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之地
公元1300年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和他的作品——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讲故事的人和学者——佶屈聱牙的希腊文化——蓬头垢面的翻译家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Leontius Pilatus)——瘟疫——损失和慰藉——辩才无碍——对命运的补偿——光明的景象
如果有别的选择，你可能不愿意出生在14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半岛上。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城市和政治团体之间时不时就会爆发敌对冲突。教皇党(Guelfs)和皇帝党(Ghibellines)就是其中两个派别，它们之间曾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最后，这场冲突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作为获胜方的教皇党却又分裂为“白派”和“黑派”，并重新陷入相互争斗之中。从历史上看，罗马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但是，克莱蒙五世(Clement Ⅴ)这位受到围困的教宗却抛弃了它。为了躲避敌人，克莱蒙五世把教廷转移到了阿维尼翁。这是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小城市。气候恶劣的阿维尼翁对此毫无准备。连续几任教宗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十年，与此同时，混乱的罗马已经是彼黍离离，梓泽丘墟。另一边，糟糕的天气和饥荒袭击了托斯卡纳地区，而且它在未来还要面临更大的痛苦。
然而，正是这个困苦之地却酝酿出巨大的文学能量。纵观公元1300年，这个地方诞生了一大批新兴作家，他们洋溢着恢复和再兴的精神。他们希望回到过去，以此来超越当下的困境，甚至是超越基督教本身的根基，然后和古罗马世界的作家们握手——这些作家的作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们所遗忘。这些新兴作家寄希望于一种古老的美好生活模式，它建立在友谊、智慧、德行以及对语言力量和口才的培养上。借助这些元素，他们在不同的文学体裁里创作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他们所运用的武器就是studia humanitatis,即人学。
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人学”的复苏迹象就已经有所显现，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想象力非凡的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他是一个托斯卡纳语言的推动者，而且还是一个擅长运用语言艺术进行复仇的大师。他用语言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地狱，然后把自己的敌人置于其中。然而，这一新时代的真正开端始于比他晚一代人的两位作家，他们也像但丁一样来自托斯卡纳。这两个人就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他们或多或少发明了接下来两个世纪的人文主义生活方式——不过他们自己并没有使用这个标签，人们是到后来才经常使用umanisti [1]这个词的。然而，正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建立了这一形象，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应该也算合理。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开始于一个相似的步骤：背离父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赋予的期望。对彼特拉克来说，这种期望表现为从事法律行业；对薄伽丘来说，这种期望是在经商或进入教会中二选一。但是，他们全都选择了同一条全新的道路：文学生活。年轻人的反主流文化可以表现为很多种方式：在公元1300年，它意味着大量阅读西塞罗的作品并开始收集书籍。
彼特拉克是两人中的较年长者，他于1304年出生于阿雷佐(Arezzo) [11]。他的出生地原本应该是在佛罗伦萨，但当教皇党里的“黑派”控制这座城市的时候，他的父母正好属于“白派”。于是，他们只能跟着一群难民一起逃跑。但丁身为教皇党里的“白派”，也在这群难民之中。从此，彼特拉克的父母和但丁就再也没有回来。
因此，彼特拉克是在流亡状态中出生的。他的幼年时光在逃难和临时避难这两种状态里交替度过，中间夹杂着一些长达数月或数年的短暂安定期，然后全家再次漂泊。他们遇到过多次险情。在彼特拉克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有次他差点在旅途中被淹死：仆人带着他骑马过河时摔倒，他险些掉入河里。还有一次，他们全家都差点在马赛(Marseille)附近的危险水域里遭遇船难。他们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阿维尼翁。在那里，彼特拉克的父亲在教廷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他们在附近定居下来，彼特拉克就在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长大——然而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座城市。但是，从十几岁长到二十多岁，他也曾时不时沉迷于当地的夜生活。他在许多年后写给弟弟的信里曾经追忆过这段时光，他们会出去寻欢作乐，并在出发前尝试各种带香味的考究服装，检查卷曲的发型。
彼特拉克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公证人。所以，他的儿子理应也在一个相似的、跟法律有关的领域进行职业学习。但彼特拉克痛恨研习法律。在蒙彼利埃和博洛尼亚的时候，他本应刻苦学习法律，然而他却花费大量精力去收集书籍。当时印刷术尚未被发明，获得阅读物的唯一办法就是寻访各种手抄本，然后进行购买、乞阅、借阅或者是抄录——彼特拉克对此忙得不亦乐乎。
他也遇到过阻碍，可能是为了帮这个年轻人更专注于法律，父亲曾把彼特拉克第一批不太起眼的藏品扔进了火里。不过，父亲的态度在最后一刻缓和了下来，并从火里抢救出了两本书。[12]这两本书分别是西塞罗关于修辞学的著作，以及一卷维吉尔的诗歌。前者对法律行当有一定的用处，后者则被允许留给彼特拉克用于消遣。在彼特拉克的文学天空中，这两位作家一直是两颗明星。后来的人文主义者也一直尊崇着这两位作家：维吉尔留下了优美的诗歌，并且再造了古典传奇；西塞罗论述了关于道德和政治的思想，而且他用拉丁语写作的散文也非常优美。
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在当时屈服了——从他后来表现出来的勤奋和谨慎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父亲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了。于是，他放弃法律，回到阿维尼翁，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学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也开启了一种贯穿其职业生涯的模式：成为有权势的资助人的随从，为他们工作，从而换取财产上的保障，并经常可以住进一所(甚至是两所)良好的宅第。这些资助人有可能是贵族，也可能是一方诸侯或者神职人员。为了能为最后一类人群服务，彼特拉克自己也作为神职人员取得了小品神职(Minor Order)。他的工作包括一些外交和秘书事务，但更重要的工作是不断创作文学作品，以取悦、奉承、激励或安慰他人。所以，工作的主要内容反而正是彼特拉克的最爱：阅读和写作。
