴求这种相知的，因为她所获得的唯一的真正无条件的爱就是父亲对她文学才华的欣赏和陪伴她写小说。她对母亲、姑姑和朋友都是边界清晰明算账，内心的这个对爱的需求被长期压抑，以至于没有给其穿上盔甲。其二，胡兰成的年龄大，采用这种猛烈的无赖式的追求、肉麻的吹捧、冒犯式的挑逗，看似对张爱玲这样高傲的才女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恰恰是有效的策略。女儿在成长中，主要是在被父亲的对待中才能明确自我形象和边界。这种侵入性、支配性的霸道总裁式的爱再次出现时，使女儿快速退化，内心对父爱的需求被唤醒。尤其是张爱玲对父爱的需求是矛盾的，父亲有过欣赏也有虐待，她对父亲有渴望也有恨意。如果出现一个能够纯粹且持久地爱她的新父亲，是能够对过去的这种混乱矛盾的感情进行澄清的，所以张爱玲需要他。胡兰成这样的情场老手有一种特殊的嗅觉，就是嗅出那些看似高傲冷艳但内心破碎而渴望爱的女性。其三要注意到，很多人理解不了张爱玲明明知道胡兰成是浪子却还是爱上他，这可能恰恰因为他是浪子。胡兰成比父亲多了一样新东西，那就是他的玩弄和抛弃女人的浪荡本性和精明强干的投机本性。父亲因为腐朽软弱而被妻子所抛弃，女儿对此是痛心的，主要是为自己的第一任情人这么差劲而感到遗憾，也有同仇敌忾和可怜的意思，所以对父亲娶妾并不非常排斥。张爱玲不仅想要重温和接续一个能欣赏自己的父亲，还希望这个新的父亲不会被抛弃甚至能够反过来抛弃别人，以实现对母亲的复仇。

在被胡兰成背叛之后，她再一次经历了“逃出父亲家门”的创伤，至此，她重新做起“独立的人”，并且更加地决绝和极端。她之后也和几位优秀的男性交往，甚至可能考虑过胡适，但都没有结果。这些有头有脸的优秀男性，和张爱玲发展关系停留在现实考虑层面，但在现实层面她充满防备又很高傲，难以动情。确实只有胡兰成这样散发出和父亲一样腐朽气息的人才能击穿她的防线。

她后来选择又老又病的白人男性作家赖雅作为人生伴侣。其中有借助赖雅的剧作家身份的现实考虑，也因为赖雅比较能够尊重女性的独立人格。赖雅代表着与胡兰成相反的一切，尤其是其白人身份代表了她所向往的西方世界。但赖雅的老病是严重的问题，也许综合考虑下来没有更好的选择，也许张爱玲把接受赖雅的老病作为被西方世界接纳的应该付出的代价，也许还能作这样的理解：她在颠沛落魄中发现自己对爱的需求，并遗憾于当年投奔母亲时没有得到爱，所以这次转变策略选择一位老病的需要自己照顾的人，这样的人不太会抛弃和忽视自己。但她这次仍然没有充分得到爱，照顾生病的丈夫以及为收入而奔波让她很耗竭，丈夫虽然很依恋她但相伴11年便去世。此后，她似乎放弃寻找爱的努力了，到去世的28年中逐渐进入极度孤单的生活。

总之，父亲、上海文学界和胡兰成代表的是同样的东西：古老中国的情调、腐朽而温情、束缚和依恋。母亲、西方文学界和赖雅所代表的是相反的东西：清新、现代、积极、独立人格、冷漠和无依无靠。她在逃离父亲后，在母亲那儿遭遇新的失望，在走向孤独中对父亲有某种回归。原生家庭中的“逃出父亲家门”是张爱玲人格和人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她在文学和男女感情上的困境与之有深刻的相似，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张爱玲这个“被逐出的公主”有寻求爱和认同的强烈动力，驱动她在人生重要关口重复过去的选择。

