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与冒险：安禄山崛起

如果知道安禄山出身胡族，从一名边城集贸市场上小小的中介，一步步高升为身兼唐帝国东北地区三大军区的司令长官，再后来居然还龙袍加身，做了大燕皇帝，谁都无法否认安禄山的事迹具有传奇色彩。那么安禄山是怎样成为一个政治暴发户的呢？

据杨志玖先生考证，安禄山出生于公元703年1月22日，如果按照传统的夏历，正是春节那一天，即武则天长安三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史思明生年考辨》）。关于安禄山的身世，至今还有不少谜。比较流行的说法，他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旧唐书·安禄山传》），唐代柳城是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故址在今朝阳镇老城区。唐朝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手下有位文士叫邵说，邵说曾替郭子仪写过一封上奏朝廷的表，叫《请雪安思顺表》，讲到安禄山“本实姓康”。“胡人多以部落为姓”（《旧唐书·哥舒翰传》），来自粟特人九姓国之一的康国人取汉名时，以康为姓。那么他当是来自中亚的康国胡人后裔。

史书记载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巫师阿史德氏，不育，祈祷于斗战神轧荦山而生子，故取名为轧荦山。安禄山当然不是战神降生，这大概是后来安禄山屡有战功，又不曾苦读兵书，人们无法解释他的军事才能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便附会出这种神话。在突厥汗国中，阿史德是地位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族姓，历代可汗所娶之可敦（可汗的正妻，类似于皇后）多出于此姓。可以说，安禄山是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是地道的“杂种胡人”。他自己也说：“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安禄山事迹》卷上）

说到柳城杂胡，这种出身与安禄山的性格和发迹是有关系的，因此不能不解释一下。追溯柳城杂胡的源流，得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罕说起。在遥远的古代，那里生活着被称为“粟特”的部族。按中国文献的记载，中亚粟特人原来是生活在中国西北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由于匈奴强盛，击破其国，西迁至此。因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绿洲上，而且不忘当年在中国的故乡昭武城，所以称为“昭武九姓国”（《北史·西域传》）。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些记载是有些问题的。

考古发现，中亚粟特人属伊朗人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追溯其族源，应是印欧语系雅利安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居住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即西方文献中称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是其中心。据考古学研究，公元前二千年，已有印欧语系雅利安人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我们推测粟特人的祖先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支，后又从祁连山一带西迁，其迁徙的时间要比中国史书中所谓“匈奴强盛，攻破其国，迫其西迁”云云要早得多，至于早到何时，需要研究。

九姓诸国都是很弱小的分散的绿洲小国，因而政治上难以独立，先是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贵霜王国，后成为波斯萨珊王国的一部分，继而被嚈哒人征服，接着又在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至唐灭西突厥，又臣服于唐。后来大食人（阿拉伯人）向东扩张，则又臣属于大食。

索格底亚那地区是古代印度、波斯、欧洲和中国商业联系的枢纽，粟特人善于经商，他们的商贸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长期生活在大国夹缝中，加上绿洲生活的特点，粟特人自古以来便善于经商，而且富于进取，不畏艰险，利之所在，无所不往，足迹遍及中亚、东亚和西亚，被人们称为“商业民族”“驼背上的民族”，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转手贸易。

至晚自中国汉代起，他们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从事丝绸中转贸易。粟特人是沿着丝绸之路一步步向中国内地推进的。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考古，发现过写于西晋末年的粟特人书信，信是从凉州、敦煌等地发出的，寄往撒马尔罕。经过后人的解读，知道这是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写给家乡的信。其中提到他们的商队已经到了洛阳、邺城。

北魏时大批粟特人来到中国内地经商，南北朝时粟特商人活跃于中亚与中国中原之间，中国文献中一般称为胡商，或商胡。他们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了许多移民城市，如中亚的片治肯特、慕格山、碎叶，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凉州以至长安、洛阳等地，则有他们聚族而居的“聚落”。在数百年的经商过程中，粟特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组织，成为古代欧亚内陆及其周边国家的国际商人，粟特语因而成为当时欧亚大陆通用的商业语言。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不少粟特语文献，亦有不少关于粟特人的记载。

