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宋仁宗的仁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在位四十二年，执政宽简、为人温良，他把一个“仁”字，贯穿于治国安邦全过程。

他对下人很仁慈。一个暮春时节，宋仁宗在御苑散步，一段时间后，身边的人发现他频频回头张望，却又什么也不说，不知什么意思。回到宫里，他急匆匆地对宫女说：“好渴，快帮我端水来喝。”宫女奇怪地问：“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而忍渴这么久呢？”他边喝水边说：“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倘若一问，侍吏必受责罚，故忍渴而归。”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咬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他敬畏自然。有一天早起，宋仁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昨夜阅奏章很晚，后来感觉饥饿，特别想吃烧羊。”侍臣问：“何不安排人做来？”宋仁宗说：“你不知道吗？每次听到宫内有什么需要，坊间便以为这成了定规，纷纷制作。我担心要了烧羊后，百姓会夜夜宰羊，长此以往，必然暴殄天物，我怎能不忍一时之饥，而开启无穷杀戮呢？”让人感到他对自然的敬畏是那么真诚，充满人性关怀。

他对言论很宽松。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重用青州知州张昪为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御史作为天子的耳目之官，其职责是纠察百官，张昪因对某些决策有看法，连连上书批评“二府”（宋以枢密院掌军政，称西府；中书门下掌政务，称东府，合称二府，为最高政务机构）大臣，久而久之，宋仁宗颇不耐烦，对张昪说：“你出身孤寒，为何不断上章批评朝廷重臣呢？”张昪毫不在乎宋仁宗的情绪，反问道：“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曳朱腰金，妻子满堂。怎么能谓之孤寒呢？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宋仁宗问何故，张昪回答说：“陛下虽贵为天子，但内无贤相，外无名将，持禄养望者多，赤心谋国者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孤寒。”把自己比喻成孤家寡人，这比责骂还过分，然而宋仁宗不予追究，“优容之”。

宋仁宗一朝，没有“文字狱”。相反，他还非常痛恨“深文周纳”，即罗织材料、陷人以罪的行为。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卷一中说：“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当时，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西川（即西川路，治今四川成都）就能割据一方，鼓动成都知府与宋朝分庭抗礼。这无疑是一首反诗，吓得成都知府赶快把举子捆绑至京，上章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后却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谋得了官职，可见言论的宽松和自由。

他对大臣很包容。宋仁宗宠幸张美人，张美人的堂伯父叫张尧佐，进士出身，在地方任过推官、知州，在朝中任过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美人想光大自家的门楣，多次吹“枕头风”，希望宋仁宗提拔自己的堂伯父出任宣徽使（官名。宣徽院长官，宣徽院分南、北院，使亦分南、北院使，事简官尊）。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宋仁宗把提拔张尧佐为宣徽使的方案抛了出来，谁知，监察御史（官名，隶御史台察院，主弹劾事，简称御史、察官等）包拯当场表示反对，使宋仁宗的提议未获通过，而且包拯说话时，由于情绪激愤，唾沫星子还溅了宋仁宗一脸，弄得他很没面子。后来，当张美人问及堂伯父出任宣徽使一事办得怎样时，宋仁宗没好气地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宋仁宗继位之初，因为年少，便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当时，太常博士程琳为了巴结刘太后，竟向她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她效仿武则天，废除少年天子，取而代之。刘太后认为这不合常理，有负祖宗，严词拒绝。宋仁宗亲政后，有人以此为由弹劾程琳，宋仁宗不念旧恶，一笑置之，说程琳不过是为了向太后表达忠心罢了。不特如此，他还认为程琳“有才器，能断大事”，连连提拔重用为三司使、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官至副相，程琳显赫一时。

君主制度赋予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一闪念就能断人生死，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残酷无情的暴君。而宋仁宗盛德大度、宽容有加，算是这种制度下的特例。他之所以一以贯之地怀仁、施仁，源于他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手中的权力。一个皇帝，最怕的就是缺乏敬畏之心：不畏天，势必天灾不断；不畏地，势必寸草不生；不畏生命，则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