分裂样人格障碍对创作的影响

以分裂样人格障碍来总结张爱玲的人格特点，并初步分析这些人格特点对创作有何影响，希望这些工作可以成为文艺研究者继续深入的基础。

◎对人性的严肃考察

中国的作家似乎都不太喜欢写人性的阴暗面，中国的读者也不喜欢读，原因常常被归结于“性本善”的传统观念。其实，根源应该追溯到人生观。中国人是在群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是依靠别人的评价、别人的需求和与别人的关系来维系自己热闹的一生。“名留青史”似乎是一种比较有超越性的追求，支撑着一些中国人对抗暂时的污浊环境，但究其本质还是寄希望于得到未来的群体的支持。一些仁人志士希望从内心汲取力量，提出了“此心光明”等观点，但还是需要有人能来见证它，需要在种种考验和建功立业中证明它。在群体的强力支持和束缚下，中国人难以也不需要以独自面对宇宙的个体来思考人生意义，这种思考的本能很快会转化为现实努力，小到相夫教子，大到济世安民，这种现实努力才能可靠地给人带来“活着有意义”的感觉。因为对自己的人性缺乏察觉，所以更谈不上考察他人的人性，人性恶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种需要被严肃考察的人的内在属性，而是一种有待被消除的外在事物——消除了它便能实现道德理想。至于那些对群体失望或是被群体驱逐的人，转向佛经、山水和小情小爱等寻求安慰，他们更不敢严肃地去思考人性，因为这会鲜明地映照出他们在离开群体后人生无得依托的现状。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实际情况：要么把意义寄托于肤浅而热闹的群体生活，要么认定人生没有意义而依靠所撷取的少量美感过着萎缩的生活。

张爱玲对人性恶的书写，是在两条路中走出的真正崭新的路：她对世间彻底失望，脱离人群、孤独自立，但并不逃离世间而是在其中仔细地观察它，描绘出人性中的恶，并尽可能地揭示出其原因。从这点看过去，才能清晰地看出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她是少有的新生的严肃考察人性的作家。她的作品批判性不强，而且基本上被消融于她对世俗人情的喜爱之情中，她也没有展开寻求意义的旅程，似乎接受了现状并满足于用冷漠来隔离其带来的伤害。但我们不可吹毛求疵，对人性之恶进行严肃考察已经是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大多数近现代以前的中国作家难以做到的，基础在于她具有现代独立人格，她经济独立，只消取悦自己和读者，而无须顾忌主流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对描绘人性充满兴趣的，是她“冷漠、孤僻、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使她能够保持一段巧妙的距离：与世间疏离但不舍弃，身在其中又能充分省察。这种性格特点使她对过去所受的伤害耿耿于怀，时刻警惕来自别人的恶念，而且难以被别人拉入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中（我认为她之所以选择胡兰成，是因为她根本上不愿意过平凡温情的生活）。“冷漠”使她清晰地看到自身对他人的“情感连接的缺失”，于是能清醒地看到别人在“情感连接缺失”后所喷溢出的恶念恶行。对人性恶的书写，对于她是一种复仇，用来补偿童年所受的苦难；又是一种保护，用于在受到伤害时因为事先已降低期望值而减少痛苦感。

虽然她极力褒扬古代世情小说，但她自己其实是有所超越的：她没有和污浊但温吞的世间一起沉沦，而是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叛离者在边缘进行反省。她在若干作品结尾留下“光明的尾巴”，虽然是作为曲笔，但其间颇有象征意味：作为严肃的考察者和反省者，她也想要开辟出中国人人格的新生之路。但她过于冷漠，缺乏鲁迅那样火热的心肠，也没有更好的思想资源。她仅止于考察，没有更强的批判，也没有新生，于是她的写作无法更上一层楼。在失去她最主要的读者后，连复制原有模式也变得十分困难。

◎虚无人生观的形成

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写道：“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要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了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是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的观察都指向虚无。”怎么理解张爱玲的虚无意识？怎么理解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的虚无特性的判断？

