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赵匡胤的底线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由后周殿前都点检（官名，五代后周殿前司长官。其下有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等）变成了皇帝，是为宋太祖。进宫不久某天，他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年幼的男孩，便问：“这是谁呀？”宫女说：“这是周世宗的儿子。”周世宗就是他原来的老板柴荣。

当时，恰好大臣范质、赵普、潘美等人随侍在旁，他们同宋太祖一样，原来都是柴荣手下，只不过如今换了天下，随了赵老板而已。宋太祖回过头来问他们：“该如何处置这没了爸的孩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唯独潘美在身后缄口无言，宋太祖便问他认为如何，潘美低着头，不敢回答。宋太祖也没逼问，只是望望天，喃喃自语地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啊！”潘美这时接茬了，说：“我和您都曾经是世宗的手下，劝您杀这孩子，那对不起世宗，若劝您不杀，您必然会怀疑我的忠心。”宋太祖觉得有道理，就顺势对潘美说：“世宗的儿子不便做你的儿子，就给你做侄子吧。”

潘美把这孩子带回家，当成自己的亲骨肉一样，悉心教养。从此以后，对于这孩子的事，宋太祖不闻不问，潘美也从不向他提及，就像这孩子从未出现过似的，君臣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宋太祖是一个认真听取意见、从善如流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能顺水推舟把孩子做了巧妙的安置。既不用担“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骂名，又因为孩子有忠臣潘美监护，不用担心今后兴风作浪，一个皇帝能把事情处理得如此符合天道、人情、己意，殊为难得。

武夫当国的宋太祖一直保持着一个有趣的玩乐，常常在后花园用弹弓打麻雀。一天，玩得正起劲，一大臣声称有急事求见，尽管极不情愿，但听说是急事，宋太祖还是立刻接见了这个大臣。然而听了汇报，却发现对方啰啰唆唆只是寻常小事而已，便大怒，责问他为什么要撒谎。大臣说：“我没有撒谎，因为我认为再小的公务也比打麻雀紧要。”见对方还顶嘴，宋太祖更是怒不可遏，随手抄起手边的柱斧（水晶小斧，上朝时用之，多见于宋，亦可把玩），用斧柄打落了大臣两颗牙齿。大臣没叫痛，也没哭泣，只是俯下身，默默地捡起牙齿放到怀里，收藏起来。宋太祖说：“你收起牙齿，难道要去告我？”大臣说：“在下虽然无权告陛下，但将来自有史官会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宋太祖听了这话后，气忽然间消了，且慢慢欣赏起对方来，最后还赏赐他许多金帛。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虽说是千余年前的事情，但今天读来仍然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性光辉：大臣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样子，显得憨直可爱；而皇帝在震怒之下能幡然醒悟、知错就改，并以赏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意，也说明他有敬畏之心，算得上一个肚里能撑船的皇帝了。

但不要因此而以为宋太祖是一个心慈手软、毫无心计的坦荡君子。坦荡君子是夺不了天下、坐不上龙椅的。他是当仁则仁，当狠则狠，认准的事，特别是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地位的事，则该出手时就出手。唐朝五代以来，皇帝同大臣们议事，都会给宰相一级的大臣安排椅子就座，甚至还有茶水。宋太祖第一天上朝，范质一班大臣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在椅子上，听候皇帝的指示。宋太祖看着奏章，突然抬起头来，对范质等人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上前来给我说说这奏章上的事吧。”等大臣们把奏章上的事向皇帝汇报完回到原地时，才发现所有的椅子都被他安排人悄悄撤掉了。从此，无论大臣级别多大，上朝时都得站着议事，以前叫“坐朝”，以后就叫“立班”了。

宋太祖行事果敢，既准又狠，但十分难得的是，在他的心底始终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块“碑”。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取名“誓碑”，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门外有门，锁外有锁，禁卫森严。他规定，每有新皇帝登基，均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读“誓碑”，然后离开，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碑文大意有三层：一是要善待后周皇帝柴氏家族；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天打雷劈。这一近乎毒誓的“誓碑”，就是宋太祖的底线，这一底线伴随着他处理即位前后的所有事宜，伴随他处理所有的内政外交，甚至他还以他的最大能耐，用这一底线影响着后来的继位者。

其实，从对待柴荣的幼子态度上，我们早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底线，不是他优柔寡断下不了毒手，而是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面对再棘手的事，也尽可能不杀人，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迂回烦琐，哪怕牺牲眼前利益，也不逾越这一底线。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优礼士大夫、强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为当时士大夫参与朝政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上书言事，往往直截了当，即便把皇帝逼急了，最严重也不过发配而已，这在专制时代，算是十分宽容的了。

就这一点来说，历代皇帝中，宋太祖算是极特别的一个，他不像那些心狠手辣的皇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残忍地诛大臣、除异己，甚至不怕背上千古骂名。只是，这些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皇帝并不知道，他们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意和稳定，但时间一长，就没人敢掏心掏肺表忠心了，最后往往都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