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艺大师与焦虑障碍、进食障碍

蒙克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年）是挪威画家，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他的代表作《呐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他强调绘画应该表现人类最深刻、最真切的感情，并身体力行地将童年的创伤经历、成年后的生活事件，以及各种感受、感情和内心冲突一一表现在绘画中。可以说，他是用画笔来写日记的自传体作家，也因此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绘画的开创者。鲁迅先生这样点评他的艺术：“以幽暗的心绪，观察浊世的情形，将隐伏在人间生活深处的惨淡的实相，用短刀直入的简捷，剜了出来。”他还在本书患精神障碍的文艺名人中获得一个纪录——艺术家通常情深不寿，精神障碍在促进艺术的同时常常促使他们更加“深情”，而蒙克却有着高寿，并且精神障碍对他的高寿还有不小的积极作用。

研究蒙克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作为画家，他的艺术语言比较难被翻译，但又有笔记作为了解的入口；（2）画作与他的生活事件及感受有很强且直接的对应关系；

（3）他身上出现焦虑症状，这在艺术家中是比较罕见的。

病史

◎童年和家庭（1863—1881年，0~18岁）

蒙克1863年出生于挪威。他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蒙克的母亲在他4岁时死于肺结核，年幼的蒙克由父亲单独抚养。他的父亲是军医，也曾经私人执业，但家庭经济条件差，居住环境也不好。父亲脾气很差，蒙克的私人医生对此回忆道：“他的父亲有一种难以容忍的脾气，神经质，阵发性地出现几乎接近精神错乱的宗教焦躁情绪。”[1]2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向孩子们灌输了对地狱根深蒂固的恐惧观念。他一再告诉孩子，如果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犯罪，就会注定被投入地狱，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这些显然给幼年的蒙克造成了心理阴影，他回忆道：“当他没有焦虑的时候，他就像个孩子与我们一块玩耍……当他惩罚我们时……他狂暴得就像疯子……在我的童年，我总感到我受到的是不公平的对待，没有母亲，只有疾病和悬在头上的地狱里的那种惩罚的威胁。”[1]2

蒙克的姨妈参与到对蒙克的教养中。蒙克的姐姐索菲娅部分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但在蒙克14岁时患肺结核病死去，这大概对他产生巨大的创伤，他在前半生中多次画作“病孩”这个主题。他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兄弟安德烈结过婚，但在婚后数月过世，这似乎对蒙克惧怕婚姻的观念有所影响。蒙克自身也体弱多病，在工学院读书时曾因为健康问题不得不中断学业。父亲在蒙克26岁时因为意外去世。蒙克写道：“我总是与死亡生活在一起——我的母亲、姐姐、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他们都相继离开了我，打开我记忆的闸门，每一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都历历在目。看着父亲的遗像就像看见他本人一样——四个月前，也是最后一次他在码头同我告别——我们之间似乎还有一点羞涩之情——不用说，分离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伤心——但我们都在克制着分离的巨大痛苦，都不愿意表露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父亲为了我的一生不知操了多少心——可我却没能很好地孝顺他。”[2]33他把自己在丧父之后的阴郁心情表现在1890年所作的《圣克卢之夜》中。

除了肺结核带来的死亡，精神错乱也是一大威胁。蒙克最小的妹妹劳拉患有精神障碍，被送入精神病院后长期住院。1901年蒙克以病中的劳拉为主题画了《忧郁》。据蒙克自己说，他父亲那喜怒无常的性格和狂热的严肃都有一点神经错乱在里面[2]76。

他后来回忆道：“我继承了人类两大最可怕的敌人——有遗传性的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症。疾病、精神错乱和死亡是陪伴我摇篮的天使，而且从那时起就跟随了我的一生。我很早就知道了生活的悲惨和危机，知道了来世以及在地狱里等候着造孽儿童的永恒的惩罚。”[1]2

◎青年的绘画和恋爱经历（1881—1899年，18~36岁）

蒙克于1881年进入奥斯陆皇家艺术和设计学院，正式开始画家生涯。这段时期他主要是自然主义风格。1885年，他前往巴黎，受到法国画家影响转为印象派和后印象派。1892年应邀参加柏林的画展，其作品引起巨大争议，不得不提前撤展。这标志着他专注于刻画内心世界的表现主义风格的形成。

