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_文艺大师与精神障碍：21位中外巨匠的自我救赎之路-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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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Na tsume Soseki，1867—1916）是近代日本著名作家，是日本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被称为“国民大作家”，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就是这么一位伟大人物，在青年时代却出现明显的精神病态表现，此后精神问题几乎困扰了他一生，并在他的作品和思想中留下深刻痕迹。可以说，他是“创作”和“精神病理”两方面都很显著的人物。另外，正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一批医学家对夏目病情的争论，使得日本病迹学研究起步至蔚为大观，这也是研究他的一个特别的缘由。

研究夏目漱石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精神症状丰富，此前研究者已有多种诊断意见并且争议巨大；

（2）年代较近，生平信息较丰富，有多种关于症状的信息来源；

（3）精神症状存在时间长、起病早、与创作时间高度重合、对思想和创作影响深远；

（4）小说自传色彩强，常在主人公身上寄寓自己的思想情感；

（5）对自身精神问题有明显的觉察和应对意识。

病史

◎青年到留学前（1890—1900年）

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夏目漱石没有旁人所发现的精神异常。但在给文友正冈子规的信中颇有消极悲观的话语，如他在23岁时（1890年）写道：“最近总觉得有点讨厌尘世，想来想去怎么都讨厌，伫立不去、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是因为依然有一些像人的地方的缘故吧”[1]。次年写道：“我前年是厌世主义者，今年仍然是厌世主义者。要想随心所欲地生活在这个世上，要么你具有能容纳这个世界的度量，要么你必须具备能被这个社会所采纳的才干”“余图改良世界之勇气顿时受挫，以往知世界之污浊，而把希望置于未来，然而当断定未来亦如现世黑暗之时，余便左右盼望，瞻前顾后。当发觉被囚禁于暗窖不见一线光明之际，余无事可干，惟抚然而自失”[2]。日本当时处于奋发进取的明治时代，而夏目作为大学生本该前途无量。青年人刚接触社会虽然常有落差，但像夏目这样强烈的对人世间的厌烦感，难以完全用思想因素来解释。

夏目27岁大学刚毕业（1893年）留在东京任教之时，因为喜欢一个姑娘而未能求婚，进而怀疑起姑娘的母亲到处派人监视自己，猜忌住处附近的尼姑被人派来打探自己的一举一动，并因为提亲的事情莫名其妙地向哥哥大发脾气。他之所以突然离开东京去偏远的松山任教，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逃离监视，但到松山之后仍然怀疑旅馆老板的监视。妻子镜子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认为这是夏目日后精神病的潜伏，可见他当时的言行已属异常，并且妻子提及后来由当时著名神经科医师吴秀三给出的诊断意见是“追踪妄想症”[3]2。夏目此时的妄想损害了他的社会功能，使他感到痛苦；而且妄想是泛化的，由姑娘的母亲延及他人。据高桥正雄提供的信息，当时周围人已发现夏目有幻听和被害妄想[4]。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夏目以松山任教时期为背景创作的《哥儿》中，主角哥儿有对周围人疑神疑鬼的表现。

在去松山的前一年（1894年），夏目在信中写道：“本来小生的漂泊是为了冷却这三四年来沸腾的脑浆。”这个说法本身容易让人联想到躁狂症状中的思维奔逸，但没有更详细的关于情绪的证据。千谷七郎认为，这是夏目因为无法找到学习英语文学的意义而陷入了“被英国文学所欺骗的不安”的境地[1]。结合以上可见，夏目的精神世界并不平静，1893年他还去寺庙参禅，但收获不大。

◎留学期间（1900年末至1902年末）

夏目33岁（1900年底）去英国留学，这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抑郁症状。他后来在《文学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寓居伦敦两年为最不愉快之两年。于英国绅士之间，余如一条与狼群为伍之犬，生活郁郁寡欢。闻伦敦人口有五百万。余不讳言，余当时之状态，如五百万滴油中之一滴水，叵且维系露命……”妻子回忆道，“夏目来信中十分悲观地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伦敦天气不好，很奇怪地总觉得脑子不好使，这样下去的话，这个脑袋会变得一辈子都没法再使用了”[3]88。这个说法倒是抑郁发作中的思维迟缓的常见形容。1902年9月12日，夏目在给妻子的书信中写道：“近来因神经衰弱，心情不佳，甚是困扰，若无大事，请安神保佑。”[1]多处来源也提到夏目因为经费拮据、住处简陋、伦敦天气阴湿、妻子来信甚少而情绪糟糕，在信中斥责妻子，信中也有不少悲观情绪的流露。

夏目抵英后，入学三四月后便选择在家自修，有时请学者私下指导。他自己解释是经费不足以入学，也解释说是为了多阅览书籍，但这样的闭门不出显然是超出常规的。他的英语水平应对交流并无障碍，也不能用语言能力不足来解释。考虑到他当时的情绪低落、躯体症状和自卑感，这样的闭门不出可能是社交退缩。