他的写作成果相当惊人。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话录以及个人传记，还有迷你传记、凯旋颂文、拉丁文诗歌、慰藉性的反思作品和猛烈的抨击文章。他不仅用写作取悦别人，也用写作取悦自己。他用白话写出优美的爱情诗歌，发展并完善了属于自己的十四行诗诗体(这一体裁直到今天仍然被叫作“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他的许多诗篇都是为了纪念一个名叫“劳拉”(Laura)的理想女性。[13]彼特拉克曾经说过，他于1327年4月6日在阿维尼翁的一座教堂前第一次看见了她——这个日期被他记录在一本珍贵的维吉尔手稿上。她是如此地难以企及和难以捉摸，让彼特拉克陷入了疯狂的痛苦。她激发了彼特拉克之后很多代诗人的灵感。
在为资助人尽义务期间，彼特拉克经常获得奖赏，并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有机会住进乡下的漂亮别墅。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漫步在树林与河畔的小径上，享受着富有创造力的闲暇时光，或是和朋友社交，或只是跟自己心爱的书籍为伴。三十五岁左右时，他在沃克吕兹(Vaucluse)的乡间获得了一间房屋。这里伴着索尔格(Sorgue)河清澈的河水，并且离阿维尼翁不远。在这之后，他又在靠近帕多瓦的尤佳宁山(Euganean Hills)中获得了一处住所。而在这之前，他还有一间在米兰附近的房屋，同样靠河，让他可以听到“不同颜色的鸟在各自的枝杈上唱着不同的歌”。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花园里种植不同种类的月桂(laurel)，用来做园艺实验。
种植月桂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选择，因为月桂可能是其至爱“劳拉”的化名。在古代世界，诗人们往往会被冠以月桂叶编织的花环，以嘉奖其成就。这一习俗在当时刚刚被一位名叫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 Mussato)的帕多瓦诗人复活，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加冕。1341年，彼特拉克在罗马一个更加正式的仪式上接受了这一嘉奖。人们首先对他的长诗《阿非利加》[诗的内容是关于罗马将军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的]进行了口头审查，然后他发表了一场赞美诗歌的公开演讲。他很清楚这个习俗背后的典故及其意义，并为此感到愉快、开心和飘飘然。应该说，彼特拉克并不是一个拒绝虚荣的人，有的时候他甚至很自负。他总是声称鄙视自己的名声，表示自己被拥上家门(他不止一个家)来的爱慕者搞得精疲力尽。但是，很显然他非常喜欢这种状态。他达到了自己的极限高度——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从比喻的角度来说，这个高度都相当可观。詹诺佐·马内蒂后来描述道，据那些认识彼特拉克的人所说，彼特拉克身形高大，相貌威严。
尽管功成名就，但缺乏安全感的童年给他留下了终生的心理阴影。在感到自我满足的同时，他还时不时地抑郁，或是漠然(accidia)——无法感觉到任何事情，甚至连痛苦都感觉不到。有时候，他感觉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是不可知和不确定的。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在一封信里把自己描述为“不承认、不肯定任何事情，怀疑一切——除了那些会对怀疑构成亵渎的事情”。
但在其他时候，他仿佛又对自己很是确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自己对文学生活的向往中获得了一种目标感。长期以来，教会一直在雇用具备文学技巧的秘书人员，却没有人能像彼特拉克一样在文人这个角色上倾注这么多的心血。他似乎一直都对其背后古典历史的最高范例有着清醒的认识：它们很遥远，但却因为这种巨大的遥远而变得更有力量。在彼特拉克的心中，它们给他设置了道德任务。
回溯历史之余，彼特拉克把自己的生命和写作深深地交织进了同时代人的生活中。他结交了一大群有趣的朋友：他们富有教养，热爱文学，且其中不乏权贵之士。他在这些人中传播自己的作品，故而除了资助人，他还有大批拥趸。对彼特拉克来说，这个圈子也是一个有用的图书搜寻网。每当他的朋友们行至某处，他就会给他们一张购书清单。彼特拉克曾经把一份清单寄给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 Marco)的院长乔万尼·戴尔因西撒(Giovanni dell’Incisa)，并且要求他在托斯卡纳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让他们打开每一个教士、文人的橱柜和箱子，说不定就会冒出点儿什么东西，正好能缓解或刺激我的渴望。”各种手抄本在意大利半岛布满强盗的危险道路上四处流通，有些是花费大力气弄出来的复本，有些是伴有风险的出借本。如果是出借本，那么还得给它们找到送回去的路。出于工作职责和社交需要，彼特拉克自己也经常各处走动。无论到哪里，一旦他看到远处有修道院，就会停下脚步：“天知道那里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呢？”然后他就会走进去，请求查阅他们的藏书。如果发现了有价值的文本，有的时候他会停留数天或数个星期给自己录个复本。
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为了把某本书加入自己的收藏里，你必须用手抄录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即使是彼特拉克也为此感到非常疲惫，他曾在一封信里描述自己如何抄写一篇西塞罗的长文。这个文本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抄写进度很慢，因为他想在抄写的过程中记住它。他的手因此变得僵硬难伸，酸痛难忍。就在他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篇文章。西塞罗在文章里提到了自己抄录某人演讲稿的经历。彼特拉克感到羞愧：“我的脸一下子变红了，就像一个士兵被他敬爱的指挥官训斥了一样难堪。”既然西塞罗能做到，那么彼特拉克也能做到。
不过，对彼特拉克而言，写作的舒适远大于疲惫。他几乎对此上瘾了。“只要不是在写作，我就会经常感到痛苦，并且变得懒散。”彼特拉克如是说。有一次他在书写一部史诗的时候过分努力，被他的朋友看到了。结果，这个朋友就对他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干预”的行动。他像模像样地向彼特拉克索要储藏柜的钥匙，拿到之后就抓起彼特拉克的书籍和写作材料扔了进去。然后，他拧紧锁钥，转身离去。第二天，彼特拉克就患上了头痛，并且从早上延续到夜晚。隔天之后，他又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这位朋友只能把钥匙还给了他。
通常，彼特拉克并不只是机械地进行抄录。他不仅试着把自己阅读过的东西记住，而且还会把自己不断增长的学识应用到新的发现中。他开创了辑佚编辑(sensitive editing)的先河，即运用新出现的手稿构建古代文本的更完整版本。这些文本过去只有一些片段存世，他努力把这些片段按正确的方式拼接在一起。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对李维(Livy)作品进行的编辑。李维是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著作等身，但传世的甚少。(他的作品集至今仍然不完整，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已经比彼特拉克时代多得多了。)彼特拉克发现了一些散佚的部分，它们表现为不同的文本形式。于是，彼特拉克把它们和自己拥有的现存复本合成一卷。这本书后来流传到了下个世纪的一个伟大学者手中，即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我们稍后就会提到他)。瓦拉继续完善它，给它加上了更多的注释。这正是一代代人文主义者薪火相传的热爱——扩充知识，并利用证据把文本变得更加丰富和准确。彼特拉克就是这条道路的开创者。