隋唐时有更多的粟特人入华定居。从洛阳向北，经卫州、相州、魏州、邢州、恒州、定州至幽州和经太原、雁门至幽州，两条路线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

隋唐时，幽州东北的营州是华北通向东北亚的咽喉之地，安禄山的家乡柳城就是营州政府所在地。从这里向东，有“营州入安东道”（《新唐书·地理志》），可以进入朝鲜半岛；向北可到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又有道路分别通东北的契丹、奚和室韦三部的衙帐。唐朝平卢节度使驻节此地，营州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要地，又处于商贸道路的枢纽地位，因此成为善于经商的粟特人聚集的主要地方，据说这里也是粟特人东离本土最远的一个据点。

昭武九姓国中入华人数最多的是康国人，安禄山便是康姓胡人的儿子。那位姓康的父亲死得早，安禄山“早孤”，随母亲生活在突厥中。阿史德改嫁给突厥人安延偃，她的儿子轧荦山便冒继父之姓，改称安禄山。安禄山长大后，为人身材高大、面色白皙、略嫌肥胖，而聪明多智、善测人意，通晓九种（一说六种）“蕃语”。昭武九姓国各以其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有不同的语言。安禄山通晓的蕃语应该就是昭武九姓胡及突厥、契丹、奚、同罗、室韦等部族的语言。柳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而又多民族环绕的边境城市。据现在所知，安禄山最早的职业是互市牙郎，就是在边境城市各族间贸易市场上从事说合的中介，他会的几种语言在各族间语言互异的地区极有用场。

安禄山的出身与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是有关系的。首先，一个出身胡族混合血统的人，从小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和儒学经典的熏陶，本身缺乏忠君爱国观念是肯定的。这种出身也使安禄山比较容易了解胡人习性，知道如何笼络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卖命。其次，粟特人善于经商，又长于战斗。安禄山发动叛乱，一开始就很注意通过贩贸聚财，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粟特人不能以经商生存时，打仗也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商致富，甚至不能凭经商生存，于是不少人在大唐以兵士的身份参加大唐的各种战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出现不少蕃兵、蕃将，其中不少是粟特人出身。安禄山发迹后，他的部下有不少战将是胡族出身，出身粟特的人为数不少—岑仲勉、荣新江曾做过统计。这些人构成了安禄山叛乱队伍的核心力量。最后，互市牙郎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是善揣人意、巧言善诱、一语中的，能说进人的心窝，这样才可能撮合生意成功，使买卖双方都皆大欢喜。据此可以想象此人具有如下的性格特点是很自然的事情：善钻营，有心计，会投机，巧言善辩，为了利己敢于损人，而又长于拍马屁。这些在安禄山的发家史上都起着重要作用。

但那时互市牙郎这种行当的收入可能并不可观，所以有时候他还要靠偷盗维持生计。大约开元二十年（732年），安禄山盗羊罪被揭发，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人抓捕，安禄山在逃跑的路上被捕获。为了维护辖区的治安，张守珪立刻命人用大棒把他打死，以杀一儆百。安禄山情急之下，扯着嗓门大喊：“将军不是想灭奚和契丹吗？为什么要杀壮士呢！”这件事说明安禄山很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理，张守珪被他一语击中。张守珪驻守的范阳一带，不断遭到奚和契丹的袭扰，弄得朝廷不安，他也睡不安稳。有人愿意为此拼命，正是他此时所渴望的。这一年安禄山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安禄山的发迹便是以这一年为起点的。

张守珪看安禄山言貌奇伟，有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在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中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免其死罪，留在帐前让他戴罪立功。本来是一道鬼门关，却因为安禄山这一喊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安禄山参军了，后来由于他骁勇善战，受到张守珪的赏识，被任为捉生将，这是个小头目，任务就是抓活口。

安禄山熟悉地理环境，又敢于冒险，常常出奇制胜。据说有一次他带领五名骑兵，生擒契丹数十人。张守珪给他增兵，他俘获敌人的数量，常常成倍超过自己的兵力。安禄山打起仗来英勇果敢、所向披靡，逐渐得到张守珪的重用和提拔，还被张守珪收为养子，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前者不是实职，只是表示一种身份；而后者已经是节度使府中的高级军将，是直接听命于节度使的武职僚佐。

