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瞻远瞩：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探路人[1]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伟大抉择，推动了经济活力加速释放，激发了对现代企业管理人才的巨量需求，促使中国决心引进发达国家的工商管理教育，培养现代化的高级管理人才。

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紧密携手，推出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后更名为“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即CEMI），推出了一系列国内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举措，成为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其间虽遭遇了不少困难和挑战，但CEMI仍以创新进取的精神，为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人才从哪里来

1978年10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在8天的行程中安排参观了4家工厂。在参观日产汽车位于神奈川县座间市的制造厂时，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出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就在这一年，占当时世界近1/4人口的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开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变革，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生产整顿。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2]。”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再一次强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3]。”

根据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从1977年冬到1980年夏，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4次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英国、法国、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发达国家，了解学习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每次访问都安排考察当地的知名企业。

在随后给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报告中，代表团强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落后，但管理更落后。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必须注意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功，城市改革充满躁动。放权让利、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等企业改革方案也不断涌现。扩大了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企业、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人才，但是这些人才从哪里来呢？

经济和管理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前一般被称为商科教育。商科教育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早在清光绪年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就把商科作为八大分科之一（八大分科为：经学、政法学、医学、文学、格致学、农学、工学、商学）；民国初年的《大学令》规定商科为七大学科之一，即文、理、农、工、商、医、法，这种设置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4]。

及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企不分，企业不再有独立的商务活动。与此相呼应，带有强烈计划经济特色的“财经”教育便取代了“商科”教育，除保留了“会计学”等个别商科专业外，其余商科专业都不再设置。

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需要尽快恢复管理教育以便迅速培养一大批符合“现代化”目标的企业管理人才。因此，中国领导人决定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先进的工商管理教育。

二、中国MBA教育肇始

自1980年起，负责经济干部培训的国家经委决定全方位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在北京、大连、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无锡、长沙和成都等地分别建立与欧洲共同体[5]、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合作的10个涉外管理培训项目，期望由此全面了解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1979年初，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总项目下签署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决定合作举办“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简称“大连项目”）。大连项目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合作办学项目，第一期为5年，开设厂长经理讲习研究班等非学位课程。

1984年10月，根据当年4月30日中美两国签订的《工业科技管理合作议定书》，大连项目开始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工商管理硕士（MBA）班。大连项目的MBA班有5届共计216人获得了由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颁发的MBA学位。

1980年初，国家经委在与欧共体就加强双方经济贸易合作进行洽谈时提出了引进管理培训的设想。此时，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EFMD）执行副主席雷诺（Pedro Nueno）[6]教授也在布鲁塞尔和同事们讨论此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MBA教育带到了欧洲，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不能先于美国人将MBA教育带入中国呢？在此之前，雷诺教授已经参与过一所西班牙商学院和一所阿根廷商学院的创建。

1981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官员访问了北京，将MBA教育引入中国的设想得到了国家经委和欧共体有关方面的支持，此后的谈判持续了近两年。1983年初，中欧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决定合作举办学制2～3年的MBA学位课程。

1983年1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率团访问欧共体，在北京就联合举办MBA班问题与欧方达成了原则协议。这是欧共体对华的一个大型援助项目，为期5年，援助资金达350万欧洲货币单位[7]，具体的筹备工作由双方委托的执行单位——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共同负责。

1983年12月，国家经委决定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与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合并，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下设研究生班办公室，负责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China-EC Management Programme），简称中欧管理项目（CEMP）。1989年，中欧管理项目改名为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China-EC Management Institute），简称中欧管理中心（CEMI）；1991年改名为中国——欧洲管理中心（China Europe Management Institute），其简称仍为中欧管理中心（CEMI）[8]。

1984年9月1日，国家经委与欧共体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欧管理项目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MBA）班第一届学生入学，这比大连项目的MBA班早了1个月，开创了国内MBA教育的先河。中欧管理项目的MBA班学制为3年（包括半年英语强化培训和半年在欧共体成员国实习），由欧共体负责聘请专家、教授来华授课，全部课程均用英语讲授。该班教学、行政工作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统一组织。第一期研究生班经过笔试、面试和复试，共招收了34名学生[9]。

