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做人稳慎之绝（1）

1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

这位主簿一概置之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曾国藩语录：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译文：情愿多天持久而不出战，不能出境一战而不能战胜敌人。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2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译文：做官的人，一身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些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3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锋芒不可太露

曾国藩语录：机遇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修炼涵养，勿为不学无术之辈。

译文：对于一个人而言，机会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修身养性的涵养，千万不要做不学无术的那种人。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何尝不是这样呢？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实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4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岁暮杂感诗道：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骄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在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来，一个25岁的青年，就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何日斫蚊屠鲸的豪情，可见，曾国藩不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将才气内敛，这才是他真正高明之处。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屑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

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厉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于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克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挨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之，谦虚内敛，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之人，往往取得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