似乎不能再简单地用童年创伤来解释——她在中学和大学发奋用功、成绩斐然，年少成名、佳作迭出、创作勤奋，并且也陷入热恋中，这样拼搏奋进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决绝的人生观？也不能简单地用时代背景来解释——虽然租界遗老遗少和半殖民地人民醉生梦死，但其时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侵略者的压力下全国人民展现前所未有的团结和斗志，这些对她不可能全无影响。中国文学的虚无特性也只是她一家之言——即使作为末流的中国旧小说，也有舍身求法、一统天下、行侠仗义、谴责时事的主题，为何以《红楼梦》和《金瓶梅》来概括整个传统？

悲惨童年和战乱经历固然是形成这种人生观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她的人格和观念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作为近代文学史上少见的痴迷于旧小说并自觉秉承的作家，出身于没落的世家，而且有着天才的心理感受力——她很可以作为观察中国传统精神气质和人格困境的标本。并且有理由相信，她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和形成的现代人格，使她对自身从文化中继承的一切有着别样的清醒认识，尤其是人际关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这从《中国人的宗教》等文章中可看出。

中国人不追求更高层的东西，现实人生只要和乐美满，被需要且有得依赖，便安于其中，虽然烦恼琐碎，但也兴兴头头奔忙着。所以中国人的绝望来得那么突然和彻底：一旦这美满的生活维持不住或是希望被证明是虚妄，再也没有其他自我救赎的途径，而只能像野草一样将生命直接面对荒原。张爱玲因为一开始就拒绝在繁密的人际关系中寄托人生意义，所以比其他人更早、更彻底地遭遇危机。而对于中国人中那些比较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因为“名留青史”这样的意义赋予体系和政权紧密结合，以至于“是否为皇帝所用”成为最重大的问题，因此入世和出世两条路就变得泾渭分明。入世的人往事功的路上一路奔忙下去了，意义是确定的，关键在于用事功来获得它，心性修为只是为建功立业而做的一种准备；出世的人本来就是官场上被淘汰下来的人，意志消沉，根本无力创新，而且他们所求助的思想资源如佛教等，已经是超越性被长期消解的萎靡哲学，他们更没能力独立思考人生然后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

如果要为她的虚无意识找根源的话，其实应该更多归源于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而非中国旧小说，因为她并非一辈子被束缚在大家庭里，在鲜花着锦中感受悲哀，而是早早地以现代独立个体面对荒谬动荡的社会。她中晚年因为“担心使人看不到《海上花列传》的好”而着手将之翻译，并且对《红楼梦》作系统研究。这是因为她早早以现代独立人格形成了虚无意识，才能准确识别出中国旧小说中的虚无意识及其意义，她觉得只有她能“看出其中的好”，所以花大力气去宣传并不惜抹杀其他传统，故作惊人之语来引起大家的重视。

那么她为什么觉得中国旧小说中的虚无意识意义重大呢？因为作为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这一大潮中的先驱者，她的激进性至今仍十分耀眼夺目，相比于她的西方同行们可以互相呼应、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实在不行还能转向上帝，她其实相当缺乏思想资源，所以想从旧小说中找到传统。在理性和上帝相继破灭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纷纷写起小说，现代派作家们着力表现人类生存的荒诞荒凉现状。虽然还远谈不上“为两次大战后的人类共同精神危机提供中国方案”，但中国人长期没有这两大传统，从陶渊明到曹雪芹的文化精英们用文学和艺术将荒凉处境审美化，倒是和刚步入现代的西方人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普通人埋头于热闹明白的尘世生活，和西方人走出战后阴影也有所呼应——因为忙于经济建设和对抗红色帝国，精神日渐安定凝聚，存在主义也退潮了。