大概在留学第二年中的近一年的时间内，夏目在闭门不出中立志发奋研究文学这一大题目。在《文学论》序言中谈及当时他“决心在此地从根本上解释清楚何谓文学之问题……余闭门谢客，将一切文学收入箱底。既然读文学书不能知文学为何物，唯有相信以血还血之类的手段了。余誓将从心理之方面穷究文学如何之必要，如何发生、发达、颓废。余提出之问题颇大而且新，信非数人于一两年间即可解释清楚之事。故余将可利用之一切时间尽用于广集各方材料之上，并将可花费之全部资财用于购置参考书。自此一念起后之六七个月期间，乃余生涯中最锐意、最专注之研究之时期”。这样的雄心壮志和行动力增强，不一定是病态，但和前期及后期的抑郁情绪构成明显的反差，需要考虑是不是病理性意志增强。

大约在第二年9月，旁人已经觉察出夏目的异常。“到处都在传夏目疯掉了，甚至都传到日本来了……据说作为留学生的一项义务，必须每年向文部省提交一次研究报告……但文部省再三催促，反倒令他意气用事起来，提交了一份空白的报告书。文部省感觉很奇怪，正好有一个同样在做英国文学研究的同学去了夏目那儿，见面后觉得他的状态很不寻常。问宿舍的主妇，得知夏目可以连续几天，每天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伤心哭泣。这可不得了！这无疑是发疯了，不排除有随时自杀的可能。那位同学在夏目身边陪了5天左右，可夏目的状态依然是老样子，同学越看越觉得他不对劲。”[3]88妻子对这段情形的描述很生动，但仍不够详细，从中能看出这次发作是前期的情绪低落和社交退缩的极期，既然提到了自杀，表明抑郁发作已到了严重的程度。这段“越看越觉得他不对劲”的经历，按照妻子后来编制的年谱[3]353，从1902年9月传到日本说夏目发疯到他10月游爱尔兰精神状态转好，时间跨度有2～3个月。妻子记录他即将回国时，将交通费拿去大量买书，以至于朋友担忧他回不了国，这可能是一种鲁莽行为[3]90。

总结这段时期的情绪：（1）至少有一次明确的抑郁发作；（2）有时出现抑郁症状，有时出现躁狂症状；（3）发作性的特点，在最严重时过去后能够收拾行囊回国。夏目对这段经历的自知力基本完整，他知道周围人觉得他不正常，他也承认这是“不正常”，虽然语气中透露着一股傲气和不服气：“英国人视余为神经衰弱。据云某日本人致书本国，谓余已疯矣……归国后据说余依然神经衰弱兼癫狂。甚至亲戚似乎都对此表示同意。亲戚尚且如此，余知更无辩解之余地矣。”

他留英期间和情绪问题相伴的是，出现不少妄想。夏目在回国不久后，妻子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跟我说过，说寄宿处的主妇姐妹对他很亲切，但背地里却总说他坏话，然后就动不动流眼泪，但那都是假眼泪。回忆起当时的事，夏目还说：寄宿处的主妇像侦探一样，总是时刻伺机监视他，令人无比厌恶……”[3]88从妻子以下转述的话中能清晰看到，夏目是怎么从焦虑、自卑等情绪发展到被害妄想的：“后来听他自己说，他感到自己的脑子变得有些奇怪之后，开始莫名其妙地特别焦虑。心想，自己可不能这样，绝对不能变成这样！大概他自己也感觉很害怕，因此心怀警戒，渐渐地丧失了自信，变得只想尽量让自己卑微点，小心翼翼地不跟人打交道，闭门不出，努力保护自己。这是病症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开始认为：我都已经这么卑微，这么老实了，可是你们却对此毫无察觉，还是总想欺负我、凌辱我。于是也意气用事起来——如果我都如此小心做人了，你们还要那样对我，好，那我也不怕……接下来种种压抑的愤怒开始爆发，大动肝火。大约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后来仔细想想，那个时候他对一些很小的事特别在意，总觉得有谁在一直监视他、跟踪他、说他坏话，甚至觉得所有英国人都在将他当傻瓜。因此认为周围所有人都在欺负他一个人。”[3]88这段时间的妄想和上一次妄想性质类同，不仅影响社会功能，还有泛化的性质。

◎回国后任教（1903—1907年）

夏目顺利回国，上岸时家人看到他打扮整齐，那些听说“夏目在英国发疯了”的亲友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之后他在大学任教的数年间，因为对教学不够喜爱以及得不到学生的欢迎，心情较为苦闷。他自己说：“归国后的三年有半，也是不愉快的三年有半。”但总体上说，他能细心地备课和完成教学任务，还到其他大学任教；同时有学生到他家寄宿，有文友来他家组织文会，也没有对朋友出现失态举动，可见社会功能基本完整。他出版《文学论》已是很大的成绩，在序言中洋洋洒洒历数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变化，洋溢着一种奋发有为和傲然自得的气质。