他研究的这些作家经常能够给此类工作提供激励，甚至是给他自己的写作提供灵感。在他最早期的工作中有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发现：西塞罗的演讲稿《为阿尔奇亚斯辩护》(Pro Archia)。这篇演讲稿发表于公元前62年的罗马，它是为诗人阿尔奇亚斯进行的一次辩护。阿尔奇亚斯是一个移民，由于法律技术上的原因，罗马拒绝授予他这座城市的公民身份。但西塞罗的论证认为，阿尔奇亚斯推动了“人类和文学的研究”，这为罗马社会贡献了欢乐和道德利益。所以，无论是否存在法律技术上的原因，他都应该被授予公民身份。彼特拉克在列日(Liège)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当时他正在和一群朋友做穿越该地区的旅行，于是他的朋友不得不全体停下来等了他几天，好让他弄一份复本带走。对当时那些想要投身于文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文本：它表明，西塞罗赞成这样的生活。
西塞罗的另一项工作对他的启发更大，这也是一项彼特拉克着力模仿的独特规划。在发现列日手稿的十二年后，彼特拉克在维罗纳大教堂的图书馆里又寻觅到三封西塞罗书信的手稿复本，其中包含了西塞罗写给他的终生挚友阿提库斯(Atticus)的书信。彼特拉克被这些书信迷住了：它们展示了西塞罗更加私人化的一面，展示了他作为一位非正式的作家和朋友时是如何反思人类困境和情感的，以及他是如何应对政治事件的。由此，彼特拉克产生了一个关于收集的构想：选择、编排书信，以此来完成一部连贯的文学作品。
彼特拉克也是一个多产的书信作家。他把书信作为一种工具，用它来书写自己感兴趣的几乎所有事物。他通过书信回应朋友的想法和问题，搜寻平生所学给出答案或例证，讨论研究计划，提供私人建议。他发现西塞罗的书信时，刚满不惑之年，正准备做一个中年总结。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和西塞罗一样的事情。他可以找回自己的信件，旧事重提，然后复制、打磨，并把它们按照一个令人满意的顺序编排起来，分发给任何愿意阅读它们的人——这样做会带来更多的通信者和朋友，然后他又可以给他们写更多的书信。
这项工作花费了他四年的时间，但他最终还是着手实施，并制作出了第一部长篇书信集，即《日常集》(Familiares)，又称《日常书信集》(Familiar Letters)。随后他又推出了另一部作品——《往昔集》(Seniles)，又称《往昔岁月书信集》(Letters of Old Age)。它们共同构成了彼特拉克传播范围最广，最明白晓畅、愉悦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感情丰富，充满了温暖、悲伤、忧虑以及愤怒，偶尔还伴有一些装腔作势和不愉快，从而间接地展现了他的整个世界。有些书信讲述了一些很长的故事，比如有一篇描述了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攀登冯杜山(Mont Ventoux)的重要旅行。这座山位于阿维尼翁附近。他随身携带了一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复本，如此他便可以在山顶处引经据典地吟咏。(这封信的收信人曾经向彼特拉克赠送过奥古斯丁的书籍，而彼特拉克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感谢。)总之，这些书信集既是对西塞罗的致敬，也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创造。它们充满了生命感和自发性。
当然，自发性其实更加明显。彼特拉克对这些书信进行了精心的编辑和打磨。时至今日，已经没法确定他是否真的登顶过冯杜山，也许他只是从概念上编造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这些书信是文学产物，其主题也经常是关于文学的。彼特拉克不仅搜求书稿，而且还把其他人发现的信息传递出去。他利用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学来炫耀自己，并且开一些充满智性的玩笑。在给一位热情好客的朋友的致谢信里，他援引了很多文学史上的人物及其细节，这些人都曾经被他们的朋友倒屣相迎。当他讲述自己在孩童时期差点落水的故事时，他又会提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里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传说中的国王梅塔布斯(Metabus)在流放途中携带女儿卡米拉(Camilla)过河。梅塔布斯用了一种不太可能的方法把她带了过去：他把女儿绑在一支长矛上，然后扔过河面。
有些书信是写给他欣赏的古典作家的，就仿佛他们也是其朋友圈子的一部分。在需要用签名结束行文的地方，他通常会写上“来自生命之地”(From the land of the living)这样的字句。当我们今天再去阅读他的书信时，处在生命之地一方的已经(暂时)变成了我们，而彼特拉克反倒是站在另一边与我们对话。事实上，他的书信中确实有一封是写给我们的，即其最后一个书信集里的最后一封信“致未来的人”(To posterity)。(他有些害羞地写道：“也许你们会听到一些关于我的事情，不过这也不好说。”)
对彼特拉克来说，书籍是具有社交属性的：“它们跟我们交谈，给予我们建议，并且以某种活生生的和具有穿透性的亲密感加入我们之中。”对那些事死如事生的人来说，古人可以成为很好的伙伴。他写道，这是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在冰冷的空气中看到他们的呼吸。伟大的作家一直是彼特拉克家中的座上宾，他还会跟他们开些玩笑。有一次，他被自己留在地板上的一卷西塞罗的书绊倒，弄伤了脚后跟。于是，他质问道：“怎么回事，我的朋友西塞罗？你为什么打我？”也许是因为被放在地板上，所以他生气了吧!在另一封写给西塞罗的书信里，彼特拉克竟然批评了他人生中的一些抉择：“为什么你要卷入这么多争吵和明显没有意义的恩怨之中……我为你的缺点深深地感到羞耻和忧虑。”这种书信不是粉丝去信，而是与另一个深陷生活困境的、容易犯错的人进行深刻的思想交流。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犯过一些常见的错误。不过，对彼特拉克来说，他们仍然来自一个远比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加智慧也更有文化的时代。
伴随着彼特拉克的俏皮话和亲昵，一股忧伤之情贯穿了这些写往过去的书信。斯人已逝，他们的时代也随之逝去。这种高贵的时代和高贵的人还会再次出现吗？彼特拉克和他的小圈子渴望知道答案——而且，他们还想出一把力，使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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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通过书信讨论书籍。在所有这些人中，乔万尼·薄伽丘无疑是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他的文学生涯也源于早年的叛逆。薄伽丘出生于1313年，比彼特拉克晚九年。不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彼特拉克的流亡生涯：他在佛罗伦萨定居，切塔尔多(Certaldo)附近有他的家族驻地，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两个地方安居乐业。但是，他走过的道路也并不容易。我们对他的生母一无所知，她可能很早就去世了。在薄伽丘的成长过程中，她没有任何存在感，薄伽丘跟随其继母长大。人们一般认为他父亲的名字是波卡西诺·迪·切利诺[Boccaccino di Chellino，他的名字(Boccaccino)非常令人困惑，意为“小薄伽丘”]，他是一个商人，热切地想让儿子加入自己的行当。于是，他把薄伽丘送到一个商人那里去学习了六年算数，然而没见成效。他又考虑让薄伽丘接受进入教会的训练——按薄伽丘后来的说法，这是一条“致富捷径”——但他显然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和才能。
乔万尼·薄伽丘
薄伽丘真正的长处在于写作，特别是诗歌。六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学习写诗。跟彼特拉克一样，薄伽丘也经历了生存方式上的转变。他拒绝了父亲对他的期许，然后投身到了文学和人学之中。而且，跟彼特拉克一样，他最终对此给过解释，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转向人文学科，甚至创造了属于个人的传奇。
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威尼斯，1504年。故事情节来自第九天的第二个故事