经过半年的英语强化培训后，1985年3月3日，CEMI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开学典礼。出席开学典礼的中方领导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副主任袁宝华、李瑞山、张彦宁、马仪、朱镕基、赵维臣、林宗棠，国家经委党组成员、秘书长沙叶等。欧方代表有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主席约翰内斯·韦尔贝根（Johannes Welbergen），欧洲教育理事会主席汤姆·拉普顿（Tom Lupton）教授和丹麦、希腊、卢森堡驻华大使，意大利、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爱尔兰、比利时等国驻华参赞，以及欧共体成员国有关企业的代表。

国家经委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10个企业管理培训项目，以大连项目和CEMI成就最为显著，但到了1989年，大连项目等其他中外合作管理培训项目相继停办，只有CEMI坚持了下来。5年合作协议期满后，中欧双方又连续签订了2个为期2年的合作协议。1984—1993年，CEMI共培养了6届247名毕业生，超过了大连项目的MBA班，占据了中国内地[10]第一代MBA的半壁江山。

三、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开拓者

在CEMI筹备阶段，欧共体委托博思迈教授等3位专家就如何在中国尝试开办一个全新的管理教育项目提出方案建议书。1981—1983年，博思迈教授代表欧共体与中方进行项目谈判。

作为欧共体对华援助项目，欧共体希望CEMI能够体现欧洲管理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因此，CEMI设立了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6国的6所欧洲著名商学院院长为成员的学术委员会，其职责包括教学大纲制订、教师招聘以及MBA学位授予。后来，学术委员会考虑增加中方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1]教授是唯一被邀请的中方成员。如此高规格的学术委员会，在欧美商学院中亦属少见。

欧方和国家经委起初希望能够与北京的高校合作，但走访的多家高校普遍要求由中方制订教学大纲，外方派教师配合，这样的方案显然与项目的初衷不符，最后国家经委决定独立创办这个项目。

CEMI在MBA课程中采用了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做法，包括全英文授课、课程模块化、案例教学法、行动教学法等，这使得CEMI不仅成为中国MBA教育的开拓者，更成为先进管理教育理念的实践者。

CEMI还是中国高层经理培训课程[12]的先行者。早在1989年10月5日，CEMI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举办了“新型生产模拟演习”专题讲座，主讲人为西班牙IESE商学院生产管理学教授任杰明（Jaume Ribera）。在20世纪90年代初，CEMI为许多国内外企业提供了管理培训课程，学员达540余人。

1990年7月，CEMI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举办了“外向型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培训班”。该培训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管理会计、国际商法、国际市场、国际金融、质量管理、国际化战略、谈判技巧等，均由在CEMI任教的外国专家讲授，其中很多课程填补了中国管理教育在国际化方面的空白。同年，CEMI开始为国内企业开设公司特设课程（CSP），客户公司包括沈阳金杯汽车公司、招商银行、北京重型机械厂、南京熊猫电子集团、深圳赛格电子集团等著名企业。这也标志着CEMI的教学得到了中国本土企业的认可。

1990年3月21—22日，CEMI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研究部联合举办了“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实践国际研讨会”。国家经委领导刘鸿儒、张彦宁、沙叶，欧共体驻华大使皮埃尔·杜侠都（Pierre Duchateau），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执行副主席雷诺出席研讨会。会上发表了CEMI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研究部合作完成的《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实践》研究报告，一些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或外方经理在会上交流了合资企业管理经验，外经贸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外商在华投资情况和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近30家中外合资企业的经理，一些外国公司的驻京代表，国内一些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共8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四、前瞻性的教学方式