他的主要发作是36岁（1903）时，在家中：“那段时间夏目的状态马马虎虎，还算不错，但到了6月梅雨季节时，突然脑子不好了，进入7月越发恶化起来。晚上会无缘无故地生气，动辄大发雷霆，不管是枕头还是别的东西，抓到什么就扔什么。连孩子哭他都要发脾气，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莫名其妙就怒气冲冲地对人发火，让人束手无策……而且就算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夏目的暴躁。以前他不是乱发脾气的人，看来还是因为学习过度用功，因此身体还是脑子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跟以前相比，夏目简直判若两人。”妻子还特别提到某次夏目因为邻居儿童踢足球吵闹，而大发雷霆揪住孩子上门理论[3]98。能够看出，他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是易激惹、乱发脾气，不过没有提及是否同时有情绪高涨和精力充沛等表现。外孙女半藤末利子的回忆也是大致如此：“漱石36岁从伦敦留学回来以后，是最坏的时期。因为得了神经衰弱，精神上非常脆弱，突然之间就会暴躁，反复发作了四五年的时间。还闹出过两次要休妻的事。那时我的母亲大约三岁，刚刚有了些记忆，就看到父亲暴躁的一面，也被打过，所以她很讨厌她的父亲。镜子更是深受其害了，我母亲偷偷地看到过镜子被抓着头发甩来甩去的样子……我觉得漱石也是很可怜的，做出了这种正常人绝不会做的事情。他是因为生病才变成这个样子，但只有镜子能够理解他。”[5]

另外，妻子的描述很突出地表明了夏目的病情有发作性的特点，在发作之时和平时判若两人。长期相处后，妻子甚至发现了夏目发作前的征兆：“当他状态变差之前，就会像喝醉酒了一样，气血上冲，脸色变得通红。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来才知道，就连最大的女儿也都知道了这一点。不管前一天晚上他心情有多好，但只要他的脸像是被煮沸的开水一般开始发烫，那第二天必须加以警戒了。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早上，夏目的状态瞬间风云突变，真是很不可思议。”[3]114这段描述非常具有价值，医生和家属对于多次复发的躁狂发作患者，确实能观察到生理上的征兆，比如满面红光、浑身燥热和一些中医所说的“上火”征象。其他还有多处关于他病情发作性特点的回忆。这种发脾气显然超出了夫妻吵架的程度，因为妻子不得不请医生来检查，医师吴秀三的诊断意见也表明了发作性的特点：“夏目那样的病，这一辈子也无法根除，看起来觉得病好了，其实只是病症暂时平缓下来了而已，之后肯定又会复发。”[3]99当时给予开具的诊断意见是“神经衰弱”。

妻子在《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中提到夏目的许多生活琐事，这些和现实中家属提供病史一般栩栩如生，非常有助于医生从中揣摩怪异之处。其中提到这段时间夏目一些怪异、疑心大的事情，比如，某次突然将孩子面前的五厘钱扔掉，并回忆起当年在英国因为钱而怀疑房东[3]97；某次怀疑妻子故意使其焦躁不安，从而让女佣转交一把生锈的小刀给妻子，其神情也让女佣感到怪异和害怕[3]102；他对家对面寄宿楼的学生也产生了怀疑，“在他的全集里有一节日记，梦呓一般写到这个学生在说夏目的闲话……而这些传到夏目的耳朵后，他就变得再也无法淡定了，总觉得人家在说自己的闲话，在背地里骂他，并认为那学生从高处窥探他的一切，在监视他。这让他极度介意。除此之外，学校开始上课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夏目准备出门的时候，那学生也正好准备出门，因此就经常走在夏目的后面。于是夏目就擅自认为：对方只是表面看起来像个学生，实际上无疑是来跟踪自己的侦探”[3]110。这其中出现了典型的关系妄想、被监视感、被跟踪感，而且持续时间并不短。

也是在这段时间，妻子提到，“如果要找原因，不用说是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空想，就连我没说过的话，他的耳朵也能听得见，而且旧事新事相互纠结，化作幻觉出现在他眼前”[3]101。这高度提示是幻听，可能还包括幻视。考虑到夏目有明确和泛化的妄想，幻觉很可能也是存在的。但关于他婚后出现的幻觉，妻子没有提供性质、内容、时长、频率等详细信息，目前也没有其他来源的信息。