对于他绘画风格的剧变，以及为何形成鲜明的风格，最好的解释来自蒙克自己。一方面，他强调艺术应该书写真情实感：“我的作品从来不是用来美化家庭与墙壁的装饰画，而是用来表现真实的灵魂。”另一方面，他坦言艺术只是对自己的记录：“我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种自愿的坦白，也是我和我的生活关系的自我剖白，我常常希望通过我的艺术帮助其他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我。”[2]62从这两段的表述可以推论，他内心感受到的深刻和丰富的感受是他产生这一创作观的主要原因。

1885年22岁时，他结识了一位年龄比他大的有夫之妇海博格夫人。他似乎用情颇深，但交往并不顺利。似乎该女子同时还在跟别人交往。蒙克在笔记中记录，他偷偷跟踪她又害怕被她发现。据说他还遭到该女子的丈夫的追杀。他后来的许多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画作，可能与这段经历有关，因为有人指出《嫉妒》等画中出现了海博格先生的面孔。

蒙克有个习惯，画出多幅具有同一构型的画作，比如床上的病孩、桥上的惊恐面孔、水边月光下的女性、水边忧愁的男性、病床前的众人等。现实原因是，他在卖出一幅画后，为了不“失去”它而重新画了一幅；根本原因是，这些几乎都代表着发生在蒙克生命中的重大创伤事件，看起来他是用绘画反复地回顾和消化这些创伤。

蒙克有做笔记的习惯，在笔记中记录个人感受和打绘画的草稿，这些是了解其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的直接材料。以下两段他对于绘画的解释，成为破译他绘画语言的密码本。

《呐喊》这一组画与蒙克的某次经历有关，他在日记中写道：“尼斯，1892年1月22日，我和两个朋友还在散步，太阳已快下山了，天空突然间变得血一样红，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悲伤忧郁的气息，我止住了脚步，轻轻地倚在篱笆边，极度的疲倦已使我快要窒息了。火焰般的云彩像血，又像一把把利剑笼罩着蓝黑色的挪威海湾和城镇。我的朋友，他继续独自地走着，而我却呆呆地站在那儿，焦虑得不停地发抖，我感到四周似乎被一声巨大而又不断的尖叫声震得摇摇晃晃。于是我画了这幅画，将云彩画得像真正的鲜血，让色彩去吼叫。”[2]42据说那座桥下就有精神病院，能听到病人的怪叫。“呐喊”系列是蒙克最有代表性的一组画，但却没有对应某个创伤事件，也许是他认为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强烈的焦虑具有代表性。这段话里提到了当时伴有抑郁情绪，也形象体现了被焦虑折磨下的精疲力尽和一种被压垮的感觉。尽管信息很缺乏，但笔者凭借临床嗅觉判断，这很可能是一次惊恐发作。

另一幅有笔记描述的画是《卡尔·庄尼街之夜》，传记作者称这体现了蒙克第一次恋爱不成功的一种怅然若失的心情。蒙克写道：“所有经过的人都露出一幅古怪的面孔，他感到这些人个个都在望着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所有的面孔在夜光下都显得那么苍白，他试图想出个办法，但却不能够，他全身都颤抖了，汗水如雨水般倾泻下来。”[2]42画中阴郁孤独的风格、压抑冷漠的人物、直面观众的古怪惊愕的面容，是蒙克绘画的总体特点。从他的笔记中能看到，对他人古怪、抑郁、孤独这些表现的感受背后，是社交恐怖、回避、无能为力感等焦虑情绪在起作用。

◎中年的酗酒和精神状况不佳（1899—1908年，36~45岁）

大约从1899年开始，他的饮酒变得缺乏节制。他用第三人称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已经疲倦了，精神不佳、又害上了病，当他醒过来后，早上又开始喝酒”[2]94；用第一人称写道，“在一家旅店里，我已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整天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就是谈情说爱，这使我变得更加日渐虚弱”[2]95。这段时期在他的笔记中也有反映：“可我的病弱也在加剧。病痛在早上发作得更厉害……酒的度数越来越大，病的发作也越来越勤——我不时体验到精神病的发作。”[3]193

