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性质与“致用”目标

学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学术研究是有效提升个体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而国家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是衡量文化实力与发展潜力的基本指标。

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先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范畴与内涵进行定位、定界或定限，讨论“学术之道”当然也不会例外。何谓“学术”？仅以妇孺皆知的《论语》为例，开篇《学而》首句即言“学而时习之”，朱熹认为这一句是“入‘道’之门”，可见这里的“学”并非少年儿童认知层次的学识字、学诵读、学章句，而是对追随孔子学“道”门生成年人对历史文化或社会现象深入思考、规律探讨与方法效仿等行为的概括。作为全书起笔第一字的“学”，与《论语·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学问之“学”乃是同一种用法。首句中的“习”也不是今人所说的自习、复习或温习，而是将学问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实习”“实操”训练，是“学以致用”的概括与凝练。“学而时习之”中无论是“学”还是“习”，我们都可以从甲骨文原字构件与内涵本义中看出这是属于学术研究层面的内容，而不属于浅层的简单认知。“学”与“习”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以及目的皆在于“用”的统一性，正是中国学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突出特色。北宋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胡瑗执教湖州书院设“经义”“治事”两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讲求“明体达用”“经世致用”新学风，是对《论语》开篇首句的最好诠释。

再如，《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指导儿子伯鱼读书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引导伯鱼“学夫诗”，就是让儿子专心研究“六经”中的《诗》，并进一步指出“学”诗对社会交往、情感交流、事父事君和认识世界万物的重大作用与积极意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看法与认识体会，成为日常生活中学术观点的自然交流，不仅成为论《诗》的经典名言，而且成为重要的诗歌经典理论。《论语·季氏》篇关于“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格言警句，也都是旨在强调深入研究《诗》经与《周礼》的重要性。至于《论语》中大量讨论世界万物规律与做人做事原则的内容，省略了论据与论证，均以结论性语言呈现，学术探讨的意蕴尤其明显。

由此可以推知，所谓“学术”，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普遍存在且专指研究活动的文化现象，是以历史社会实践为基础展开理性思维探讨创新路径的表达方式，也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形态与开放型发展的知识系统。伴随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人们就开启了漫长的“学术”认识过程，也成为近代学人讨论且见仁见智的重要问题。诸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张国刚、乔治忠的《中国学术史》，[2]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3]等等，均有涉及“学术”认识与讨论的内容。就汉语言“学术”概念而言，学界或着眼于词素构成的字形以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之《老子韩非列传》《张仪列传》，或立足于产生渊源从西方语系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或在性质与内涵理解上认为“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或从社会功能与作用发挥层面总结概括为“天下之公器”，不一而足。这些定性、定位与认知自然都有一定道理与依据，但也都存在商榷的空间，亟待从中华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进一步深入考察和研究。在这方面，梁启超、李学勤的思考研究具体而细密，既具备很高的专业化程度，又具备广泛的典型意义与深刻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