◎离开大学专职写小说（1907—1916年）

夏目从1905年开始写小说。相比于教书，写小说是他喜欢和擅长之事，不仅获得了社会赞誉，还改善了家庭经济。1907年，当有机会在报社专职写小说时，夏目果断辞去教职。这段时间及往后，夏目的精神状态总体转好，仍有发作性的特点、时好时坏。按妻子的说法是：“从明治三十七年（1904）春开始到夏天的时候，夏目的大脑基本上好了不少，那种不顾后果的发作和癫狂也少了许多。与此同时他自己也相当用功，读书、写作，连授课讲义的笔记也准备得有条不紊。当然，不用说空闲时还会间歇性发发脾气，但那是一时的”[3]119“夏目的精神状态大为改善，慢慢地也不再做蛮不讲理的事情了”[3]113“明治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这三年，夏目的精神状态总是时好时坏，觉得他真正转好了，是明治四十年搬到现在早稻田的家之后。之后一直到大正二年，总算是没有出什么状况”[3]117。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起，夏目喜欢上了绘画，每次他精神状态较差时就会觉得作画充满乐趣，“他的密画力作，必定是在精神状态极差的时候完成的”[3]114。

妻子所说的好转，仅指的是夏目不再乱发脾气，但她缺乏和夏目精神的共振，也注意不到他抑郁的那一面。夏目在这段时期的抑郁情绪仍是很明显的，也许是因为找到了文学创作这一法宝，将人生困境和抑郁情绪赋予了小说主人公。他的抑郁情绪似乎不太能被身边人看出，而是作为深刻的感情在书信中向文友表露：“也许是因为我生不逢时，所以我讨厌看到世上所有的人。稍微遇到一点不愉快的事，便会持续五六天感到心情不畅，简直就如同梅雨天气一样阴雨绵绵。世上我所喜欢的人都渐渐远离我而去，只有天地草木看上去十分美丽。尤其是此时春天的阳光十分妩媚。我借此得以活着。”另外在信中还写道：“我近来既不接触人，也不太喜欢什么人。总觉得生活无聊，只好到了要写小说的地步。然而一天天地很懒，至今还没动手写，也许是神经衰弱的原因吧，很令人伤脑筋”[6]“我厌恶生的痛苦，同时更厌恶人为地硬要从生往死过渡的那种异常的痛苦，所以，我不想自杀”[7]。类似地，在书信和散文中出现的悲观消极还有很多例子，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夏目能够直面这些抑郁情绪，将之导向深刻的人生思考。

从开始写小说到去世的十年多点的时间内，夏目偶尔发脾气，总体情况较好。但妻子记录了他46岁（1913年）一次典型的躁狂发作：“但从年底开始，脸色又开始奇怪地变得像火烧一样。坏了坏了！我想：他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又犯了！正好与以前最严重的一次相差10年。接下来，从翌年正月开始一直到6月，他的状态都特别糟糕……”[3]261这段时间他多次对妻子无理指责；对孩子吵闹声和电话铃声十分不耐烦，某次甚至将孩子拖到家门外痛打一顿；对朋友大加斥责并将客人赶走；他的胡作非为使两位女佣愤而离家，家人都惧怕和不赞成他。妻子甚至提到他“经常大清早四点半或五点就醒来了”，然后用大吼来召唤全家人起床，或者在浴室中磨刀使全家人胆战心惊。这其中很可能是睡眠需求减少的症状。在妻子长达七页的描述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随着躁狂发作的加剧，妄想随之出现：“谁敢发出一点响声，就会被他一声大喝给吼回去……而夏目则拼命竖起耳朵疑神疑鬼，在脑子里虚构种种妄想，刨根问底猜测着种种无稽之谈。用他那对极为敏感的耳朵，搜罗所有的声音，然后再给它们添加上种种离奇的想象，无止境地在脑子里描述各种异想天开的事。若仅仅如此倒还好，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还非要将自己制造的种种妄想，强加到我们尤其是我的头上。例如，他若是怀疑女佣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会认为要么是我放纵的结果，要么是我教唆女佣，然后越想越信以为真，跟我生气抬杠。”[3]262在他重犯胃病后，这次躁狂发作消失了。这次，他也在发作中开始大量绘画，妻子很认可绘画的缓解作用：“而他逃避这种痛苦的方法，就是画画。因此与其说他画的是写生，倒不如说他是在将自己脑子里的东西随手画出来。所以，他的画，不管是风景也好，还是人物也好，全都是远离现实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3]266在这次发作最严重的时候，他仍然在继续写作《行人》。妻子仍然将这次发作叫作“神经衰弱”，可见是用该名称来指代夏目的精神障碍，而非单纯指代抑郁情绪。其实“神经衰弱”可能也有不少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的成分。

他的敏捷才思、快速创作和写作时的游刃有余是超出常规的，即使在杰出作家中也是不同寻常的，亲属回忆道：“漱石也因此心情不错吧，很快又写了《哥儿》和《草枕》。说起来也是很有趣的事情。神经衰弱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都是比较幽默的。可能正是因为内心很暴躁不安，想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仿佛是泄愤一般拼命地写。《哥儿》据说两周就写出来了，真是很快呀……在最后的10来年时间里，漱石写了10篇长篇小说，非常努力。”[5]

