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大约距离现在七八千年前，在广大的中国地区，已经有很多“现代人类”的后代分散在各处。他们从旧石器时代简单的采集渔猎生活，进入到生产食物的阶段。

在南方，今天湖南、江西地区，那时候湖泊非常密集，几乎类似内海。在湖边沼泽地带，东方的人类第一次耕作水稻。从九千年前开始，大概经过一两千年，水稻耕作的技术已经扩散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南边沿海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有村落、水井、船只，他们已经充分知道怎样利用水资源作为维生之用。在北面，种植稻米的文化也扩散到汉水流域，甚至于汉水上游的汉中也已经有水稻耕作。在中国长江下游一带，今天所谓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了以湖熟文化为典型的许多水稻种植的村落。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古学家根据中国家牛的骨骼化石重建了东亚黄牛的谱系，他们的研究显示：离现在一万年前左右，黄牛第一次被驯养为家畜。这一份数据指出，除了耕种，牧养文化也出现了。牧养动物可以作为食物，食物来源从采集渔猎转变为人类自己可以控制的食物生产。才经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牛羊就已经普遍成为中国北方的常用食物。

也是七八千年前左右，在太行山东边延伸到渤海冲积平原的山坡地，人类发展了粟（小米）种植。很快，它就扩散到四处，在中纬度的中国北方，耕作小米成为最普遍的农业活动。日后，小米的种植还远传到日本和东部沿海岛屿。今天台湾山地的原居民，由于他们的地理条件不宜于种植水稻，也曾经以耕作小米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这三种生产方式构成了三种形态的文化。水稻的生产必须要有可靠的水源，又必须能避免水灾。于是，村落的形态便是：有的建筑或者建在离水面比较高的平地上，或者是在平地上挖掘水塘与水沟等灌溉系统。村落的自卫设施也常常是一层层的沟渠，以此来保护村落的安全。小米耕作的地方，同样不能离水太远，可是也不能离水太近。于是，生产小米的地区内的村落，以建筑在河流的二道塬上最为常见。养牛羊必须在水草丰美之处，并且有树林作为牛羊过冬之处。这一类的村落，大概在向阳的山坡或者山谷最为常见。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为认同的文化基因。

上面所说的这三种生产形态，也确定了古代这些族属的分类。例如，牧养文化的人群，常常会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在晚上，他们构火围居，于是他们被人称为“狄”——就是带着狗在火边上围坐的人群。携带长弓的渔猎族群，就被称为“夷”。种植小米的人群，往往有刀耕火种的习惯，也就是焚烧树林，在林木的灰烬上种植粮食。这些人，就可能被称为“烈山氏”“神农”或者“后稷之后”。后世“周人”的这个“周”字，则是田野的象形。

在离现在六七千年左右，中国各处的农业村落都已经有相当规模，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各处。他们往往也结集成更大的共同体，有保护聚落的城墙，有统治阶层居住的大屋，也有生产上的分工。当然，因为社会分化，也出现贵贱有别的现象。农业生产所累积的粮食已经超过日常需要。有些考古遗址出土了存储的粮食。新石器时代已经有酒，作为宗教和礼仪仪式上的饮料和供品。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了一些猫的骨骼，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猫的骨骼，发现它们已经是人类为了防止鼠类而培育的家猫，而且作为家猫食物的鼠类是以偷食仓储小米为生的。

具有相当规模的生活共同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展出一些仪式性和宗教性的事物。在东北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有大型的酋长墓葬和祭坛，也有女神庙来供奉以母亲形象出现的女神。红山文化拥有雕刻极为精美的玉器，玉材取自远方，雕凿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那些祭坛和墓葬里，有很大的陶罐和来自他方的石材。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红山文化居民拥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也能够耗费不少的人力和物力以维持这一个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存在。