安禄山能够爬上高位，是以显赫战功为阶梯的。开元、天宝时期，东北、西北边境形势吃紧，玄宗宠厚边将、奖励战功，安禄山生逢其时。安禄山做过互市牙郎，懂生意经，可能有精心的盘算，他可能也像战国末年的吕不韦一样，算过一笔政治账。吕不韦觉得资助一位将来可能成为秦王的秦国质子，比自己奔波道途东买西卖更合算，因此以为“奇货可居”。安禄山则觉得打仗立功所得，可能比撮合生意收取一点中介费更可观，于是决心投身军事冒险事业。因为安禄山后来成了叛贼、逆胡，他的叛乱又是以失败告终，所以关于他的军功，唐代传世文献中很少正面记载。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守珪派安禄山去朝廷奏事，身任中书令的宰相张九龄看到他，向任侍中的另一位宰相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的，就是这个胡人。”史书的这个记载很让我们怀疑其真实性，因为在这个传说中，开元年间正直的宰相张九龄有点儿像看相算命先生，他仅从安禄山的相貌、气质，就预言安禄山将来要反，出口未免轻率。要知道这离安禄山发动叛乱还有二十二年时间，安禄山当时的条件，还远远够不上发动一场成气候的叛乱。这可能是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人们为了称颂张九龄而编的故事，不过是说张九龄具有远见，而安禄山造反完全是天命决定的。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安禄山从事的是一项冒险事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讨契丹失利。这一次唐军损失一定不小，而且安禄山负有重大责任。张守珪有些为难，依军法安禄山不免一死，张守珪有些可惜；不杀安禄山，又无法向朝廷交代。张守珪为义子安禄山安排了一个侥幸免死的机会，他向朝廷上奏，既述安禄山平日战功，又述此次兵败，安禄山当斩。宰相张九龄批复是：“古代的名将出征，都严明军纪。为了做到令行禁止，司马穰苴曾杀庄贾，孙武曾杀吴王的宫嫔。张守珪如果有令必行，安禄山不该免死。”玄宗读了张守珪的奏章，爱惜安禄山的勇锐，但令免官，以白衣展效，戴罪立功。张九龄又“执奏，请诛之”—扣留玄宗的赦罪诏书而不下达，坚持要杀安禄山。玄宗出面做张九龄的工作，最终免安禄山死罪。安禄山又逃过一劫。

安禄山侥幸免死之后，以“白衣”将领效劳于东北边地，即没有军衔而带兵打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月，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第二年，他的裨将假借张守珪的命令，发兵攻叛奚，遭受大败。在向朝廷的报告中，“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张守珪把吃败仗的事按下不表，反而夸大战功。这件事被人举报，玄宗派宦官牛仙童前往调查，牛仙童接受张守珪的贿赂，回到朝廷替张守珪圆场，这事就过去了。谁知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牛仙童接受边将贿赂的罪行暴露，被玄宗处死。张守珪本来也应该受到重处，但朝廷念及他过去战功不少，从轻处罚，把他贬到括州任刺史—括州，治所在今浙江丽水。到任不久，因为背上的大疮恶化，不治而死。

就在张守珪被贬官后不久，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军兵马使。兵马使是“军区司令员”节度使之下的最高武职僚佐，打仗时是前线总指挥。第二年三月九日，加特进，享受正二品的待遇，这个待遇是很高的。

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至平卢。安禄山巧言献媚，巴结奉承，又以金帛贿赂张利贞左右，因此大得张利贞欢心。张利贞回到朝廷，盛称安禄山才能，玄宗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安禄山由一员武将升为司令员，又身兼数职，把东北地区的经济、行政、交通运输、外交等事务都管起来了。在这些职务中，最重要的是平卢节度使，其他不过是其兼职。“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资治通鉴》卷215）