◎精神病性症状

夏目出现了比较确切的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在去松山前后及留英期间部分损害了社会功能并有妄想的泛化，但妄想并没有荒谬离奇、严重到脱离现实。夏目的幻觉目前仍缺乏更深入详细的一手资料，暂且判断为存在但不严重。他没有出现阴性症状，没有出现衰退和精神病性症状的持续进展，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创作力。社会功能影响不明显，在精神病性症状密集出现的时期仍能完成大学的教学工作。他妄想的出现呈发作性，分别体现为青年的提亲事件、留英期间对房东的怀疑和归国后对邻居学生的怀疑，之间有康复期，并非持续进展。妄想的出现时间大致与情感障碍的发作期重合，留英期间妄想的出现与情感症状的发展有关。

◎躯体疾病

夏目患有肺结核、痔疮、糖尿病、胃溃疡等多种躯体疾病[1]。他在青年时目睹哥哥因为肺结核去世，思想上受到影响。据尸体解剖医生的报告，夏目在《我是猫》出版前已有胃病。43岁（1910年）起首次因为胃病而住院。症状包括呕血、黑便、吃难消化或坚硬食物后诱发急性内出血等，死后经过解剖证实是胃溃疡。他当年在修缮寺附近疗养时出现大出血、生命垂危，被称为“修缮寺大患”。病危经历和众人的关心探视，使其思想触动，共同促成他从“自我本位主义”向“则天去私”的思想转变。此后胃溃疡时轻时重，还有过数次住院经历。他的旅游受到了限制，常需要妻子在饮食上多加看护。他在养病上的纪律堪比创作，不仅按时服药，而且积极配合医生。据医生说，他约39岁时已患有糖尿病，从“上臂神经痛和不全麻痹”等并发症看来，血糖长期控制极差。医生也考虑过夏目的糖尿病对精神症状的影响，但谨慎地推论并无关系[3]334。

精神病理分析

◎前人诊断综述

日本医学家对夏目的病情有许多讨论，20世纪50年代西丸四方著有《精神医学上的夏目漱石》，盐崎淑男著有《漱石·龙之介的精神异常》。60年代千谷七郎的《漱石的病迹》中首次使用“病迹”这一外来语，认为夏目漱石的《行人》是“解剖自己性情与病态”的作品，认为他的“疯狂”是内因性忧郁症；土居健郎认为：“从现象上看，分裂病的形态比忧郁症的形态更显著”；伊东高丽认为：“漱石的追踪、被害、关系妄想的面貌，与妄想型分裂病的体验内容相似，‘分裂病样反应’的色彩很强烈”；荻野恒一认为：“很难说漱石是典型的妄想型分裂症……他周期性地患上了以分裂病般的妄想体验为主要症状的神经衰弱，这是事实”；小木丁孝认为：“从现代精神医学的知识来看，漱石的疯狂似乎是抑郁症，这一点只要看他的作品和传记就能想象出来”。总体上，分为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两派意见[4]。

◎病情特点和诊断

夏目的病情起病早，病程长，症状严重且丰富多变。他不像其他名人症状较轻、材料不足以至于难以下定论，反而是因为症状多样导致诊断分歧。其病情特点如下所述。

（1）缓慢波动起病：首次症状出现后的数年才达到明显病态，其间总体较好、时有波动，并不能看出是以精神病性症状还是情绪症状为首发症状；

（2）发作性：除了留英期间明显的发作之外，多数时候精神状况时好时坏、有明显的发作性的特点，妻子能明确区分出两次发作，乱发脾气、骂家人和惹出事端是这些糟糕精神状态的主要成分；

（3）精神病性症状：出现了比较确切的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也有一些信源称出现幻觉，主要出现在情绪症状严重时，并随着情绪的改善而消失；

（4）在发作中社会功能受损：留英期间让周围人觉得他发疯，37岁时的发作使得妻子觉得需要请医生，47岁时的发作和多人发生冲突、女佣愤而离去；

（5）没有退缩和衰退的倾向：一直到临死都能持续工作和维持家庭，甚至创作更加成熟；

（6）自知力基本完整：对自己的抑郁情绪和“狂气”有所认识，但没有找到他对自己妄想的看法。

综上症状分析和病情特点，依据DSM-5，最适合用来描述夏目的情况的是“双相I型障碍”，其不同时期需添加的标注包括伴心境协调的精神病性特征（留英期间的妄想和心境是相协调的）、伴混合特征（归国后的多数发作既有情绪低落也有乱发脾气）。依据ICD-10，最适合的是“双相情感障碍”。

◎鉴别诊断

1.精神分裂症

有明确的精神病性症状，虽然不一定是首发症状但也是出现时间比较早的，故需考虑。但其仅有妄想和幻觉，未达到诊断标准，并且其社会功能基本完整、没有出现衰退和精神病性症状的持续进展、精神病性症状在出现与性质上与情感障碍相关，故不考虑。