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又是不同的。薄伽丘跟彼特拉克一样充满焦虑和复杂性，然而他们仍然不是一类人。一方面，薄伽丘经常表现出很强的防备心，而且十分易怒，他好像总是能在跟他人的关联中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在赞扬他人这件事上表现得比彼特拉克更加慷慨。无论是老作家还是新作家，薄伽丘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对他们的欣赏。对于彼特拉克，薄伽丘有很多精彩的言语要说，就像他对待(死后的)但丁一样——但丁是在1321年去世的。事实上，薄伽丘是第一位真正的但丁学者。他做了一系列关于但丁的讲座，并且写过关于但丁的介绍和一部传记。[14]他称呼彼特拉克为“尊敬的老师、父亲和大师”，并且称赞他是如此优秀，所以理应把他看成一个古代人而非现代人。彼特拉克一定很喜欢这个说法。薄伽丘继续指出，彼特拉克的名字响彻了欧洲大地，甚至包括“英格兰这个世界上最偏远的小角落”。
然而，当薄伽丘开始评价自己的工作时，他又发出抱怨，认为自己更应该算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如果自己在早期能够获得更多的鼓励，本可以获得更大的名气。其实很难理解薄伽丘为什么这么抱怨，因为他的作品不仅体裁众多，而且都得到了很高的赞誉，包括小说、诗歌、文学对话、神话故事集，以及各类学术著作。
在他的作品中，当数《十日谈》最为当代人所熟知。这本书包含了一百个用托斯卡纳方言讲述的故事。小说里有十个讲述者，在十天时间里他们每个人讲了十个故事——这让薄伽丘有机会展示自己对多种风格和创造力的驾驭。有些关于爱和德行的劝善故事十分高尚，同时伴有对人类心理的老辣洞见。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很多淫乱肉欲的故事及滑稽的结局。恶作剧者战胜了倒霉的傻瓜，狡猾的妻子用巧妙的方法给丈夫戴绿帽子。有些故事则嘲讽了神职人员的懒惰和腐败。其中一个故事讲道，有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在大半夜接到消息，说她手下的修女正在跟情人上床。于是她动身前去调查——不过，意外发生了：她没有用自己的面纱遮头，而是错把一个神父的马裤当成了面纱。当时，这个神父正好就在她的床上。在此类反对教权的戏谑中，有的故事对基督教权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从而带有一定风险。有个故事说，一位大贵族依次传唤了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给他们每人一枚戒指，就好像选定了对方当自己的继承人。事实上，他只是又做了两枚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戒指，所以没人可以分辨出三个戒指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寓言，它影射了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关于真理的争讼。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才是真的。然而，这件事实际上是没法判定的。
薄伽丘还有另一部同样流传广泛而富有开拓性的作品，即《异教神谱》(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这是一部古典神话汇编作品，内容全面、学术性强，但有一点儿混乱。它是通过和博学之人进行交谈以及查阅图书汇纂而成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神话学或历史学获得严格的方法论之前。这本书表现了薄伽丘对一切古老事物的热爱。不过，他也在结尾部分表达了对现代文学的思考，并讲述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历程。
在写这本书以及其他不同体裁著作的同时，薄伽丘也一直在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中担任职务。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城市财务管理者、税务官、外交大使，还在市民委员会以及监督公共工程的部门中任职过。跟彼特拉克比起来，薄伽丘更深地融入了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彼特拉克是另一种人，他可以四海为家——或者也可以说四海无家。
正是在履行某项行政性事务的时候，薄伽丘终于见到了自己神交已久的彼特拉克。薄伽丘当时正热衷于佛罗伦萨的一项活动，劝导老一辈被驱逐家庭的后代们重返佛罗伦萨，并再次成为骄傲的佛罗伦萨人。当彼特拉克在1350年路过该地区时，薄伽丘抓住机会邀请他来到佛罗伦萨，把他安置在自己家中。毫无疑问，他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展现其魅力和慷慨。在他的运作下，佛罗伦萨为彼特拉克提供了一个大学教席——这份荣誉十分可观。不过，薄伽丘的努力失败了。彼特拉克没有迁居到佛罗伦萨，而是继续在各地之间游荡，包括米兰、帕多瓦和威尼斯等。经历了这番折腾后，薄伽丘很失望。不过，这俩人还是克服了艰难的破冰之旅，成了长久的朋友。薄伽丘会不时拜访彼特拉克散落在各地的家。他们维持关系的常用手段还是写信——书信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关于书籍的，不过也伴随着感情表达，以及一定程度上对对方的戏谑与责备。
虽然两人年纪相仿，但薄伽丘却把彼特拉克看作父亲。彼特拉克也欣然接受，把薄伽丘视如己出。彼特拉克的亲生儿子也叫乔万尼，不过薄伽丘显然更讨他的欢心。理论上来说，彼特拉克作为一名教会人士是不能结婚的。但是，他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父亲。彼特拉克晚年的时候一直是由他的女儿弗朗切斯卡(Francesca)及其家庭照顾的。不过，乔万尼似乎并未赢得父亲的喜爱。十八岁的时候，他曾在父亲家里混吃混喝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显然是痛苦的，因为他和父亲有着相似的“漠然”，但他没有遗传后者喜欢去书中寻求慰藉的心性。彼特拉克发现这个儿子很令人恼火，最终用一纸严厉可怕的书信勒令他离开。
另一方面，乔万尼·薄伽丘对所有正确的事物表现出了无尽的兴趣：对语言的激情和从写作中获得的乐趣，以及为发现、复兴古代文学做出贡献——正是这些元素造就了(非常早期的)现代世界人文学科的学者。薄伽丘像彼特拉克一样，热爱各种书稿，喜欢突袭修道院的藏书。他也有过很重大的发现，比如在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的本笃会大修道院找到的西塞罗的其他作品。[15]对于枯燥的抄写工作，薄伽丘也毫无畏惧。
不过，薄伽丘曾经在一个怪异的时期差点抛弃掉所有这些兴趣。[16]锡耶纳的彼得罗·佩特罗尼(Pietro Petroni of Siena)是一名修士，他在1362年警告过薄伽丘，说他如果不清理掉其书库里所有的非基督教书籍，并且停止撰写这类书籍，那么他很快就会死掉。彼得罗在幻象中获知了这个消息。薄伽丘惶惑不定，便向彼特拉克寻求建议。后者则告诉他不要恐慌。他还附加了一句，如果薄伽丘真的想清理自己的书柜，他可能会寄一张书单过去：彼特拉克很乐意收留它们。
彼特拉克无私地给予了薄伽丘一些很好的忠告，告诉他为什么不要这么做。他写道，如果一个人热爱并擅长文学，却又抛弃文学，这在道德上如何立足？要知道，通往德行的道路绝不包括无知。虽然彼特拉克非常虔诚，但他不赞同基督徒只应生活在脱离尘世的冥想之中，也不赞同他们只阅读圣文或者什么都不读。他站在知识和学习的一边，支持丰富的词藻和想法。幸运的是(从扩充彼特拉克藏书的视角来看或许是不幸的)，薄伽丘很快就回心转意，保住了自己的藏书。他在自己的《异教神谱》中毫不犹豫地说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把研究古代世界的神或者故事看成一件“不合适”的事情。毕竟，基督教现在已经打败了这些古老的神灵，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彼特拉克也写到过，非基督教的教导——只要它们不和《圣经》产生实际冲突——为“心灵的愉悦和生命的培育”增加了“可观的助益”。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文学的热情非常强烈，他们甚至也会珍惜那些自己无法阅读的文本。[17]他们的拉丁文很好，但跟大多数同时代的西欧人一样，他们只懂很少的古希腊语，甚或完全不会。有一些中世纪学者曾经学习过古希腊语，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经历。当修道院的抄写员在拉丁文文本里遇到希腊语词汇时，他们一般会标注Graecum est, non legitur——意即“此为希腊语，无法阅读”。在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这部剧作中，卡斯卡(Casca)曾经说他听到西塞罗用希腊语说了几句话，但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通过这部剧本，Graecum est, non legitur这个短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为人所熟知的“我完全不懂”(It’s all Greek to me)。在14世纪，如果想找到会说希腊语的人，必须去君士坦丁堡或者是今日的希腊所在地。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因为那里有一个希腊语母语者社群。但在其他地方，人们无法解读古希腊语的哲学、科学、宇宙学和文学文献。