安禄山升任节度使，除了张守珪出事落马为他提供了空缺之外，唐朝边防政策的变化也为他创造了必要条件。

唐朝建立以来，统兵出征或御边的将军都选用忠厚名臣，不长久担任元帅，不以宰相或权臣遥领，也不让一人兼任几个军区的长官，战功卓著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人都曾出将入相。玄宗即位以后，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人，都是以边帅入朝任宰相。那些出身四夷蕃族的将军，即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才略出众，也不曾专任一军元帅，而是任用朝廷大臣为使职，对蕃将加以管领。如阿史那社尔率兵攻打高昌，侯君集为元帅；契苾何力攻打高丽，李勣任元帅。

开元年间，边防形势发生了变化，军队需要长期驻守边境地区，玄宗让那些边帅常驻边地，长期担任边境地区军事长官，常常十多年不换人，边帅开始出现常驻久任的现象，例如王晙、郭知运、张守珪等人就是这样。庆王、忠王、萧嵩、牛仙客等人身在长安，又担任边境军区的节度使，开始出现亲王、宰相遥领边地军区军事长官的现象；盖嘉运、王忠嗣等人都曾一身兼任几个大军区的节度使，开始出现一人兼统数镇军事长官的现象。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深感自己在政坛上缺乏两方面优势，一是没有玄宗喜欢的边功，二是缺乏社会上崇尚的学术。他感到对自己相位威胁最大的是那些既有学术，又有军功的边帅。他们出将入相，只在玄宗转念间。李林甫大概苦思冥想了许久，终于想出一个堵塞有才学的边帅入朝为相之路的方法。他认为胡人不识字，让他们担任边境地区的将军，没有担任宰相的可能。

于是他上奏玄宗：“文士为将，怯于冲锋陷阵，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担任边将，胡人勇敢果断，习于战斗；寒族则孤立无党，不会互通关节，都靠边功升迁。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满足其欲望，这些人都能为朝廷效命疆场。”玄宗觉得李林甫说得有理。此后的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边境各大军区便大规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任将军，胡人将军如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军功升任节度使，这些人被称为“蕃将”。

安禄山后来又一身兼任数镇节度使，便与宰相李林甫这一深谋远虑有关。李林甫的精明打算，巩固了自己的相位，却给帝国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天宝元年（742年），朝廷任命安禄山为羽林大将军，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使等。这其中只有柳城郡太守、平卢军节度使和采访处置使是实职，其他只是代表一种级别或身份而已。其中御史大夫的身份最高，唐代有副宰相之称，前面冠上“摄”字，是代理之意，实际上连代理也不是。安禄山远在边塞，怎么能代理朝廷职务呢？所以这只是一个虚衔或者名份。这次任命的重要性在于“管内采访处置使”，其职责是考察辖区内地方官员的政绩，地方官们的升降以他的考察为依据，这使安禄山更容易控制辖区内的官员们，更容易安插党羽，扶植个人势力。

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第一次以节度使身份入朝奏对，甚得玄宗欢心。据说安禄山向玄宗表白：“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臣心。”（《安禄山事迹》卷上）据说听了这话，玄宗非常感动，加给他骠骑大将军的军衔，这又是一个虚衔。天宝三载（744年）三月，又任命安禄山为范阳长史，充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等职如故。这样，在平卢军司令员之外，安禄山又兼范阳军区司令员。安禄山又兼一个大军区的司令长官，河北道的采访处置使。范阳节度使的职责，主要是压制奚与契丹，辖区九个州，远远大于平卢军区，下属九个军分区，统兵九万多人。这是一个重任。身系东北安危的安禄山出镇离朝，玄宗敕令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为他举行隆重的饯行宴会，以示荣宠。

东北边外的奚和契丹不断为安禄山提供立功的机会。天宝四载（745年），契丹大首领李怀秀投降，朝廷拜他为松漠都督，封他为崇顺王，而且又迫不及待地把宗室女独孤氏封为静乐公主，嫁给了李怀秀。可是，温柔的公主没有软化李怀秀的反叛之心，当年李怀秀就杀了公主并反叛。这使帝国的尊严蒙受严重的耻辱，安禄山出兵打败了契丹人，史载“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替朝廷挽回了面子。玄宗在嘉奖令中称扬安禄山：