她逃离了家庭，但在战乱中无依无靠、命悬一线；她选择了“用钱来读书而不是打扮准备嫁人”的独立女性道路，而战争却一再阻碍她的读书谋生之路。这点可以强有力地解释为什么战争只给她而没有给其他中国作家带来虚无意识：她是以现代的个体独自面对战争，自然容易像一战后的现代派作家一样产生悲观、虚无和危机意识，而其他中国作家被紧密地包裹在家庭、社团和政党中，战争使团体更加团结、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现实行动，当然也给有野心的人提供了更多上位的机会。

◎“苍凉”风格的形成

张爱玲创作的独特，核心在于“苍凉”风格。似乎很难说清楚“苍凉”的含义，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复合体，包括从思想观念到写作手法等多个层次。本文如此总结：以虚无为思想基础，以悲哀为情感基调，以唯美为追求，感染力较低显得隔阂疏远，立足于人生安稳朴素的一面，具有“悠长”的意味，关注人性“不彻底”的特性，采用“参差对照”写法。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问题：为什么不喜欢壮烈而喜欢苍凉？为什么立足于安稳悠长而不是大破大立？为什么采用“参差对照”而不是“强烈对照”？在这些选择中，可以隐隐看到她的人格特点在起作用。

1.接受悲哀

一般热心的情感健全的人，被别人的悲剧引发了悲哀，这是一种同情；会因为兔死狐悲的心理而继续转为控诉，这是面向未来的寻找出路的态度，也因此要对过去作彻底的否定，就形成了“壮烈”的风格。而在张爱玲这儿，因为“隔膜或平淡的情感”，她的悲哀始终无法称之为“同情”，别人的痛苦无法在她心里共振出更大的痛苦，她安心地接受了悲哀，并将之看作人生与世界的固有属性。正因为她安心地接受了悲哀，所以能够冷静地查看其中显露的美感，甚至是希望借助这种美感来消解痛苦。人如果怀有希望，身上的能量总是指向行动的，身处其中而又寻求功利，于是只有“力”而没有“美”；而当承认没有希望，也不会有行动的意志的时候，才能跳出自身来像欣赏一件已完成的艺术品那样地观察世界和世界中的自己，这样才是审美的态度，这样才能发现美。阅读叔本华的作品有助于理解悲哀、意志和美的关系。这种掐灭了希望的广大深刻的带有美感的悲哀，才是“苍凉”的准确美学涵义。

2.漠视磨难

她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的论点，出现在一个屈辱与奋起、战乱与变革的时代，而且她本人经历坎坷、亲历战争，这点颇值得探究。这是一种“局外人的、看透世事、经历循环而对变动见怪不怪”的超然态度，这与她的“隔膜或平淡的情感”有关：乱世中的人们会紧紧关注变动，普通作家会对他们的焦虑感同身受，只有漠然的人才能忽视人们焦灼的感情而看到他们朴素坚韧的努力以及生活安稳的一面。“苍凉”比“壮烈”多出来的很重要一点，是“悠长的意味”，有一种古已有之、将来也不会改变、人们应该就此接受的意味，它的根源还是“虚无和悲哀”，它并不指向变革，它更为深沉，而且延绵不绝。

3.幽微处见星芒

为什么采用“参差对照”的写法？这个问题不如换个问法：为什么别人不采用“参差对照”？其前提是张爱玲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并有高超的文笔，在看到人性的复杂性后有能力将其充分表现，自然不甘于简单化的描写。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她深刻的“虚无和悲哀”：就好像罪大恶极的人的偶尔怜悯常常被挑选来凸显人性的光辉一样，正是她对世人的恶劣本性如此悲哀，才能饶有兴趣地观察他们的小智小慧；正是对于世人必将自我毁灭之命运的绝望，才使她能够欣赏他们仍要“认真”生活的态度。有论者将“参差对照的写法”理解成“对悲剧冲突的低调处理”，似乎流于肤浅。悲剧是指向力与激情的，自然是冲突越激烈越好，她并不想奉献出悲剧，只想描绘出唯美的悲哀景象，附带添加一些人性亮点。