这段时间也是他陷入情感纠纷的时期。图拉·拉森是富商之女，很迷恋蒙克，想要嫁给他。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纠缠和容易冲动的女子，蒙克在只言片语中透露出，他怀疑过她的忠贞。蒙克对于结婚感到犹豫和抗拒，几度分分合合，最后还是离开了图拉。但在1902年图拉又找上门来，威胁说如果他再离开就要用枪自杀，并且还用一只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胸口。蒙克上前夺下了她的武器，争斗中枪响，子弹使蒙克的手受伤了，中指残废。这次事件后蒙克对女人的态度变得冷酷起来[1]44。他在《马拉之死》中记录了对女性的害怕，在后来又画了好几幅女人杀害男人的画。

大约在受到情感困扰的这段时期，他在笔记中写道：“有一次我的身体，在经历多年的疾病、悲伤和奋斗之后，已被极大地削弱了。在街上我就感到阵阵头晕目眩，一天晚上它更是剧烈地发作，我甚至说不出话来。并感到就要倒地——最后我气喘吁吁地说——我不行了，以后再做吧，现在我得回去了。这句话支撑着我，另一次在咖啡馆里，我又遭遇同样的发作，我说，我得承认我的确病得不轻。我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之后，就回来，可是我必须回家躺下，我的心脏病发作很可怕。”[3]68根据这段话描述的病情的发作性、刻板性以及焦虑躯体症状，几乎可以判断这是一次惊恐发作。不过也不能完全忽视酒精所致的可能。

有简略的信息称，蒙克1904年访问魏玛之后“感到他在受迫害，并被盯了稍”[1]57。大约在这个时期还接受私人医生治疗他的“神经病和不眠症”[1]48。1905年医生曾建议蒙克进行一次长期的治疗，以克服周期复发的酗酒习惯，表明他的酗酒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随后的几年里，蒙克在多个疗养院治疗。在有些疗养院的疗养收效甚好，但回到柏林他就重新开始酗酒，酒后表现包括与饭店常客争吵、给关系一般的朋友写了许多欠考虑的信件。蒙克在信中写道：“夜晚的时候，我漫步街头，独自饮着酒，内心空虚而惆怅，我已是处于一种迷乱和茫然的状态了，跟随着一个女人，我走进了一幢不吉祥的房子。对旅馆中的那些女仆，我显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在一间大舞厅中，我蛮横地玩弄着一个女招待员，这样的事过去常常发生，我也知道我常常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行动着。”[2]122-123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蒙克受到不少精神症状的困扰，不过因为信息缺乏，只能大概看出主要是神经症性症状。酗酒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情绪问题，另一方带来更严重的情绪行为问题和精神病性症状。但蒙克有比较好的自知力，能主动求治并去疗养，绘画创作没有被明显打断。

◎中年的发病和住院（1908—1909年，45~46岁）

1908年夏天，蒙克出现一次明显发病。他常想象自己正受到警察的迫害，并且产生幻觉。他当时在笔记中写道：“这个疯子，是的，我岂能说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梦，真假对错已难辨。我耳畔响着奇怪的交谈，眼前的景象让你不得不信，真幻交融，亦真亦幻。在那个温泉疗养地，我被警察跟踪，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那好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多遭到辱骂，也许蹲几周牢狱，可是，真正危险的在于，我心里清楚，我可能真的会发疯，我的精神处在发疯的边缘，它命悬一线，岌岌可危。我觉得这是种持续不断、狂热奔突的内心躁动怪怪的不断发生……”[3]259虽然是笔记，但也能从行文中看出思路有些混乱、精神紧张惊慌，其中一些语句似乎描述的是幻听和被害妄想。

他的自知力和求治意愿还是完整的，并且也认识到自己这时的病情要比之前去疗养院时来得严重，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或许我要去尝试一下为那些贵族罪犯修建的监狱——人们所称的精神门诊部。”这段时间他继续沉溺于酗酒，“幻觉症和迫害疯狂症”变得更加严重。他的一条腿出现麻痹[2]122-123，有可能是长期饮酒造成的外周神经病变。传记中提到的“幻觉和妄想”因为缺乏详细描述，难以判断其性质和频率。因为这些精神病性症状很快消失、没有损害自知力、近期处于酒精的作用下，所以更多考虑是酒精所致的而非原发。他在笔记和给亲人的信中描述道，这次“崩溃”是他持续了多年，并由于无节制的工作和饮酒，导致身心衰竭的紧张状态的一个顶点[1]62。