顷者契丹负德，潜怀祸心，（安禄山）乃能运彼深谋，果枭渠帅，风尘攸静，边朔底宁。不示殊恩，孰彰茂绩？

之后，唐又改封契丹酋帅楷落为恭仁王，接任松漠都督。本来可以安定下来了，但是，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满足和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欲望，上表请讨契丹。他调动幽州、云中、平卢、河东等地兵马十多万，又用奚人作向导，进攻契丹。契丹看来者不善，求和不能，便较上劲与安禄山的部队干上了。双方在潢水南决战，安禄山吃了败仗，死数千人。此后，安禄山与契丹相攻，互有胜负、怨仇难解，直到他发动叛乱。

历来朝廷都对地方官不放心，怕他们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为非作歹，因此经常会派朝廷大员到各地巡视考察，对独当一方的封疆大吏更是如此。殊不知这种考察常常为钦差官和地方官提供腐败的机会，结果往往跟中央的初衷相反。天宝五载（746年），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调查地方官吏政绩，这成了安禄山拍马屁的极佳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席建侯得了安禄山多少好处，史无明言，但他回到朝廷后，就上表推荐安禄山，说他“公直、无私、严正、奉法”。宰相李林甫与户部尚书范宽“皆顺旨称其美”。他们一看皇上喜欢上了安禄山，就为了讨皇上高兴而表扬安禄山，以至于玄宗耳朵里回荡的满是赞美安禄山的声音，“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747年）正月，朝廷又加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的朝衔。“兼”比“摄”的地位更高一些，“摄”只是代理，“兼”就是直任了，尽管实际上并不实授，仍然是名义上的。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安禄山虽然兼任一个虚衔，却从此处于除皇帝之外无人监察的地位，这是玄宗对安禄山的特加宠遇。

自从做了两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又身兼御史大夫的高贵身份，安禄山更有条件向玄宗献媚取宠，“每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所过郡县，疲于递运，人不聊生”（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在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众人之手，而是掌握在一人之手时，那么他只需讨好这一个人，甚至牺牲众人以博得一人的欢心就够了。至于给沿途百姓带来多少负担，为州县官们派丁拉夫增加多少麻烦都没有关系。安禄山虽出身胡人，对官场飞黄腾达之路却了然于心，运用起来比历代的贪官污吏似乎更得心应手。

安禄山本来很狡猾，但他知道不能在玄宗面前暴露；他本来没有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但却善于伪装忠厚，讨玄宗欢心。他多次在玄宗面前佯装憨愚而忠心耿耿，把许多肉麻的拍马屁行为变成憨厚而忠诚的表现。有一次，他对玄宗说：“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认为他忠诚无二，更加喜欢他。玄宗命安禄山见太子，安禄山不拜，左右指责他，他说：“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是后补皇上，我百岁后，皇位就是他的。”安禄山说：“臣愚蠢，只知道陛下，不知道太子，罪该万死。”才向太子拜了两拜。

杨贵妃有宠于玄宗，安禄山请为贵妃的养儿，得玄宗恩准。觐见时，安禄山总是先拜贵妃，然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安禄山解释说：“蕃人先母后父。”这当然令贵妃高兴，因而也使玄宗非常高兴。四十五岁以后的安禄山越来越肥胖，据说他腹重三百斤、腹垂过膝，大概过于夸张了。如果真是那样，安禄山必须捧着肚子才能走路。然而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却迅疾如风。胡旋舞出自中亚康国，是安禄山家乡的乐舞，以各种旋转动作为主。玄宗看着他的“将军肚”说：“这蛮子肚子这么大，腹中装的什么？”安禄山回答：“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对皇上的赤诚忠心。”这话听起来真是肉麻，但官场里都喜欢听吹捧的话，皇帝更不例外，为了拍马屁，说得肉麻一点儿，常常收到良好效果。史书上说他“外若痴直，内实狡黠”。

东北方面，安禄山与奚、契丹互攻连年，这便让玄宗更加不安，也使他更加倚重安禄山。天宝七载（748年），玄宗赐安禄山铁券。

铁券这个东西，俗称“免死牌”，是历代皇帝分封功臣作诸侯王时所颁发的凭证。这种制度大约起源于西汉，据说刘邦称帝后，“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汉书·高帝纪》）。分封功臣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典礼上有誓词，据《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其誓词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即便宽广的黄河变成像衣带一样的细流，巍峨的泰山成了磨刀石，所封的国家永远存在，并传给子孙后世。把这些誓词镌刻在铁制的契券上，涂以丹砂，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分别收藏一半，以防假冒。朝廷的一半锁在金属制作的柜子里，收藏在石砌的房子里，称为丹书铁券，石室金匮。