但这样的写法有本质缺陷：走希望的路，有种种可能，写作空间广阔，接受绝望而裹足不前，除了进一步将悲哀审美化则无路可走，所以只能从中不断采撷出俗人的狡黠和认真，构成一种参差对照，保证内容的丰富度，并且能映照出人性的复杂深刻。同时她本人也需要这种世俗的暖气，帮助她隔离开寒冷现实的侵袭。这种写法被认为是很少见的写法，因为笔力不够的人选择这样的写法就会写成一锅粥，试看曹雪芹为了与大的悲哀的背景构成对照，花费了多少篇幅在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当然这种写法本身十分危险，因为主题虽然深刻但过于偏狭，缺乏升级和转换的空间，使得作者会在技巧上加倍炫技以求得更鲜明的参差对照，成功之后则会形成更强的路径依赖。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听进傅雷的“还有更多的主题呀”的忠告。如果能够理解她的“隔膜或平淡的情感”与她的“悲哀”的关系，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在主题上实现自我突破。

◎不寻常的知觉体验，细腻的心理描写，独特的语言风格

细腻、传神、带有传奇意味的心理描写，辅以过分渲染、扭曲夸张的近于做作的语言风格，是张爱玲的招牌风格。首先要肯定这是一种惊人的天才，本文要考察的是其中有没有一些成分是属于病态的心理要素。

这种心理描写的天才，不能仅仅归结于强大的心理揣测能力，可能同时还来源于“不寻常的知觉体验”，因为她对时代的广大心理也有独特的判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自己的文章》）。对他人在极端情景下的感受也有生动的描绘，而且带有鲜亮的色彩意象，比如罗杰在自杀前：“环境逼迫他，把他推到大众的圈子外面去了，他才感觉到圈子里面的愚蠢——愚蠢的残忍……圈子外面又何尝不可怕，小蓝牙齿，庞大的黑影子在头顶上晃动，指指戳戳……”（《沉香屑·第二炉香》）。而且她还能将心理感受转化为一些具象的比喻，比如振保听娇蕊痴情倾诉时：“掰几次未说完的话，挂在半空中像许多钟摆，以不同的速度滴答滴答摇，各有各的理路，推论下去，各自达到高潮。”而且她会将微妙的心理感受落实在躯体感受上，如描写振保对娇蕊的心动“他舍不得擦掉那肥皂沫，因为留恋那种肥皂沫干了后的紧缩感，他觉得那种感觉像是有一张嘴在吸允他，使他不安”。这些心理描写已经超出了技巧的范畴，因为后世有大量的人在模仿她的这种风格，但没有人能够模仿得像。以上作品中例子的具体性质还需要再斟酌，但归结于“不寻常的知觉体验”这一病态心理要素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记叙她自己日常生活的散文中提到“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童言无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例子，这种“也说不出是为什么”的知觉体验为“心理揣测能力”到“带有传奇意味的心理描写”之间补上了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大致形成这么个关系：心理揣测能力+不寻常的知觉体验=带有传奇意味的心理描写。

她在《我的天才梦》中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长期受到皮肤瘙痒的困扰，是否患有皮肤病不得而知，这有没有可能是“躯体错觉”的一种表现？待考。

她的过分渲染的、扭曲夸张的近于做作的语言风格，单从形式上看，和诊断条目“古怪的思维和言语（例如，含糊的、赘述的、隐喻的、过分渲染的或刻板的）”有相应之处，本文倾向于认为这种语言风格并非病态表现，理由是她的笔墨是比较经济的，行文流畅、情节紧凑、转折来得急促有力，心理和场景描写虽然有时着墨过多，但和紧凑的情节配合倒也显得松紧有度，并且这些描写紧扣主题。总之，并没有从中发现临床上精神分裂症/分裂型人格障碍病人常见的思维内容空洞、思维过程松弛、语言凌乱不连贯的倾向。也有可能是她极高的智商和熟稔的创作手法掩盖了可能出现的混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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