在1908年底，他自愿住进丹麦一家高级神经诊所，主治医生是雅各布森（Daniel Jacobson），他专门治疗斯堪的那维亚那些有精神方面毛病的艺术家们。蒙克在那里治疗了8个月，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膳食招待和盥洗设备都很好[2]122-123。医生令他戒酒，并对他进行食疗、松针浴以及当时流行的电刺激治疗。这次为期8个月的治疗非常成功[4]。

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治疗手段应该是戒酒，蒙克自己也有主动约束自己的意愿。他写道：“对我而言，也许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规则太过残忍，但我要！我终将重塑自身。让我们希望吧！这也正将是我的生命与艺术的新纪元！”又写道：“看！我乖巧地遵循这样的意旨——‘严禁纵欲’！好！抽根不含尼古丁的雪茄，喝杯没有酒精的白兰地，再找个全无性别的女人。”[5]医生鼓励蒙克用作画的方式来康复，他就把他的病房变成了一个画室，创作了一些素描、油画和版画。其中有一幅自画像，颜色相较于他的总体画风更为明亮，他还为雅各布森医师画了一幅肖像画[2]122-123。他尝试用新兴的照相机自拍[4]，从照片来看气色不错。

◎晚年（1909—1944年，46~81岁）

1909年出院后，蒙克基本能克制饮酒，似乎是为了明志，还画了一幅酒瓶放在桌上的自画像。此后一直到去世，蒙克未再出现发病和住院。这次严重发病和康复，像是电脑重启一样，使蒙克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出院后他回到挪威，作品中的死亡、悲哀、爱情的痛苦等主题在消退，颜色变得明亮一些，对大自然的兴趣在增加。传记作者认为，《沐浴的男人》（1907—1908）这类描绘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画作，代表着他的转折[1]62。

1919年，蒙克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从他画了多幅病中的自画像来看，他对病情十分在意，小心翼翼地监测自己的状态。1930年5月，蒙克患上了眼疾。秉持他一向的“惜命”的作风，他对眼疾也很紧张，在作画时仔细考察眼疾对视力的影响。在纳粹统治期间，蒙克的作品被认为是“颓废艺术”的标签，从德国的各个美术馆撤下，这让蒙克很是伤心。在挪威被占领期间，蒙克拒绝和纳粹合作。

在亲人短命的阴影的笼罩下，蒙克一生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并排斥结婚，也确实获得了长寿。晚年尽管孑然一身，但他并不感到孤苦，并一直坚持作画。他在1944年去世，享年81岁。

◎焦虑症状及人格特点

蒙克的性格、生活风格和人生选择比较特别，观众很容易将其特别画风与之联系起来。以下几点表明他有着焦虑的人格特点：

（1）受到童年丧亲经历的巨大影响，长期处于对死亡和疾病的焦虑中。他自述道：“我的一生都在一个无底的深渊边行走，有时我试着离开我的狭窄的小路，加入那涌起漩涡的生活主流，但我总是发现自己被无情地拉回到深渊边上，我将在那里行走，直到我终于落入无底深渊的那一天，从我能记事起，我一直为一种深深的忧虑所苦恼。”

（2）对好纠缠的女子厌恶、对婚姻犹豫，见下文分析。

（3）社交和朋友较少、常年安于独处：传记中关于蒙克与人交往的记录很少，他的笔记中仅有几次提到朋友，而且几乎没有情感流露。当然社交较少可能是本身性格内向，或者画家的工作无须过多社交，但考虑到蒙克在画中和自述中长期且强烈地流露出焦虑情绪，有理由认为焦虑情绪促进了社交回避。

（4）对自身健康状况高度关注：蒙克似乎是把自画像作为自身健康的检测手段，他从年轻到老来画了多幅自画像，包括1908年后康复的自己、患流感以及衰老的自己。他在1908年疗养时还多次运用新兴的摄像机来自拍病中的自己。他多次主动去疗养或住院，并且在1908年后坚决地戒酒。