对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来说，荷马就是这些触不可及的作家中的一位。当时，他的作品既没有拉丁文译本，也缺乏本土的翻译。但是，彼特拉克仍然为拥有一部《伊利亚特》的复本而感到骄傲。这本书是一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朋友送给他的。在答谢他的信件中，彼特拉克说他非常希望这位朋友能亲自来意大利教他这门语言。[18]彼特拉克又写道，如若不然，荷马就只能对他保持沉默——又或者说，“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聋子。但是，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让我感到欣喜。我一边拥抱着他，一边叹息：‘啊!伟大的人!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你说话!’”(这好像在说“感谢你无用的存在”，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认定彼特拉克确实有意解锁希腊文学。)
薄伽丘也有希腊语的书籍，而且他还想到了解决语言问题的办法。在为彼特拉克求职未果之后，他再次游说佛罗伦萨当局，成功劝说他们在1360年设立了西欧第一个希腊语教授职位。他还招募了一名来自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希腊语母语者来担任该职位，此人即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因为莱昂提乌斯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很不可靠，而且从外表来看有点野蛮，长着长长的胡子，配一张丑陋的脸——正如薄伽丘所说：“他永远沉浸在思索之中，行止粗野。”彼特拉克已经和他见过面，但不是很喜欢他。薄伽丘则有理由表现得更加宽容：莱昂提乌斯是一个讲述希腊神话和历史故事的高手。因此，他是薄伽丘《异教神谱》一书的重要素材来源。 薄伽丘让莱昂提乌斯跟自己一起生活在位于佛罗伦萨的家里，并委托他逐字逐句地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译为拉丁文。[19]然后，薄伽丘准备再对其进行打磨，以提高可读性。彼特拉克在远方关注着这项工作，并祈求薄伽丘尽快把新翻译的内容邮寄给他，越快越好，以供他抄录下来，再把原版寄回去——这种信件来去匆匆，常常让人担心。
所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丢失过书稿。不过，这个项目耗时很久，而且莱昂提乌斯变得越来越任性。直至1363年，他已经在薄伽丘家里住了差不多三年。他宣布自己已经厌倦了佛罗伦萨，并准备搬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此时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薄伽丘为他送行，顺着去路一直把他送到了位于威尼斯的彼特拉克家中，然后将他留在那里。显然，彼特拉克希望莱昂提乌斯能因为场景转换而完全平静下来，重返工作。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最终，在对意大利的诸多抱怨和不敬之词中，莱昂提乌斯扬帆远航了。彼特拉克给了他一部泰伦斯喜剧的抄本作为离别礼物，他曾注意到莱昂提乌斯很喜欢阅读这些书。不过，彼特拉克对此心生疑窦：“那个阴沉的希腊人和这个快乐的非洲人是怎么产生共鸣的。”(对于别人的怪癖，彼特拉克经常显得不耐烦，这和泰伦斯的名句并不是很合拍：“人类之事没有什么与我漠不相关。”)
莱昂提乌斯一到君士坦丁堡就改了主意，渴望重返意大利。他给彼特拉克写了一封信——据收信人说，这封信“比他的胡子和头发还凌乱冗长”——他请求彼特拉克给予资助，帮他重返意大利。至此，彼特拉克已经比薄伽丘更深入地卷入了莱昂提乌斯的生活。不过，他像一位严父一样向薄伽丘提出建议：“既然他傲慢地移民到了那里，就让他在那里悲伤地生活吧。”
彼特拉克承认，他实际上害怕莱昂提乌斯不靠谱。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人们也应该明白为什么莱昂提乌斯会如此地烦恼和委屈：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看成一个局外人。而且这两个托斯卡纳人一直在不停地谈论他的发型，言语之中仿佛把他看成一个野蛮人(barbarian)，这无疑激怒了莱昂提乌斯。而他却偏偏掌握着此二人渴望学会的古老文学语言，更不要说正是这种语言首次创造了barbarian一词。
当莱昂提乌斯承诺会给彼特拉克带去更多的希腊语手稿时，后者仍然拒绝了。这十分令人惊讶，因为这个提议按理对彼特拉克来说应该是正中下怀。最终，莱昂提乌斯自己设法搞定了这趟旅程，于1366年登上了返航的船。但对他来说，这趟旅行的结局非常糟糕。这条船穿越了亚得里亚海，在几乎快到达目的地时遭遇了风暴。当船只在海上翻滚跳跃时，莱昂提乌斯抓住了桅杆，而船上的其他人则似乎在下面找到了更安全的避难所。一道闪电击中了桅杆，杀死了他——他也是唯一的死难者。
彼特拉克似乎略带懊悔。他在给薄伽丘的信里写道：“无论如何，这个不开心的人爱着我们。我相信，他到死都没看见过一个晴天。”彼特拉克想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问道：也许莱昂提乌斯带了一些希腊语的书籍给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水手是否碰巧抢救了这些书？
彼特拉克有人性上的缺点，薄伽丘也脾气暴躁，不易相处。然而，他们有很多关于收集、翻译、编辑书籍和写作书信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里看出来，他们确实把自己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以及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复兴古老的“人学”。他们希望看到它从历史的深处重生，并在未来重获异彩。
然而，通往未来的这条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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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347年，即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第一次会面的数年之前。此时，一场疾病无声无息地开始了，它席卷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也出现在了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不久之后，它传播到了欧洲更多的地区。这种疾病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即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这种细菌通过跳蚤和其他载体传播，但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欧洲在过去也暴发过疫情，不过时间太过久远，所以已经没有人能辨认出这些症状了。