2.妄想性障碍

夏目的妄想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现实基础，比如因为提亲对于姑娘的母亲及其他受指使之人的妄想，对于邻居学生的监视和跟踪的妄想。相比于妄想症状，幻觉症状较轻，有待进一步查证。社会功能较完整，没有衰退倾向。需要考虑该诊断，但其妄想的系统性不足，有妄想的泛化，随着情感障碍而加重或缓解。该诊断也不能解释发作中的情感症状。

3.F48.0神经衰弱（ICD-10）

当时夏目及同时代人常常提及神经衰弱，按照今日的定义，他已然超出了“神经衰弱”的程度、达到了“抑郁发作”的程度。可能是顾及一些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使用习惯，ICD-10中仍保留该诊断，但不推荐广泛使用。

4.重性抑郁障碍

夏目的抑郁症状有些时候比较严重，总体持续时间长，他和周围人也常常提及“神经衰弱”，需要鉴别该诊断。但夏目同时具有明显的躁狂发作，总体病程呈发作性，故不考虑。

5.适应障碍

夏目到英国后深感不适应而出现情绪症状，需要考虑该诊断，但半年后症状仍然持续并加重。其他时候的发作并不能用环境变化来解释，故不考虑。

6.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双相及相关障碍

夏目在中晚年后患有多种躯体疾病，有些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情绪和思想。医生也注意到糖尿病与情绪的关系，但总体而言，夏目的精神障碍起病早、时间长、具有明显的发作性，胃溃疡和糖尿病不能解释病程早期的症状，也和大部分发作时间不重叠。

心理分析

◎童年成长经历

夏目出生于一个正在没落中的小地主之家，作为父母老迈之时生下的最后的孩子，他的生辰也很犯忌，所以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被送给他人做养子后，10岁那年他才回到自己家。他的童年似乎没有明显被虐待或贫困的经历，甚至刚到养父母家中时还得到溺爱，但总被视为“多余的人”“目前还没有什么用的人”，像一件物品一样被推来推去，得不到真正的接纳和关爱。按自传体小说《道草》中的形容：“既不能待在海里，也不能住在山上，两边把他推来推去，他在当中打转。”这些使他难以建立自我价值感、不能很好地接纳自己，在抑郁情绪的作用下容易扩大对人生意义的怀疑，也容易因觉得和世界缺乏有温度的联系而产生厌世观。日后其所遇到的被排斥的环境，比如松山的教学经历、在英国的不适应、回国任教时不被学生认可等，都引起了他相似的情感反应。这种被轻视、忽视和抛弃的环境，可能反向地激发了他的证明自己、寻求认可的愿望，在他英文的学习、英语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中都保持了高度勤勉的习惯。

◎时代思想冲击

其所处的明治时代，是一个积极奋发、剧烈变化、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一边是政府的全盘西化，积极鼓动对外战争，社会日新月异充满机会；一边是暴发户横行、高度紧张的现代生活，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被破坏。夏目的头脑也是战场之一，他能够抛下钟爱的汉文去学习被认为更实用的英文，勇敢地出国留学，宣扬“自我本位主义”；但又对拜金和阶级分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抱有排斥，在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感到不习惯，晚年回归“则天去私”。这些思想之间的冲突，在夏目身上有时表现为迷茫、厌世和逃避，有时表现为奋发进取和有所作为。

◎疾病、工作和家庭生活

这些作为慢性压力发挥作用。夏目年轻时便目睹哥哥因为肺病去世，自己一生罹患胃溃疡等多种疾病，濒临死亡的胃溃疡大出血更是促成他晚年的思想转变。他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因为得不到学生的欢迎，本身对教学也兴趣不大，所以积累了一些怨气，回到家后便向妻子撒气。在辞去教职开始一心写作后，精神状况好转。夏目对婚姻的不满从松山期间便开始，先是责怪妻子爱睡懒觉，继而责怪其不常写信和牙齿不美，再是为她的歇斯底里和持家不善而抱怨，甚至闹到打算休妻的地步。

双相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激愤和创作动力，诙谐的语言

躁狂发作中的动力增强和思维奔逸，常常因为有益处而难以被识别。夏目除了乱发脾气之外没有其他明显的躁狂症状，但如果拿双相障碍的情绪交替特点来查找，能够发现不少动力增强在其创作中的痕迹。比如，洋洋洒洒、语露傲然自得的《文学论》序言：“英国人视余为神经衰弱。据云某日本人致书本国，谓余已疯矣。贤士所言，当无虚伪。然余不才，不能对此等人士申致谢忱，憾憾！归国后据说余依然神经衰弱兼癫狂。甚至亲戚似乎都对此表示同意。亲戚尚且如此，余知更无辩解之余地矣。唯因神经衰弱与癫狂故，余草《我是猫》，出《漾虚集》，又得以将《鹑笼》公诸于世，思之，余坚信余当应对此神经衰弱与癫狂深深致谢……但凡余身边状况不变，余之神经衰弱与癫狂应与生命同在。既然永远存在，即有出版更多的《我是猫》、更多的《漾虚集》、更多的《鹑笼》之希望，故余祈愿此神经衰弱与癫狂与余长在！……然此神经衰弱与癫狂不容置疑地驱动余进入创作状态……”