精神病理分析

◎病情总结

（1）蒙克的总体精神面貌的特点是忧郁和紧张；

（2）从自述中能看出有几次惊恐发作；

（3）中年有数年时间内间断出现幻觉、妄想、行为不当，与密集酗酒的时期重叠；

（4）纵观他的一生，自知力完整，持续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力，社交很简单但没有某些时期完全回避社交。

◎诊断

从生活风格和绘画风格来看，蒙克有着阴郁和紧张的特点。他多次提及童年创伤，提到对于死亡、疾病和发疯的焦虑害怕。他对好纠缠的女子的厌恶、对婚姻的犹豫、社交和朋友较少、常年安于独处、对自身躯体疾病的高度关注，这些表明他有着焦虑的人格特点。但这些信息不够详细，不清楚蒙克焦虑的频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等，而且几乎都来自他的主观记录。所以，蒙克是否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难以下结论。

蒙克回忆中的一些描述表明，可能有数次惊恐发作。其中既提到心理焦虑也提到躯体焦虑，并且描述比较能体现惊恐发作的疾病特点。因此，蒙克患有“惊恐障碍”这个论断是比较肯定的。也许，蒙克一生中不同时间去就诊，可能会符合焦虑障碍之下的一些诊断如分离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广场恐怖症等。

在1899—1908年，蒙克有不少酗酒的经历，同时有片段的妄想、片段且可疑的幻觉、酒后的不当行为、反复饮酒和酒精所致的外周神经病变，考虑共病诊断“酒精相关障碍”。在诊所戒酒之后，这些表现未再出现。蒙克对自己与酒精相关的这些症状有着完整的自知力，多次主动住院。

◎鉴别诊断

1.短暂精神病性障碍

在中年的数年时间内，蒙克有间断的幻觉、妄想，在自述中多次提及自己“疯了”，其间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需要鉴别该诊断。纵观蒙克的一生，其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时期与频繁酗酒的时期高度重合。其幻觉和妄想不严重也不频繁，那段时间主要是酗酒在损害他的生活。这些症状也没能构成一次相对独立的精神病性发作，而是在9年时间内零散出现。他说自己“疯了”可能更多还是艺术家的夸张，因为他这段时间的画风没有突变。故不考虑该诊断。

2.重性抑郁障碍

蒙克一生郁郁寡欢、社交较少，晚年多数时候独居，对爱情和婚姻似乎缺乏热情，常常提及童年的丧亲创伤，作品总体风格阴郁，需要鉴别该诊断。但纵观他的一生，并没有看到某次明显的抑郁发作，没有关于失眠、躯体不适、食欲下降、创作动力减退等记录。在几次大的生活事件之后（手指受枪伤、作品在德国受非议、晚年的流感）也没看到他情绪明显低于平时，他的情绪在一生中都保持着低于普通人但相当稳定的状态，而且一生都保持着作品高产。不过也有这样的可能，对艺术的热爱和长期关注内心的作画消解了他的抑郁情绪，使之很少产生损害。也可能他长期处于抑郁中，使得对悲伤有很强的耐受，在遭遇新的创伤或陷入抑郁时，他对抑郁的主观体验就较弱，不太去关注抑郁带来的损害。总之，诊断重性抑郁障碍依据不足。

心理分析

◎童年创伤经历的影响

肺结核在亲近的人中传染，精神错乱则是通过遗传，二者都被蒙克认为会延及自身。这种风险就潜伏在蒙克的周围和内部，这就使得他常常监测自己，担心自己出现苗头，表现为谨小慎微、过度敏感。这种发动自己的精神、使之长期处于戒备状态的做法，如果成本不很高，那么对本人是有益的。

而且，他亲眼看到亲人患肺结核（母亲和姐姐）和发疯（父亲和妹妹）的全过程，在他比较弱小时就难以应对这种打击，因此引发的情感反应很剧烈。在成年后当可能再次遭受这样的打击时，他容易退化到童年的自己、被童年的恐惧和无力感所占据，作为成年的自己就会采取更坚决的回避。比如因为图拉的开枪可能使自己丧命，蒙克大受刺激，此后再也没有和女性有浪漫关系。