有一位居住在皮亚琴察的律师，名叫加布里埃尔·德·穆西(Gabriele de Mussi)，他曾经描述过这种疾病的症状。首先，病人会感到“寒冷僵直”和一种刺痛感，就好像“被箭尖刺伤”。然后，变色的横痃和疖子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里(因为这些部位的皮下淋巴结变得肿大)，病人开始发烧。有些人会吐血，有些人则会失去意识。少部分人会康复，大部分病人会死亡。由于出现腹股沟淋巴结，所以人们把这种病称为腹股沟淋巴结鼠疫(bubonic plague)，或者也叫它“黑死病”。
在传播之初，它令人们措手不及。但很快，更令人恐慌的是，人们听到疫情不断地从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逐渐朝自己逼近。他们试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来阻止它。其中一个策略就是避免接触他人，尽可能独处，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它可以通过病人进行某种传播。不过，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在痛苦中哀求你的人也许是你的丈夫或孩子(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曾经写到过)：“到这儿来，我渴了，给我倒一杯水。我还活着，别害怕，也许我不会死。请抱紧我，拥抱我瘦弱的身体。你应该把我抱在怀里。”
人们努力保持冷静乐观，因为他们相信恐惧会把自己变得更加脆弱——面对这一道道心障，人们需要想办法走出来!同时，人们也经常想到上帝，他似乎正处在一种想要惩罚人类的情绪里，所以人类需要为此而忏悔。于是，人们组织了游行，参与者一边游行一边鞭笞自己。这些游行有的时候会演变成大屠杀，因为人们怀疑是犹太人引发了这场疾病。有的理论认为，这种疾病是地面附近的糟糕空气上升引起的。也有理论认为，它是油腻难以消化的食物在体内堆积所造成的“冗余”引发的。有些医生会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淋巴结，放走败坏的体液。居伊·德·乔利阿克(Guy de Chauliac)就是这种疗法的支持者之一。他是当时身处阿维尼翁的教宗克莱蒙六世(Clement Ⅵ)的医生。幸运的是，由于克莱蒙本人从未感染这种病，所以他并未接受这种疗法。不过，当其他人逃离这座城市的时候，他却勇敢地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他还曾经试图阻止反犹暴动，并将忏悔游行引入正轨。当公墓和野地里的集体墓穴填满之后，他为罗讷河(Rhône)祝圣，好让那些被扔进河里的人可以进入天堂。
佛罗伦萨的情况甚至比这更加极端。据推测，当第一轮疫情结束的时候，十万佛罗伦萨人中已有三分之二死去。对于当时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描绘来自薄伽丘，不过，他自己当时可能并不在那里，然而他却认识留在那里的人。在其《十日谈》的序言里，他曾对此有过简短而恐怖的描述。小说设置了相同的场景，故事里的十个讲述者都是富有的年轻贵族，他们逃离城市是为了在舒服的乡间居所等待危险过去。薄伽丘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在逃离什么——他为此向读者道歉，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仍留在脑海里的不久前的恐惧，而人们可能更愿意忘记它们。
佛罗伦萨的瘟疫，1348年，描绘薄伽丘《十日谈》中一段插曲的插图
薄伽丘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在当时已经变得四分五裂。人们变得十分怕事，不敢帮助他们的亲戚。即使身为父母，也不愿意碰触自己的孩子。由于缺少仆人，贵族妇女放弃了平日的礼节，同意男性人员来服侍自己，这种不讲究是前所未闻的。房屋里，街道上，全都堆积着尸体；葬礼变得越来越简单，直到完全消失。人们把尸体放到板车上运走，把它们掩埋在深达数层的沟穴里。
在正常时期，城市会在半夜关闭城门，以防外敌。但是，很多人现在都需要像薄伽丘描写的那十个年轻人一样，穿越城门，去乡下避难。不过，大多数人和这几个年轻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的远非田园牧歌。疫情经常先他们而至，乡下百姓也放弃他们的田地和家畜，让鸡狗自己想办法觅食。种子和农具被扔到一边，虽然这些东西对未来的农业生产十分重要，但现在已经没人会期待再回来使用它们了。
薄伽丘所描写的这一切都严重违背关于人类尊严和美德的古代理想。原本，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井然有序的生活，经营肥沃的农田和高产的手工业，充满信心地想着可以为子孙留下什么遗产。而在疫情面前，人类的艺术和技术发明看上去变得完全无用。医学，这种可以用来改善人类境况的超级武器，此时也几乎完全帮不上忙。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文明技艺同样无法解决瘟疫。正如薄伽丘所写：“所有的智慧和聪明才智都是徒劳无功。”这场疾病不仅挑战了基督教关于上帝秩序的看法，也挑战了一个关于社会的古典愿景：有才华的能人可以从他们掌握的科学和技艺里受益。
远在薄伽丘之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也是由流行病(可能是伤寒或斑疹伤寒，不过也有其他说法)引发的道德崩塌。这场流行病在公元前430年袭击了雅典，此时它和斯巴达之间那场长期战争正值中半。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时间点，不过，疫情这种事情也谈不上有什么好时机。修昔底德曾经感染过这种疾病，但他得以幸存。据他描写，当时已经没人相信未来了，雅典社会走向了解体。人们挥金如土，及时行乐，罔顾法律，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活不到被起诉的那一天。“当人们看到好人和坏人不加区别地死去时，拜神与否已经不重要了。”薄伽丘的故事也是相似的：面对灾难，人们抛弃了文明习惯。因为，他们相信文明时代已经结束了。
真实的情形可能更加复杂。像全面战争这种大规模的破坏当然可以造就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当它真的来临时，人们却会尽最大的努力阻止它，或者是减少损失。因此，在危难之中，个体有时仍然会坚守岗位，行英雄之举，以求团结一致。薄伽丘可能认同这一点，因为他的父亲显然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坚持留在佛罗伦萨工作，以尽量减轻人们的痛苦。作为这座城市主管贸易的长官，薄伽丘甘冒巨大的风险留了下来，做着分发食品的工作。他可能也感染了黑死病，不久后他就死于未知原因。在其他地方，人们努力研发新疗法(当然都没有成功)，或者尽力阻止疾病扩散，又或者继续从事处理尸体的必要工作，并尽可能高效。[20]当一切都结束时，人们又努力开启新生活。
因此，这个故事在道德层面是复杂的，难以转换成一个简单的寓言——就像一切涉及人类文化和行为的事情一样。正如19世纪的小说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对1630年米兰疫情所做的观察：“在任何公共灾难中，以及任何可能不利于事物正常秩序的长期混乱中，我们总是能发现人类德性的成长和提高；然而，不幸的是，它总是伴随着人类的邪恶而增长。”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人们总是可以在恐慌和自私中找到英勇事迹——当然还有很多介于这两个极端间的其他表现。
曼佐尼这一言论是有感于1630年的疫情，这一事实表明该疾病经历了多长时间才慢慢从欧洲消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均经历了进一步的疫情暴发。第一轮疫情发生在14世纪40年代的晚期——这也是最糟糕的一轮暴发——它最终走向了结束，但是在该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以及更遥远的未来，还有更多轮疫情等待着人们。在我们称之为欧洲“文艺复兴”的这一整个时代里，人们不断复兴着古典智慧和知识，辉煌的艺术成就井喷式增长，更好的医学和更高效的探究模式都获得了发展——同时，这一切的发生也都伴随着人们间歇性地死于一种无人能理解的疾病。这一疾病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暴发是在1720年的马赛，然后它继续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痛苦和死亡，尤其是19世纪中期的中国和印度。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加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它仍能致人死亡。