夏目自己已经认识并强调了情绪障碍对于他创作的驱动力，而且这段话中似乎表明在他看来，他的“神经衰弱”和“癫狂”是相伴但不同的两种事物。他亲属的评论也强调了情绪对于他创作的直接促进作用，但仅仅注意到“神经衰弱”这一面：“神经衰弱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都是比较幽默的。可能正是因为内心很暴躁不安，想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仿佛是泄愤一般拼命地写。《哥儿》据说两周就写出来了。”[5]夏目极快的写作速度是客观的证据，而且据妻子说，他写作时显得轻松自如，并不勉强或绞尽脑汁。

夏目的早期作品如《我是猫》和《哥儿》等有着诙谐幽默的语言，这是其创作天才和文学魅力的重要成分。这既有夏目作为“江户儿”的诙谐语言习惯、长期俳句创作留下的痕迹，躁狂情绪在其中也有贡献。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个人感受成为素材

夏目的小说具有高度的自传性，甚至妻子和朋友都抱怨他将各自形象写得太糟。他的大部分主要作品有明确的取材，比如，《哥儿》来自松山的教师经历，《道草》取材于被养父纠缠一事，《我是猫》取材于家中文友的来访。他小说中的若干主人公患有“神经衰弱”，如《我是猫》中的苦沙弥、《虞美人草》中的甲野、《行人》中的一郎。其他主人公也有明显的征象，如《心》中的K和先生、《门》中的宗助、《彼岸过去》中的须永、《道草》中的健三。有人统计称，他大部分主要作品都出现了“神经衰弱”这个词，最高者《虞美人草》达到了8次[4]。而且，“神经衰弱”者的经历和感受常常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比如《心》中的先生在自责和压抑中走向自杀，《道草》中的健三在抑郁中开始了思想转变。他个人的抑郁情绪和精神困扰显然大量地成为创作中的素材。除了精神障碍，躯体疾病也有类似作用。在“修缮寺大患”后，他在《杂忆录》中事无巨细地记录自己病中的感受和思考，这些在其后的小说中有所体现。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在创作中直面和处理抑郁情绪

夏目在大量写个人之事的同时，也在其中展开对自己精神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文学家中少有的先有哲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再开始创作的人，在创作中不免将研究的习惯带入对精神问题的分析中。这个特点在其中后期的主要作品中尤为明显。比如，《道草》中的健三，在面对亲戚们对金钱的索取时，对自己的金钱观、亲情观进行回顾和研究；在面对妻子的冷漠和不理解时，不仅详细记录两人的互动细节，还分析起了各自的性格缺陷和感情不睦的问题所在，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家庭治疗案例报告。又如，健三自认为是家庭经济支柱，而希望妻子是个言听计从之人，但妻子并不同意；妻子对健三的自我欣赏并不认同，使得健三感到不被理解；等等。夏目还在该小说中直接流露和宣泄压抑和失望的情绪。虽然在他的创作习惯和小说中还缺乏具体而鲜明的例子，但对于熟悉夏目小说中自我研究特点的读者来讲，不难领会到这种创作能够明显帮助夏目处理个人的抑郁情绪。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艺术发挥疗愈作用

夏目喜欢上绘画，算是艺术对情绪问题发挥疗愈效果的具体而典型的例子。妻子提供了详细的描述：“夏目作画，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11月左右，夏目精神状况最差的时候，他自己去买了颜料回来，开始不断地画水彩画。在我们看来，那时候的画真的很糟糕，大部分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画的是些什么，但绘画的数量倒相当多……一直到去世之前，夏目都喜欢作画。当然，他也有打不起精神或是特别忙的时候，所以作画这事，也断断续续的。但很不可思议的是，后来每次他精神状态一变差，就会觉得作画充满乐趣。大概他认为自己不管干什么都很无趣，唯有作画能排遣他闷闷不乐的心情吧。原本他作画，不一定都是精神状态不好或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特别好，兴致勃勃开开心心作画的时候也是有的，但只有他的密画力作，必定是在精神状态极差的时候完成的”[3]114“而他逃避这种痛苦的方法，就是画画。因此与其说他是在写生，倒不如说他是在将自己脑子里的东西随手画出来。所以，他的画，不管是风景也好，还是人物也好，全都是远离现实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3]266。其中有几个特点：（1）夏目有意识地寻求艺术的帮助；（2）绘画确实能够缓解情绪；（3）在“精神状态极差”时，有助于画出好作品。