因为累加效应，重复的创伤会比单个创伤带来多得多的伤害。多次丧亲会让人觉得“我一定是下一个”，这会使人产生悲观的预期，进而产生一种宿命感。这种“死亡很快就要降临”的预期，会极大损害人的意义感，如同那些得知患绝症而自杀的人一样。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但只要离得足够远，“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就可以暂且搁置一边。如果这个危险迫在眉睫，又不能找到答案甚至缺乏思考能力，那么就会陷入虚无。在蒙克这个案例中可以说，他是通过“我创造艺术，我活着是有价值的”来支撑自己。

肺结核和发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地走向末路。蒙克是看到过亲人的结局的，直观感觉到这个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以及本人和周围人在这条命运死胡同中不能逆转的无力感。所以他特别害怕这个开端。在1908年之前的多次疗养，以及晚年感染西班牙流感后的康复，能给他带来“疾病并非开始了就不能逆转”的启示，这有助于他心态变得平和。

◎对婚姻和爱情的态度

蒙克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态度是比较奇怪的。他作为艺术家，混迹于主张性开放的“波希米亚人群体”，在浪漫关系上应该有不少机会，然而他只有两段比较明显的浪漫关系，并且在富商之女热切地想要嫁给他时坚决不从。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预防出现新的悲伤。蒙克在笔记里写道：“还在小时候，我就憎恨结婚，我的多病而又神经质的家庭，使我感到自己没有享受婚姻的权利。”他承受了太多亲人离去的悲伤，因此为了预防在新的关系中再次出现离去，干脆避免建立新的关系。

（2）他很害怕自己会发病或发疯，所以留下后代的动力不足，担心孩子背负着和自己一样的命运、处于一样的焦虑中。

（3）出于惜命的作风。他的兄弟在结婚数月后去世，他之前已经觉得弟媳欲望过强而感到不安。在焦虑的催化下，他产生了“女性的性需求损耗男人的精力而导致男人死亡”的观念，因而自己也排斥和女性的亲密关系。他的《吸血鬼》便是对这种焦虑的反映和宣泄。

（4）恋爱可以视为人将自己和新的人重组以构成更好的生存单位，而生育是将这种重组贯彻到基因层面。蒙克因为自己的内在困难，重组的愿望不强烈、同时顾虑很多，偏偏他的恋爱一次是不能公开且遭遇情敌威胁；另一次是女方过于纠缠和冲动，使他受到惊吓，都是在加重他的内在困难。至于他在有机会接触到平和安定的女性的情况下，偏偏在唯二的关系中都选择危险的关系，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或许这是因为，如同下文提到的，焦虑已经成为蒙克的一种生存方式，在焦虑中他才觉得自己是真实活着的，那么那些紧张危险的关系能让他感觉自己正处于恋爱，而平和安定的女性无法引起他的激情。

◎焦虑给人带来一种“真切地活着”的感觉

蒙克对焦虑的态度是复杂有趣的。一方面他说：“从我能记事起，我一直为一种深深的忧虑所苦恼。”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仍时常感到，我必须拥有那种生命的焦虑，它对我而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没了它，我便无法生存——恰如生命必定有疾病相随。”[3]焦虑对蒙克发挥着深刻的支持，如何理解？

人活着是需要意义的支撑，有这样的意义就能忍受一切困苦的生活。很多人因为死亡的威胁比较遥远，所以不愿费力着急地去寻找人生意义。但这种意义缺失的生活状态，会让人感觉空落落的，一旦猝然碰到挫折或者疾病，在人生意义这点上毫无准备的人会溃不成军。而且如果过的是无聊和缺乏享乐的生活，“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人生”的问题就会一直盘旋，但又没有死亡威胁这样重大的压力和契机使人去正面思考这个问题，人就会长期处于意义缺失又不能填补的慢性缺氧状态，会变得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得过且过、缺乏生命的激情。多数人尽管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但对这种挂空挡和缺氧状态，会隐隐觉得不对劲。人去追求过山车、蹦极、野外冒险等，包括不少青少年通过自伤获得快感，其心理动机可能就是通过感受死亡威胁来获得一种“真切地活着”的感觉、激发自己对生的渴望。蒙克的焦虑，很可能也是扮演这个作用。他重复最多的绘画主题是“病孩”和“病床旁”，他多次去回顾死亡场景，可能是为了重复经历这种刺激。就好像“死亡如风，常伴吾身”的日本武士，在一次次贴近死亡中感受到一种生的豪迈。