在南方浙江的良渚文化，有许多人造的土山。山上有祭坛，山边有统治阶层的墓葬。良渚的玉器，绝大部分是宗教性的玉琮——切割大块的玉石，将其加工成外方内圆的筒状物，这不是简单的工作；玉琮上往往又雕刻有花纹，花纹的细致程度接近今天的微雕。良渚文化的遗址，既有极大规模的宫殿地基，也有规模巨大的祭坛。和红山文化一样，这些事物也要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

东海岸的山东半岛，在离现在五六千年左右，也出现了内涵非常丰富的大汶口文化。这个文化的特征是，村落规模庞大，墓葬内容丰富，出土的陶器，除了一般的家用器，还有以高火候焙烧的黑陶，陶片极为精致，薄如蛋壳——单单就这种陶器的制作技术而论，大汶口文化的工艺远超过了新石器一般的水平。大汶口文化中，还出现了若干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它们已经不是符号，而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字了。

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之间，有一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古代文化，也具有同样的规模和水平。以石家河文化为例，它有一个似乎是中心城市的遗址，占地广大，有城墙围绕，而在其附近有十个左右的卫星聚落。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雕刻细致，形象传神，其制作水平不亚于良渚和红山文化的玉件。湖广平原上的稻米种植遗址，至少有一处是礼仪性的祭田，它显然不是仅为日常生活而种植。最近发现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与石家河相同，都有相当规模的城、稻米种植遗址、祭祀遗迹等，而且其年代较早，在六千年前，更可说明江汉地区的文化传统。

回顾绪论所说，“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在五六万年前分批进入欧亚大陆。那些进入中国地区的人群，有一批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北上；另一批则是沿着东南亚和印度洋交界处，北上之后，有一部分折向西方，有一部分折向东方；而从中亚进入北方的人群，也有一部分在高纬度的高原上，往东分布。这些人群陆续到达，又在不同的时间扩散到各处。他们的祖先虽然都来自非洲，但是在东亚地区的陆地上，他们经过几万年的迁移，为了适应当地的天然条件，分别有各自的演化过程。从大处说，他们都是“现代人”的支派。然而，也不能排除，那些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和原居的人类通婚——例如，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就因此进入了所谓“东亚现代人”的血液中。

细分而言，应当有沿海的族群、北方高原和大平原上的族群，以及中部湖泊河流地区的族群，他们各自有其血统传承的特色。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了生产食物的方法。这些人类的不同族群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也决定了各处人群的文化传承甚至血统的变化。

前面所说的新石器文化前期几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发展到巅峰时，不仅具有广大的领域，还有高度发展的文明，它们必然在自己的地区对周围邻居产生一定的吸引力，甚至控制力。于是，这个大的文化体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归属和认同感，将一个地区的人类集合为某种特定的民族。这种发展过程，会抹去原来不同族群间的各处差异，而使他们自认为同类。同样的，本来是同一族群的分支，在面对强大文化圈的引力和压力下，那些原来是同族的群体却分别被吸入不同的文化圈内。这种分分合合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出现，它对构成族群界分的作用，其实比生理基因更为显著。

离现在四五千年，东亚地区甚至整个北半球，都经历了长期的干寒，仔细地划分，又可以划出三个寒冷的巅峰。在这几个时期内，水分减少，植被完全改变，温带植物的生长线南移。从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到最近陕北神木发现的石峁文化，都反映了北方草原民族南移，草原边缘上的农耕民族筑城自卫。有些靠近北方高原的农耕文化，在这一个时期则转变为牧养文化。面对这一些变化，所受冲击最大的地方是今天内蒙古和甘、陕、晋、冀一带。沿着这条线，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居民，经历了剧烈的生态变化和相应的族群冲突。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理解为浓缩的集体记忆。例如，所谓五帝时代的族群斗争，是中国古代传说的重要事件。“五帝”包括炎帝、黄帝、太昊、少昊和颛顼。我们必须注意到，除了黄帝，这些族群都是在渤海冲积平原周围：炎帝族是农业民族，即所谓“神农”；颛顼一族是制定农耕历法的族群，太昊、少昊都是以鸟类作为图腾的太阳神崇拜者。这些族群，其实就是新石器时代那些发展粟作农业的农人，与在靠近东海岸的地区里牧养和农耕兼具的生产者。作为胜利者的黄帝族群，它的特征则是“以师兵为营卫”，显然是一个战斗的族群。黄帝经过激烈的战争，取得了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开始了一个所谓五帝的世代。后世中国人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后人。然而，对太昊、少昊、颛顼的记忆，晚到春秋时代，都还存留在河北、山东地方的集体记忆中。那一位与黄帝斗争最激烈的蚩尤，在传说中一直是个负面人物，可是在汉代山东地区的传说中，蚩尤还是一个“兵主”，即战神。