1984—1989年，博思迈教授担任CEMI的欧方教务长。在办学方案建议书中，博思迈教授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行动教学法（action learning）[13]。它强调的是，开展与课堂教学同步的企业实践，让学生不但要听课，还要到实践中去学习，在对企业管理问题的诊断、咨询、改造过程中，理解、消化课堂中学到的理论知识，并探索为实际经济社会环境所需要的管理方法。来自英国阿斯顿大学商学院的约翰·恰尔德教授和来自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冯勇明[14]教授，以及CEMI迁至上海之前担任代理教务长的来自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温伟德教授先后担任教务长一职，不断将行动教学法推广并发扬光大。

行动教学法得到了中欧双方办学者的认可。第一届MBA学生被分成6个小组，每组定点联系一家在北京的企业，历时2年，定期下厂，全面剖析企业问题。其间又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审计阶段，利用所学到的理论对企业进行全面调查；第二阶段为咨询阶段，找出企业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方案；第三阶段为实施阶段，帮助企业具体改进提高，并验证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可行。

每组学生在2年的时间里要写出6～8份实习报告，下厂与写报告占全部教学时间的1/3，学分也占1/3。毕业后学生再到欧洲实习半年，剖析一家同类型的欧洲企业，以便在比较中学习。双方期望在此过程中培养MBA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又为CEMI和其他培训中心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案例和教材。

在CEMI办学的10年里，近30家在京企业为MBA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课程结束后MBA毕业生在欧洲的实习则是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安排的。十几家欧洲跨国公司接收CEMI学生前来实习，其中有英国的卜内门、德国的博世与大众汽车、荷兰的飞利浦和比利时的贝尔电话等。

全英文授课模式和海外实习机会使得中国第一代MBA学生在了解中国实际的同时，更富有国际眼光。CEMI的MBA毕业生在这些欧洲企业备受青睐，不少人后来被这些企业聘用。

五、全新的教育模式

按照计划，CEMI初期的管理课程全部由外教讲授，之后逐步增加中方教师。欧方教师是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CEMI学术委员会一起在欧洲遴选的。当时应聘者非常踊跃，录取比例高达11∶1。学术委员会把关也很严，授课教师既要有一流的学术造诣，又要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验。在CEMI的10年历史中，来自国家经委系统各培训中心的中方教师共5位，他们是北京培训中心陈德蓉博士、无锡培训中心印国有教授、天津培训中心李林焕教授、上海社科院钱冰鸿研究员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蒋彦正先生。来自欧方的访问教授共达80位。以当时CEMI的设施和中国的生活条件来看，如果纯粹出于商业目的，断然不会有那么多海外优秀教师来华执教。他们大多出于对管理教育在欧洲战后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深切体验，更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热爱，才在北京执起教鞭，传播当时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

尤其不该忘记的是已故的拉普顿教授，他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创办人，当时任CEMI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年逾七旬仍坚持到北京授课，亲自了解办学的实际情况。当其他外教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他鼓励他们用传教士的献身精神和态度去对待。

管理学访问教授霍华德（Howard Ward）就是其中一位，他回忆CEMI开学的情形时说：“1984年9月1日，当我走进位于北京西郊的教室时，这里一无所有。欧共体给我们提供的教学用品：白板笔、电脑、复印纸、复印机……都被卡在城市（北京——编者注）另一边的海关仓库。那天早上，坐在我面前的是36位渴望开始MBA学习的学生。这就是CEMI第一届MBA学生在开学第一天所遭遇的情形，而这些学生正是我们最早的校友。”

学术委员会参照欧美各国一流MBA课程，按照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设计了CEMI的课程，包括半年英语强化培训，再是2年24门专业课，分成8个模块授课。第一模块讲授企业管理的基本课程，即生产管理、市场学与会计学；第二模块讲授现代管理的基本技术工具，即运筹学、统计学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第三、第四模块则是在前两个模块的基础上，讲授工业市场学、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组织行为学与微观经济学等课程。第二年为12门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各门管理学科的认识。最后半年是在欧共体国家的企业实习。