◎抑郁和焦虑也有保护作用

抑郁使人长期处于低预期，甚至带来情感麻木，使人更能够耐受突如其来的打击。焦虑通过“多流汗、少流血”的策略，在平时调动自身能量保持紧张状态，做好准备和循规蹈矩，以避免出现大的损失。焦虑能使人谨慎地保护自己，促使人爱惜自己。可以说，抑郁和焦虑是人生偏防御的策略，是逆境和高风险环境下的较好策略。蒙克在焦虑的作用下，克制了对浪漫关系和婚姻的追求，克制了社交和参加公众活动，也克制了酒精，他以贫乏单调的生活为代价换来了健康和长寿。

惊恐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惊恐障碍对创作的影响——丰富的心理内容提供素材，启发表现主义

蒙克是回忆录式画家和日记式画家，他的大部分童年丧亲回忆和成年后创伤事件都体现在画中，比如《病孩》《在灵床旁》《母亲之死》《圣克卢之夜》《忧郁》《马拉之死》《吸血鬼》等。他提道，“我是画我童年时代的印象，画那些使人痛苦的往事”。他还把自己某些时候的感受直接转化为画作，比如《呐喊》和《卡尔·庄尼街之夜》，通过他的笔记可以清晰地看出惊恐和社交焦虑这些强烈的情感是如何成为他画作的内容并形成独特风格的。他还说：“我的每一笔都在捕捉那些压倒性的情感。”

他在笔记中留下许多对于感受的记录，这些记录与绘画草图混杂在一起，其中不少可能是为了绘画而做的情感准备。蒙克对此有充分自觉并主动利用：“我的一生都在一个无底的深渊边行走……从我能记事起，我一直为一种深深的忧虑所苦恼，我曾试图把这种忧虑表现在我的艺术中……”他的内心感受丰富强烈，并且在良好美术功底的帮助下能够快速转化为风格鲜明的创作，这条路走通了。这能够促使他进一步形成重视内心感受的艺术观，他曾说：“我要描绘那些在生存、在感受、在痛苦、在恋爱的活生生的人们”“我要描写的是那种触动我心灵的眼睛的线条和色彩。我不是画我所见到的东西，而是画我所经历的东西”。他所追求的是“心灵的真实”，这些理念已经能够使他成为表现主义的开创者了。

◎惊恐障碍对创作的影响——酒精成瘾扰乱创作状态

蒙克在1908年之前的数年，因为频繁酗酒而出现幻觉、妄想、行为不当和周围神经病变。当时他状态很差，以至于多次住院，这影响了他绘画的产量和创作状态。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安顿内心和接纳自我，升华以超越现实痛苦，缓解压力和精神冲突

相比于作家，我们对画家更难找到关于创作益处的自述。蒙克曾说：“我的艺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意义。我通过艺术，一直对光进行探索。我的艺术，是我所需要支撑的一根拐杖。”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一些证据表明益处的存在：蒙克终身创作并取得了长寿；疗养期间医生建议他用绘画的方式来康复，他深表赞同并确实作了创作；在创伤事件发生后蒙克总是尽快作相关的创作，按照他惜命的作风，如果这个创作是有害于他的精神健康的，那么他就不会尽快创作。

相比于文学，在绘画这种相对模糊和依靠直觉的艺术中，精神障碍与创作的具体益处更加混杂在一起。非要区分的话，可以说蒙克大量的自画像，包括疗养期间和对衰老和患流感时的自画像，如《有酒瓶的自画像》《在时钟与床之间》《西班牙流感自画像》，是在用绘画实现自我接纳。他在两段爱情中出现不少嫉妒情绪，对女性的态度也是又爱又恨，他把这些琐碎和尴尬的东西转化成对爱情和女性的思考，如《嫉妒》《女人的三个阶段》和《生命之舞》。这些画显得深邃、冷静、颇有哲学意涵，可以说这体现了升华的作用。至于与图拉的紧张关系和受到枪伤的惊吓，他用《吸血鬼》《对视》《马拉之死》来进行宣泄。在关于《呐喊》和《卡尔·庄尼街之夜》的笔记中，能看到蒙克经历了压垮性的情绪，而他没有回避或产生更大的痛苦，反而津津有味地正面体会这些情绪，说明绘画的构思和实践产生了宣泄作用。