隋唐时皇帝为功臣颁赐铁券成为常制，此时的铁券不再是丹书，而是嵌金，并且在券文上规定有免死等特权。元代陶宗仪看到过唐末封钱镠为吴越王时所赐的铁券，在他著名的《南村辍耕录》中描述道：“形宛如瓦，高尺余，阔二尺许，券词黄金商嵌。”上刻的文字除了所赐的爵衔、官职、邑地及据以受封的功绩外，特别刻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等，即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九次死罪，对他的子孙可以免除三次死罪。如果违法犯罪，只要不是谋反大罪，司法部门不得过问。

天宝九载（750年），安禄山入朝，献奚俘八千人，玄宗命吏部考功司的官员给安禄山“上上考”的政绩，赐爵东平郡王。唐代官员考评，为九个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考是最高等级，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上上考的，这是一种殊荣。唐朝建立以来，还不曾封将帅为王，安禄山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玄宗《封安禄山东平郡王制》，其中表彰安禄山的军功，充满了溢美之词：“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安禄山，性合韬钤，气禀雄武，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战必克平，智能料敌，所以擢升台宪，仍仗节旄。既表勤王之诚，屡伸殄寇之略。”（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在玄宗心目中，安禄山完全是一位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将军，俨然是东北方的长城、大唐帝国东北的屏障。

同时玄宗又任命安禄山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在原来采访处置使之外，又加黜陟使，其职责是考查黜升地方官吏，这为安禄山培植私人势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他实际上掌握了河北一道州县官的黜陟任免权。后来安禄山造反，常山郡太守颜杲卿起兵抗击，被叛军俘获，押解到洛阳，见安禄山。安禄山数落颜杲卿忘恩负义，说：“你起先只是范阳郡户曹，我上奏朝廷，辟引你为判官，没几年又提拔你为郡太守，有什么对不起你呢，你竟反我！”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叫千秋节。为了给皇上祝寿，安禄山进献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炉等物。这年十月，玄宗在骊山华清宫接见安禄山，并在昭应县与长安城为安禄山营建宅邸。玄宗亲自向督办大臣和工程师说，安禄山眼光高，一定要造得富丽堂皇，让此胡一见倾心，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儿钱叫他笑话。

天宝十载（751年）二月，朝廷任命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一身兼三大军区司令长官，又担任掌握河北道各级官员仕途命运的采访处置使，权力迅速膨胀起来。史书上说他“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在三镇和河北道，对官员们的奖赏和惩罚都由安禄山决定，他就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

大约在天宝十一载（752年），安禄山开始把自己的“异志”付诸行动，把叛乱的准备列入了日程，进入了实际操作的程序。之所以如此，对于安禄山来说，是因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主客观因素：

—安禄山一向敬畏的李林甫死了。李林甫专权误国，但他诡计多端，安禄山自愧不如。李林甫在位，安禄山不敢轻举妄动。史载：“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安禄山怕李林甫，怕到什么程度呢？史书记载：“禄山于公卿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死，安禄山心理上无所顾忌了。

—身任三镇节度使，三大军区的军力已经足以与全国抗衡。按照天宝元年前后唐朝的边防部署，河东节度使下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下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下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合计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实际上，天宝年间各节度使的兵力都不断增长，安禄山既蓄意谋叛，更是暗中扩大兵员，手下直属的部队会远远超过公开的数字。经过十年的扩充，此时安禄山手下三镇兵马可能已超过二十万。在安禄山治下的河北地区，还有数目不详的地方武装，被称为“团练”，后来也为安禄山所用。另外安禄山还控制着边外一些少数部族的军队，如室韦、同罗、奚、契丹等，战时他们也听命于安禄山。后来安禄山举兵南下时，他们都参与其中。