当第一波疫情落幕的时候，它已经至少摧毁了三分之一的西欧人口(在个别地方情况更加严重，比如佛罗伦萨)，改变了大陆上的人口分布状况。它遗留下抑郁、悲伤和焦虑等种种创伤后的反应，这一切都呈现在薄伽丘和彼特拉克强有力的语言表达中，其中尤以彼特拉克为甚。
当疫情开始的时候，彼特拉克正在帕尔马工作。疫情期间，他一直停留在那里。他没有感染疫病，但他的朋友们中招了。他失去了当时的资助人，也是他的好朋友，红衣主教乔万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不仅如此，他还(在很久以后)听说他的“劳拉”也死在了阿维尼翁。当消息传到他那里时，彼特拉克拿出了那卷维吉尔的手稿。他曾经在上面记录下他们的初见，现在他又在上面写下了更多的词句，记录她的逝去。她死于1348年4月6日——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相遇正好二十一年。他还会继续写情诗，但它们变得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哀伤。他也为自己写了一首绝望的拉丁文诗歌，题为“致自己”(To himself)。在诗中，他哀叹了无处不在的死亡、损失和众多的坟墓。
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路德维希·范·肯彭(Ludwig van Kempen)写了一封信，彼特拉克总是把他称为“我的苏格拉底”。他在信中问道：“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从哪儿开始？我应该转向何方？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皆是悲伤，每个地方都充满了恐怖。”他追问，我们的密友去哪儿了？“是什么雷电摧毁了这一切？是什么地震掩埋了他们？是什么风暴击垮了他们？是什么深渊吸走了他们？”人性自身也几乎被毁灭了——为什么？是为了教会我们谦卑吗？也许我们应该学会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是一种非常脆弱但又非常骄傲的动物，他们太安于依赖这种脆弱的根基了。”又或者，我们应该转而希冀另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随着这种疾病的反复暴发，越来越多的死亡也随之而来。1361年，这种疾病杀死了彼特拉克的儿子乔万尼，此时的乔万尼已经在争吵后跟自己的父亲和解了。当他死去的时候，还只有二十三岁。
这一轮疫情也带走了彼特拉克的“苏格拉底”。他用信件把这个死讯告诉了另一个挚爱的笔友——弗朗切斯科·内利(Francesco Nelli)，但很快，内利也死去了。安吉罗·迪·彼得罗·迪·斯特凡诺·戴·托塞蒂(Angelo di Pietro di Stefano dei Tosetti)，这位和他有着三十四年友谊的朋友也离开了他。当一位信使把他写给安吉罗的信原样带回来时，彼特拉克得知了这个消息。信使把信默默地交到他手里，甚至都没有开封。彼特拉克给薄伽丘去信告知这两条死讯，他在信里说自己此时已经麻木了，以至感觉不到悲伤。他邀请薄伽丘来他的新居住一段时间，此地靠近威尼斯港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薄伽丘没有立刻回复他，彼特拉克感到一股“巨大的恐惧”。幸运的是，薄伽丘一切安好，不过，寒冷彻骨的恐惧感在那段时间都没法远离任何友谊。
一直以来，彼特拉克都依靠文学度过这些危机。1349年，在经历了第一轮疫情以后，他开始启动书信收集这项被延迟了的工作。他还重启了一项不久前开始的私人写作，即《秘密》(Secretum)，或称《秘密书》(Secret Book)。[21]这部作品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对话人是彼特拉克自己(“弗朗切斯科”)和希波的奥古斯丁，后者扮演了一个智慧的老年导师形象。弗朗切斯科向他承认，他“对人类的境况感到痛恨和不满，这对我是如此地沉重，以致只能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去”。奥古斯丁则建议他去阅读一些经典的慰藉作品，比如塞涅卡和西塞罗的书籍。奥古斯丁告诉他，阅读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做笔记，这样才能牢记他们的建议。
无论在基督教传统还是在古典传统中，这种慰藉作品都很流行。而且，这也是彼特拉克热衷阅读和模仿的一种文体。通常来说，这种慰藉作品采取书信的形式。它可以是寄给某位朋友的，也可以是寄给资助人的。收信方也许经历了丧亲之痛，又或者是遭遇了疾病或者其他灾难。人们可能出于他人的利益而传播这些作品。作品中充满了符合道德的激励思想，并且言辞优雅，因为优美的语言本身就可以振奋精神。
这就是为什么在给予慰藉的过程中，甚至当他自己陷入痛苦的时候，彼特拉克仍然会注意文学技巧的使用。他在给自己的“苏格拉底”写信通报逝去之物时，用了一声意义含糊的呼喊作为开头：“啊，兄弟!兄弟!兄弟!”但他很快就停下来补充道，他知道这不是一种正统的书信开篇。但是，它也不是那么地非正统：因为西塞罗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看到彼特拉克把发自内心的呼喊和对西塞罗文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他可能会感到非常迷惑：如果彼特拉克还在乎这些小事，那么他的真诚能有几分？他怎么关心措辞之间的平衡是否巧妙——又是雷电，又是地震、风暴和深渊？
不过，彼特拉克和同时代的人从来不会觉得在精确优雅的写作中模仿这些伟大的拉丁语演说家和作家会对他们要表达的东西造成任何不良影响。他们相信，拉丁文的雄辩带来了众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他人振作起来，并且在道德上变得更加坚强。
西塞罗为此提供了一个无人能及的榜样：他完善了这门技艺。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写作中，他都用有说服力的、情感上难以抗拒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他使用了一些特殊类型的句法结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独特的“掉尾句”，它让句子在一个悠长的循环里持续不断，以此延迟点睛之笔的出现，然后把最重要的词放在最后，突然戛然而止。拉丁语在这一点上可以做得比英语好，因为它允许出现不同类型的词语顺序。不过，英语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这样一个短句，它出自18世纪的作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之手。这个句子讲述了吉本是如何撰写六卷本罗马史的：“既没有独创性的学问，也没有形成思考的习惯，还没有娴熟的写作技巧，我却决定——写一本书。”
还有一个更长的例子，它具有令人震撼的情感力量。这个例子来自马丁·路德·金，他在1963年的《一封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里写道，他被告知要永远“等待”平等和社会的变革：
但是，当你看到邪恶的暴徒用私刑任意处死你的父母，一时心血来潮就淹死你的兄弟姐妹；当你看到满心仇恨的警察咒骂、踢打，甚至杀害你的黑人同胞；当你看到两千万黑人兄弟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里，但他们大多数却被困于贫困的牢笼之中；当你六岁大的女儿问你，为什么她不能去电视广告上刚播放的公共游乐园，你突然发觉自己口舌打结，只能用结巴的口吻跟她解释欢乐谷(Funtown)对有色人种儿童不开放，于是你看到她眼中充满泪水，一股由于卑微感而产生的不祥乌云开始在她小小的心灵天空中形成，她的人格开始扭曲，对白人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怨恨；当你五岁大的儿子问道：“爸爸，为什么白人对有色人种这么刻薄？”，而你不得不编造一个答案来应付他时……
这个句子就这么继续写下去，让我们等待着它最后的从句，最后图穷匕见：
然后，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再难等待。