◎中介——思想人格基础和对疾病的应对意识

有些作家的精神障碍与创作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其中，更多是为了创作不惜损害精神健康和平静人生的，称之为“献身型”；更多是在创作中克服和疗愈精神困扰的，称之为“疗愈型”。夏目显然属于后者。他具有勤勉、节制、理性、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走中规中矩的人生道路的人生观，这可能是因为：（1）童年受冷落的经历促使其上进；（2）早年有学术研究经历，有较高的学术素养；（3）因为学了英文而从教，保守的职业角色使其比较注重约束自己。

他勤勉节制的精神在许多事情上都有体现，比如，对创作有着严肃的态度，小说连载时定期交稿、绝不拖延，创作时的作息很规律，每天都有恒定的创作量；又如，他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积极配合医生，爱惜身体及时就诊，规律服药；就连对于消遣性质的绘画也很严肃，画完请名家点评，并针对性地改进。正是这种鲜明的中介因素，使得他约束了双相障碍对其人生的影响，他并不像其他双相障碍的作家那样过着跌宕起伏、爱闯荡、好折腾的人生，而是老老实实教书、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即使辞去教职也是待在家中专心写作；他的乱发脾气只是对妻子造成困扰，并没有对工作和其他友谊造成伤害。他即使在躁狂发作中，也几乎不让躁狂情绪渗透到文风和内容中，比如写作《行人》之时。他的中晚期主要作品虽然常常有抑郁情绪的流露，但并不激烈滥情。

◎精神障碍对思想的影响——厌世和狂气

夏目的思想数次改变，也有过昂扬进取的时候，但厌世观似乎是他精神中一条基础的脉络。青年时给文友的信中即有许多厌世的话语，曾尝试从参禅中获得精神解脱，在留英期间对异国社会排斥而疏离，晚年又在多部小说中塑造了悲伤压抑的主人公。总体上，厌世观的出现和其情绪低落期有所重合。也能看到他思想上对社会和社交的厌恶和退缩，和抑郁症状中的社交回避、厌烦见人、无价值感有联系。

夏目青年时写了一些颇有魏晋风骨的汉诗，如“才子群中只守拙，小人围里独持顽。寸心空托一杯酒，剑气如霜照醉额”“剑上风鸣多杀气，枕边雨滴锁闲愁。一任文字买奇祸，笑指青山入予洲”“白眼甘期与世疏，狂愚亦懒买嘉誉。为讥时辈背时势，欲骂古人对古书。才似老骀驽且騃，识如秋蜕薄兼虚。唯赢一片烟霞癖，品水评山卧草庐”。但无法得知其写作时处于何种情绪状态。1903年在他最易发脾气的那段时间，某次妻子看到他用墨水在纸上写道：“予之所处悉皆狂人，故予亦不得已而狂之。且待世之狂人皆痊愈，予方弃之佯狂亦不为迟。”[3]111从这个例子中就能找到夏目的“狂气”和情绪的关系。他对自己的“狂气”有所认识，不仅大大咧咧地承认，还赋予其合理性。躁狂情绪对夏目有影响，但并非停留于躁狂情绪下生成某一个观念，而主要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在长期受到躁狂情绪催动而又有意地节制躁狂情绪的互动中，他的思想人格慢慢表现出孤傲、追求自我、蔑视世俗赞誉的特点。

从表面上看，厌世和狂气可以对应着抑郁和躁狂。但正如抑郁发作和躁狂发作是被统一于双相障碍之中，夏目的厌世和狂气也是有内在联系的。抑郁发作和躁狂发作在时间上常有关联，一种激烈的发作可能引发另一种发作，并且一种发作中可能带有一点另一种发作的成分。比如，在情绪低落之时还会觉得“很烦很想发火”，在情绪高涨之时还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更别说两类症状都很充分地混合发作了。厌世和狂气是被“瞧不起世俗”的观念所联系起来的：瞧不起社会的虚伪丑恶而消极地避开，是厌世，是“狷者有所不为”；瞧不起社会的迂腐猥琐，并用自身的高追求去积极地反衬它，这是狂气，是“狂者进取”。

参考文献

[1]孙璐聪.漱石文学中神经症的性差解读[D].大连：大连外国语大学，2020.

[2]何少贤.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3]夏目镜子，松冈让.我的先生夏目漱石[M].唐辛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4]陈俏俏.疾病的隐喻——论漱石文学中的“狂气”[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

[5]半藤末利子.我的外祖父：夏目漱石[EB/OL].（2019-07-20）[2021-04-2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550885167946033&wfr=sp ider&for=pc.

[6]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夏目漱石：III[M].东京：有精堂，1989.

[7]中岛隆之.文艺读本·夏目漱石[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