—唐王朝内轻外重的边防形势，为安禄山叛军乘虚而入创造了条件。天宝初全国边兵除安禄山三镇外，另有六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总兵力二十九万三千人。十年后，有所增加，但数字不详。这些兵马分散布置在今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云南、广东等地，路途遥远。一旦发生内战，能够迅速投入平叛的军队几乎没有。中央和内地控制的兵力仅八万多人，两都的禁卫军都是长期不经战阵的部队，徒存虚名而已。在安禄山直指洛阳、长安的进军途中，朝廷能够抵御叛军的正规部队完全没有。后来调集的抵御部队都是临时招募的新兵，皆不堪一击。

—杨国忠执政，政局越来越黑暗。杨国忠因为裙带关系爬上高位，众心不服。这为安禄山作乱提供了借口，可谓“师出有名”了。而且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安禄山对玄宗有感激之情，玄宗已然年迈，按照杜甫的说法，唐朝人活到七十岁的人是很少的：“人生七十古来稀。”而玄宗已六十多岁，年近古稀。安禄山本来想等到玄宗晏驾，再起兵谋叛。但他与杨国忠的矛盾使他担心夜长梦多，所以决定提前动手。

—安禄山的威望也已经越来越凌驾于朝廷诸大臣之上。当时安禄山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地位崇高，虽然后来的唐史材料有关的内容极少，但一些留下来的史迹还是透露出来一些真相。《金石萃编》卷88收《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立于天宝八载（749年），序称“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又如我们现在还能读到的天宝九载玄宗的《封安禄山东平郡王制》，都已经把安禄山吹到了天上。

接下来，安禄山为叛变进行实际的准备。他的准备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修筑雄武城，大贮兵器。雄武城在蓟州广汉川，据程存洁考证，早在天宝五载（746年），安禄山已筑雄武城，其目的是“峙兵积谷”。第二年，安禄山借口防御奚与契丹的进攻，增修雄武城，请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派兵助役，王忠嗣提前来到，没有见到安禄山，却见这里“大贮兵器”（《资治通鉴》卷215），就觉察到安禄山的反谋，多次向朝廷上奏，举报安禄山。

—收养同罗、奚、契丹等族的壮士，组成敢死队，名曰“曳落河”，约八千余人，作为个人的亲兵。曳落河，突厥语中是“健儿”的意思。

—畜养单于、护真良马数万匹，牛羊五万余头，囤积大量粮草。安禄山兼群牧总监，暗中派人从各牧监挑选数千匹最优良的战马，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单于、护真都是唐朝养马的地方，当时称为监牧，朝廷任命安禄山为群牧总监，管理天下养马事业。安禄山乘机盗取最优良的战马充实自己的骑兵。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骑兵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其强大的战斗力被称为“渔阳突骑”。

—通过商胡兴贩，购置巨额的军需物资及珍宝。

—收罗文武人才，培养党羽和爪牙。安禄山特别注意提拔胡族出身的人为将领，吸收有才华的汉人文士入幕，为叛乱做组织上的准备。至安禄山发动叛乱时，他手下谋士猛将不少，因此打下洛阳，他能迅速组成一个与唐朝分庭抗礼的新朝。

—树私恩，搞个人崇拜。安禄山注意用官爵赏赐笼络人心，恩结部下；宣扬个人天才，制造神话，比如“斗战神降生”之类。在河北地区，安禄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人”，个人威信超过了玄宗皇帝。

一个人的野心是随着权势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而逐渐膨胀的。安禄山既有边功，又善逢迎，一步步升至边境地区大军区的军事长官，而且身兼三镇节度使，拥有大约二十万重兵，于是开始觊觎皇帝的宝座。安禄山肯定不像王忠嗣那样的将军有忠君爱国之心，他打仗立功步步攀升的思想基础是权和利的诱导。可以说玄宗的宠信刺激了安禄山的跋扈，重兵在握助长了安禄山的野心，对朝廷政治腐败的了解坚定了安禄山叛变的决心。因此，安禄山渐萌叛乱之心，史载：“由是禄山有乱天下意。”

经过十多年的谋划和准备，安禄山叛乱的条件日益成熟，又由于与杨国忠的矛盾促使他决定提前动手，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举兵向阙，发动了震惊内外的军事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