相应于寒冷时代的来临，距今大约四千年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朝代——夏后氏的夏代。夏后氏的领袖，可能是许多地方政权的盟主。夏禹的霸权，是召集各地的君王聚会，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政权的秩序。那时，前面所说的红山、大汶口、良渚几个文化都忽然衰退：红山文化让位给东北地区的一些区域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巨大村落人口忽然减少，出土的文物相对于黑陶的精致都比较粗糙；良渚文化高大的人工土山，退化为江南土墩墓旁边的土墩，那些精美的玉器也都不见了。在这一段时期，大汶口文化曾经南下，和良渚文化在今天的苏南地区发生过进退、代替的关系。松江的广富林遗址就是这两个文化相接的交点。在东方海岸，本来辉煌的文化有如此巨大的退化，似乎就是因为气候：海岸线改变致使生产力减低，不能继续维持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精英阶层的文化水平。

另外，在中国东海岸几个强势文化衰退的时候，人口可能会外移。上述大汶口文化南下，与良渚文化在太湖外围发生交集。前者带来的山东地区烧制高温黑陶的经验，可能影响了太湖地区，在德清和无锡出现原始瓷的烧制技术。这在日后会延展为南方釉面名瓷的传统。东周时，吴、越两国横空出世，成为东南大国，其文化渊源，未尝不是起于前述两大新石器文化接触所结下的果实。从福建、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看，遗址的数量增加了，而且文化内容也有相当的改变。也许正是因为良渚、大汶口的衰落，人口陆续南移，促使了后世所谓百越文化的逐渐兴起。距今四千年前的那一次生态环境的变化里，天气寒冷，海水下降，中国东南沿海的岛屿形成较易跨越的“墩石”，有些人群可以涉海外移。今天浙江沿海的岛屿群，就可以为上述良渚文化的一部分人口移往台湾提供通道。台湾的新石器文化，可以上溯到距今三千年。台东卑南遗址的玉刻，其玉材和切割方法都和良渚玉件相近。这一次渡海入台的文化扩散，可能就是在这一波变动之中造成的。最近在福建连江县马祖列岛的亮岛出土了六七千年前的古人遗骸，据基因的检验，有南岛语系[1]人类的成分。那些岛屿人群从台湾再陆续往南迁移，于是出现南岛语族群，他们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因此，台湾原居民的语言是南岛语系的源头。由此可以推知，南岛语系的祖源其实就是包括所谓“百越”在内的东南人群。看来，有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的文化发生巨变的时候，有些人南下进入南方岛屿，逐渐形成日后南岛语系的人群。

相对而言，在东方几个古文化败坏的时候，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二期在中原却是一枝独秀，取得了领导地位。夏后氏代表的夏文化，应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这些文化体的起伏，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人口在迁移。例如，大汶口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迁入河南和安徽，加入了中原文化的队伍。凡此变化，无疑是一次族群的大规模混合和重编。

因此，就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而论，在这一章中，我们至少看见有数次族群的大混合，反映为文化的起伏和兴衰。从这个观点上说，文化对于族群的认同和归属的影响，已如前述，可能不亚于血统本身的因素，甚至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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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岛语系，由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密特命名，主要由太平洋中各大小岛屿上的语言以及亚洲大陆东南端的中南半岛和印度洋中一些岛屿上的语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