这种结构也印证了其意义：这就是一位大师级作家和演说家手中的西塞罗式技巧——并且，它被用于人类最重要的论证之一。
人类维度一直非常重要。如果修辞技巧不能跟德行或道德目的相配合，那么它就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一切都必须为善服务。西塞罗就区分了有德行的雄辩和制造混乱的煽动。[22]另一位名叫昆体良(Quintilian)的修辞学家曾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手册。[23]他在里面强调，使用这些强大技巧的演讲者必须得是将其用于哲学推理的善良之人。毕竟，语言是“把我们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技能”。如果它只是用于“为犯罪助一臂之力”，那么大自然很可能不会把这种技能赋予人类。昆体良还认为，意图邪恶的人会被焦虑所折磨，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集中精力实现文学上的卓越。“这就仿佛你要在荆棘丛生的土地上寻找水果一样。”
因此，善于使用语言并不只是意味着增加修饰性表达，而是意味着影响其他人的情感和认知。这是一项道德活动，因为成人(humanitas)——即以最充分的方式成为人类——的核心在于有能力进行良好的交流。
没有什么比慰藉书信更能体现这个理念了，这是一种最具人性色彩的文学类型。当写信人和收信人有相似的经历时，他们就以一种乌班图的方式(ubuntu-style)结合在了一起。这时候，人性就凸显出来了。彼特拉克书信里最感人同时也是最典型性的例子是1368年他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件，当时对方刚经历丧子之痛。他从古典文学里摘取了很多关于悲伤和损失的例子，但他也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孙子刚刚离开人世，抛下了悲痛欲绝的他(“对那个小家伙的爱充满了我的心田，以至我不确定自己在过去是否还为另一个人付出过如此多的爱”)。他寄给薄伽丘的吊唁信也是一样的：“请你相信，我们总是环绕在你的左右。”这封信里最博学、最私人的部分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你并不孤独”。
其他文学类型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慰藉。贯穿14世纪50年代，这个十年被夹在两轮最严重的疫情之间，彼特拉克在这期间完成了一本名为《面对福祸命运的良方》(Remedies for Fortune Fair and Foul)的书。这本书是为他的一位朋友写的，这位朋友也是他之前的一位资助人，即阿佐·达·柯列乔(Azzo da Correggio)。此人曾是帕尔马一位很有权势的贵族，但当时却正处在和这场疫情无关的三重不幸之中：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敌人给监禁了；他本人走上了流亡之路；而且，他还遭受着瘫痪恶疾的折磨，无论是走路还是骑马都要依靠仆人的帮助。所以，他需要一切可以让他平静下来且积极向上的想法。
彼特拉克的这本书采取了一种两相对照的交谈方式。其中，理性被拟人化，依次回应悲伤和欢乐的拟人形象。理性的任务是用快乐的思想鼓舞悲伤，并提醒欢乐不要得意忘形。
欢乐：所有人都欣赏我的身体外貌。
理性：不过，时光易逝，你美丽的容光会改变，金发会掉落……烂朽会消磨掉你牙齿上的象牙光泽……
一些庆祝的理由跟其他理由相比更加脆弱：
欢乐：我有几头大象。
理性：我能问一下目的为何吗？
(没有记载回答)
在这本书的另一半里，悲伤发言了：
悲伤：我被流放了。
理性：开心地上路吧，这将是一场旅行，而不是流放。
悲伤：我害怕瘟疫。
理性：为什么一听到瘟疫的名字就害怕呢？有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死去，这不也是一种慰藉吗？
并非所有痛苦的根源都是明确的，内在的痛苦更难于把握：尽管有理性掌舵，我们还是会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迷失方向。不过，虽然我们遭遇了深切的痛苦，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也给予了我们同等的快乐。理性提醒悲伤，上帝赐予了我们许多礼物：从美丽的自然世界(潺潺的溪水和叽叽喳喳的鸣禽)一直到我们自身的卓越成就。由于具备发明和制作事物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修复自身。我们可以制作“木腿、铁手和蜡质的鼻子”，以及眼镜这种相对较新的发明。由于人性的存在，因而我们自身是美好的。除了眼睛能展示我们的灵魂，我们还有“一个因为心灵的秘密而闪耀的额头”。正如后来的马内蒂一样，彼特拉克在这里也歌颂了“人类的卓越”。事实上，有个朋友在那段时间给他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写点儿什么来回应英诺森三世的文章《论人类的痛苦》。他回答道，自己正在从事这项工作——指的就是写作《面对福祸命运的良方》这本书里积极向上的那一部分。不过，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平衡的，因此并没有表现得过于积极。它权衡了对立双方，以此提醒我们人类的故事既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坏的。相反，我们可以利用一方来缓和另一方。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最佳技能，即理性和智慧。彼特拉克笔下的理性形象说，在生命的历程中依赖好运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运气总是会让我们失望。一个更好的计划是转向学习、思考和友谊带来的慰藉——所有这些都是互相促进的。理性还援引了古代哲学家特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言论：“学者在所有人中是独一份的，即使在国外，他也不会变成局外人；即使丧失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他仍然能找到朋友；他是一个世界公民，用无畏的态度鄙视着命运的不公。”
戴眼镜的圣保罗。图中的花体字母来自14世纪手抄本《圣经历史》(Bible historiale)中的《罗马书》
彼特拉克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成对莫测命运的反抗(或者说防御)。[24]从动荡不安的童年开始，他就已经很熟悉命运的变化莫测了。他依靠写作对抗遗失。通过发现书稿和收集书信，以及写慰藉文学和其他作品，他建立起了对抗事物毁灭的防线——既抵抗朋友的逝去，也抵抗书籍的流失。
薄伽丘也感受到了那片失落的废土。在《异教神谱》的序言中，他回顾了过去的数个世纪，把它们看成是由破坏和不幸构成的大杂烩。他告诉读者们，想想看，古代的典籍能够幸存到现在的何其之少，而它们的敌人何其之多：火，血，以及时光的磨损。他特意提及了另一个因素：早期基督徒的故意销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清除所有在他们之前存在的宗教的痕迹。
他和彼特拉克决定竭尽所能寻回这段历史，并对其进行重构与重思，用它来强化自身和他们的朋友，以对抗悲伤——当然也要把它传给未来的后代，以期他们可以借此实现重生。回到1341年，当时彼特拉克刚把自己的诗歌《阿非利加》提交上去，作为评审桂冠诗人流程的一部分。仿佛是面对一个将要走向未来的儿童一样，他对自己的作品说：
我生活在变化莫测的风暴中，这是我的命运。但是，假若如我所愿，你可以在我之后长久地生存下去，那么你或许可以碰到一个更好的时代。遗忘如同睡梦一样，不可能永远沉睡。当黑暗消散之时，我们的子孙会重现往昔的荣光。[25]
关于黑暗和荣光的此类说法会继续贯穿于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它形成了一种想象欧洲历史的新方式。无论是在他身后还是在他周围，彼特拉克都感到黑暗像吞噬一切的虚空，书籍和人性都沉沦其中。在很久以前，他相信古人用他们的雄辩和智慧照耀了他们的世界。在将要到来的某些历史新阶段，未来的人可能再次照亮他们的世界。希望通过保存重新发现和复制的旧藏，通过在旧形式上创造新变种，以及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对所有这一切进行保存，从而弥补其间的隔阂，以便再次点燃人类的明灯。
[1] 前文出现过，指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