由于蒙克一生持续大量创作，且有不少是在创伤事件或者高度紧张情绪之后所作，我们从这些色彩浓烈糅合的作品欣赏者的角度，也能感受到创作给他带来的疗愈动力。

◎共因——丧亲的童年经历

蒙克饱受创伤的童年经历，促使他形成焦虑的性格并带来焦虑症状，同时也促进了创作。他说道：“我画我童年时代的印象，画那些使人痛苦的往事。”还说道：“我的家庭是疾病和死亡的家庭。的确，我未能战胜这个不幸。因此，这对我的艺术来说，起了决定性的影响。”[6]31这种严重且多次重复的丧亲经历，将蒙克的病情及创作联系起来。在那些有着童年不幸的文艺名人中，童年不幸几乎都会作为共因出现。

◎共果——精神障碍和艺术创作带来声誉

蒙克的艺术具有开创性，画面风格比较耸人听闻，而且画作与自身经历和性格高度对应，他相当于拿着画笔的“自白派”诗人和“私小说”作家。这就使公众对他的精神是否正常产生了兴趣。即使是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蒙克的人，看了蒙克的代表作也会直觉地怀疑蒙克的精神状况。而蒙克尽管没有让焦虑症明显损害到自己的生活，但确实因为酗酒导致了住院。他倒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主动拿自己的精神障碍表现来制造噱头，但无意间也让自己的焦虑性格产生声誉并加强了艺术声誉：相比于文字清晰地描写感受和经历，绘画更加依靠直觉和潜意识，对人的心理表现得更加模糊，其中有更多的隐喻和象征，这就让欣赏者觉得画作与蒙克性格之间一定有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种研究的兴趣扩大了蒙克画作的吸引力。

◎中介——文艺志向，在病态情况下挽救艺术生命

临床上轻性精神障碍患者有自知力，会主动求治并能够配合，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因为丧失自知力，在疾病管理上和轻性有巨大差别。在患精神障碍的名人中也是如此。虽然本书所研究的名人还不够多，但大致能看出这样的规律：患轻性精神障碍的名人比较能够约束和克服自己的精神障碍，重性则容易失控甚至助长。蒙克对自己的焦虑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寻找缓解的办法。如果说之前蒙克可能不是很充分地认识到绘画的缓解焦虑作用，那么在雅各布森医生建议他用绘画来帮助康复后，这个认识应该是巩固了。他自己说道：“我的家庭是疾病和死亡的家庭……组画《生命》同我近似嫉恨的天性相联系。我这样说，并非因此要使我的艺术非表现丑恶不可。相反，我感到我的艺术要发挥健康的反作用。我在绘画时绝没有生病”[6]31“我的后半生是努力站立起来的，我的途径时常伴随着深渊”[7]。这个主动寻求缓解焦虑的文艺志向，减少了焦虑对他创作的害处。

临床上的焦虑症患者，其强烈的求治意愿本身也是焦虑症状之一，在蒙克身上也是如此——他确实没让焦虑失控，但他的谨小慎微导致的深居简出和终身不婚也应该被视为焦虑的不良后果。

另外，如果把酒精成瘾放进来考虑，就会发现多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蒙克的焦虑症中的主动求治，也就是他的惜命作风，帮助他在酒精成瘾这个很容易失控的疾病中脱离出来，并多次主动住进疗养院进行戒酒和治疗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因为1908年之前的数年有多次且严重的病情，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的惜命作风，很可能在数年后创作明显下滑甚至病亡，就像菲茨杰拉德那样。所以，蒙克的一个精神障碍挽救了可能被另一个精神障碍所中断的艺术生命。

参考文献

[1]霍丁.蒙克[M].吕彭，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2]爱格尤姆.蒙克[M].宋红梅，译.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1989.

[3]蒙克.蒙克私人笔记[M].冷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4]帕格尼尼的左手.微博[EB/OL].（2020-8-23）[2023-8-16].https://m.weibo.cn/status/4541030973573895.

[5]史密斯，王琰.蒙克：讲自己的生活，说自己的感受[J].世界美术，1998（2）：9.

[6]段守虹.蒙克与《呐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7]何政广.蒙克——北欧表现派先驱[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