课程为了适应当时的中国企业管理现状，重在引进市场的观念以及基本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而不在企业的发展战略；重在成本控制而不在财务运作。与此同时，还由中方组织开设了一些政治经济学课程，如中央党校王珏教授讲授的“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蒋一苇、周叔莲研究员讲授的“企业改革理论”，以及吴敬琏教授与外方教师以座谈会形式讲授的“中国经济”。

六、CEMI面临的制度障碍

作为中国第一批合作办学项目，CEMI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思潮的阻碍。不少对西式管理教育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把它视为“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原国家经委领导、CEMI的中方负责人汪浩教授回忆说：“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管理二重性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有人认为管理是具有阶级性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那一套管理不适用于我们国家。你引进它行不行？能不能用？”

学位问题也是CEMI创建初期的一个重要障碍。国家经委作为经济管理机构无权授予学位，而CEMI作为中外合作项目能否在中国授予学位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政府官员的顾虑是这样的做法在大原则上有无问题，有人甚至把它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

经过协商，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中国和欧共体双方同意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授予MBA学位（1989年以后改为在欧共体驻华代表团驻地授予）。MBA学位证书则是由学术委员会成员与欧方教务长联合签署。由于CEMI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均为欧洲一流商学院院长，CEMI的学历相当于留学学历[15]。

更为棘手的是，CEMI的办学模式与当时中国的企业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等产生了相当多的冲突，使得办学举步维艰。CEMI仍然只能依靠不断创新来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

1984年，《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北京日报》上出现了CEMI的招生广告，让很多人颇感新奇，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招生广告。但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将人才集中在国有企业，职工终身制又将人才牢牢锁定在企业，人才流动难于上青天，这使得CEMI在通过媒体进行招生宣传的同时，还不得不通过国家经委发文要求企业推荐考生。因此，CEMI的学生主要来自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考试择优录取后，进行定向培养。很多CEMI毕业生一回到原单位，就发现自己的岗位毫无变化，还得遵照“论资排辈”的规矩，英雄无用武之地。其结果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超过1/3 CEMI的MBA毕业生去了外企工作，1/3出国，其余的则留在教育界或国有企业。

七、开拓者的历史功绩

作为中国管理教育的开拓者，CEMI一直以不断创新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些优秀的传统在CEMI搬迁到上海、建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之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首先，CEMI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247名MBA毕业生，并为来自知名企业的540余名高管[16]提供了短期培训，改变了他们的观念，进而影响了他们所在的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对当时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CEMI建立了不同于国内管理教育的国际化教育体系。以行动教学法为核心的实践教育方式，使课堂教学能够紧密联系社会实践，积极应对社会变化。这在当时中国教育界是前所未有的。

再次，CEMI从欧洲招募了一流师资，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这种模式被后来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继承，为其构建了坚实的教师团队基础。

最后，从CEMI运至上海的3 000多册外文经济管理类图书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图书馆最早的一批馆藏，在当时图书进口困难、价格昂贵的情况下，更显得弥足珍贵。

八、从CEMI到CEIBS，血肉相连

在CEMI的开拓者中，很多人为后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创建和发展贡献颇多。从北到南，CEMI与CEIBS血肉相连。

比利时人杨亨[17]（Jan Borgonjon）1990—1993年担任CEMI的欧方主任，他毕业于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汉语系，能说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及母语荷兰语7种语言。在CEMI后期面临的种种动荡中，杨亨与方方面面的人进行沟通，确保了CEMI的正常运营。正是由于杨亨的执着，促使CEMI南迁上海，进而在东海之滨创造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奇迹。

陈德蓉博士1983年从国家经委培训中心调到CEMI工作，同时也是CEMI的第一届学生，1987—1989年担任CEMI的中方教务长。作为CEMI重点培养的教师，1989年她被外派到欧洲攻读博士。1993年，陈德蓉回国时CEMI已经准备南迁上海，但她时刻关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发展，对CEMI时期资料的整理，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北京的拓展可谓尽心尽力。

时任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执行副主席和CEMI学术委员会主席的雷诺教授，不但参与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建，而且先后出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董事、学术委员会主席和欧方院长。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1984年从耶鲁大学学术访问回国后，一直担任CEMI的教授，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CEMI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授课。在CEMI南迁上海成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后，吴敬琏已年过花甲，此后20多年里，他不辞辛苦往返京沪两地，传道授业长达33年，其对中欧的感情之深厚可见一斑。中欧校友们私下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指的便是吴老。

CEMI第一届MBA毕业生李兆熙先生（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在CEMI南迁之后，仍然通过北京校友分会积极推动中欧的发展。而CEMI在北京的校友也成为中欧校友会最早的成员，他们为学院出力不少，更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成为中欧办学的活广告。1995年入学的首届MBA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是因为追随CEMI校友的成功足迹而报考中欧的。

九、CEMI面临的生存挑战

虽然CEMI作为先行者，为开拓中国现代管理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受到改革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条件限制，CEMI的生存依然面临着挑战。

1984年，CEMI的招生与英语培训借用全国总工会干校的教室进行。1985年，CEMI搬到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办公大楼的最高一层，1988年又搬到为CEMI修建的一座小型楼房中，据CEMI的学生回忆说，上课时竟能感觉到楼房在颤动。

CEMI的学生生活设施更为缺乏。学生们虽然大多已成家立业，小有成就，却不得不四五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CEMI的办公条件也很成问题。1989年那年冬天没有暖气，而且楼里有的窗户关不上，供电也经常有问题。

在5年合同期满后，中国政府和欧共体又连续签订了2个2年的办学合同，使得CEMI能够维持到1993年。由于缺乏独立的法人地位、可靠的合作伙伴、全职的师资队伍及足够的经费来源，CEMI的负责人和有关各方常常为项目能否存续而担心。

早在1989年11月4日，CEMI中方负责人汪浩、颜桐卿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主席扬·比尔布克（Jan Bilderbeek）、CEMI欧方教务长恰尔德进行了会谈，讨论了中方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探讨了建立“中欧管理学院”的可行性。

CEMI欧方主任杨亨1990年上任以后，开始为把CEMI建设成一所独立的商学院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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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欧管理中心（CEMI）时期的叙述，重点参考了CEMI中方教务长陈德蓉博士《回顾中欧管理中心（CEMI）创建的时期》一文，本书成稿后，关于CEMI的部分，也得到了陈德蓉博士的审定。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

[4]王晓东：《关于我国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134卷第12期，第57～59页。

[5]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简称欧共体（EC）。1993年11月，在欧洲共同体基础上成立了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EU）。故本书对1993年11月后事件的叙述中，将欧洲联盟简称为欧盟。

[6]关于雷诺教授，参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八节。

[7]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共同用于内部计价结算的一种货币单位，1999年发展为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统一法定货币欧元。本书1999年后的篇章，均称为欧元。

[8]对于中欧管理项目和中欧管理中心在北京办学时期的名称，一般都统称为CEMI。为方便阅读，在以后的篇章中，除特殊情况外，对中欧管理项目和中欧管理中心不加区别，统称为CEMI。

[9]关于CEMI时期的叙述，还重点参考了中国企业联合会网站“中国企联大事记”。中国企业管理协会1999年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

[10]香港第一个MBA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开设。

[11]关于吴敬琏教授，参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十节。

[12]2021年后改称“高管教育课程”。

[13]见CEMI中方教务长陈德蓉博士《回顾中欧管理中心（CEMI）创建的时期》一文。

[14]关于冯勇明教授，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六节。

[15]学位证书的签署人数量历年略有不同。

[16]数据出自陈德蓉博士《回顾中欧管理中心（CEMI）创建的时期》一文，亦见于李月庆：《中欧神话》，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7]关于杨亨先生，参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