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理论

那是两年前的冬天，我住在特隆赫姆，并回家看望了我的父母。圣诞节，我收到了一双溜冰鞋，还有一本让我颇受启发的书叫《孤筏重洋》。我花了一个晚上把整本书看完。这本书讲的是托尔·海尔达尔和几个同伴乘坐轻木筏横渡太平洋的事。航程很凶险，但他们勇气可嘉。最后他们成功了。海尔达尔还证明了他提出的一条理论：太平洋地区的原住民—波利尼西亚人，有可能是从南美洲渡海而来的。很久很久以前，海尔达尔是仍然在世的、最著名的挪威人。他很有名，并且还活着。反正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活着。他是世纪挪威人、20世纪挪威人。人们这么称呼他。他游历过许多大洋，证明的理论一条接一条。他的理论都极富争议，但都很有名。海尔达尔也曾年轻过，他也曾和我一样，所以他29岁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这样？他是不是也没建造过什么超越一堵墙的东西？

在特隆赫姆森林中的丽岸湖上，我穿上溜冰鞋。那天天气很好，冬日的空气灼灼地凛冽着，冰面蓝而亮。风很大，载着我穿过冰面，从湖的一端到另一端。我顶着风回来，转身让风载着我又滑行了一遍。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毫不费力地跨过湖面。我只是滑行过去，溜冰鞋上的金属与冰面相撞时轻轻发出单调的声音。

我是这样想的：海尔达尔写到，太平洋上最盛行的风是从东向西的，从南美洲吹向波利尼西亚群岛。风影响着洋流，所以轻木筏才可以顺风而行。既然人们知道世界上曾经覆盖着许多冰，难道不能设想一群勇敢的南美原住民趁当时太平洋还封冻着的时候踩着冰面渡海来到波利尼西亚群岛吗？或许，他们甚至弄到了简易的溜冰鞋—某种原始溜冰鞋。然后他们就可以借着风—跟我现在的做法也差不多，在海面上滑个上万千米，直到棕榈群岛出现在视线内。

这突发奇想的理论还不错。我换上鞋，把溜冰鞋放进包里步行回家，我的理论已将我点燃。我读到过，我们现有知识的发现，很多都是无心插柳，最好是无所求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出门本来是想在结了冰的丽岸湖上找乐子，我从小就在这片湖里游泳，它一直是我认知的一部分。我根本就无所求。结果呢？没错，我突然就得到了一条理论。据我所知，这条理论很可能开疆辟土，但并不意味着海尔达尔的理论被比下去了。恰恰相反，这分明是同一篇论文的两页。海尔达尔追随自己的思想，而我必须追随我自己的。其他人也可以在冰雪消融之后用轻木筏漂洋过海。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那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去探亲了。那些溜冰出征的先驱留下的传奇不胫而走，口口相传许多年，有人想出海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比造个木筏更自然的吗？没有。这么看起来故事非常连贯。

我继续琢磨，那些穿着原始溜冰鞋朝西滑行的人，肯定得花上几个月，听着单调的风声和铁打的冰刀发出的声音。我估计他们应该能弄到铁，他们又不是一帮丧气鬼，这声音让他们觉得意义非凡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们很可能还创作了一首歌来模仿这种声音，然后一定还排练了原始的、别具风味的戏剧，来向后人讲述海面上单调漫长的旅程。我敢肯定，如今的波利尼西亚音乐里能听到这种冰刀声。那种音乐一定具备鲜明的特征。我一定要追踪一下这种响彻着铁刀割冰声音的特征鲜明的民歌。

但为什么没人发现遗留下来的溜冰鞋？有人会质疑。而且为什么这种特征鲜明的歌从未被反推出冰刀的声音？嗯，我能设想反对的声音。我当然会。其余一切可能都不自然，但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好几个答案。首先，我估计是在我们的时代到来以前很久，由波利尼西亚的潮湿气候造成的。铁放久了，都锈蚀了，锈空蚀尽。其次的可能性更大，当这些英勇的先驱终于看到陆地的时候，当他们接近当时还局部覆盖冰雪的潟湖和珊瑚礁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脱下了溜冰鞋，把它们留在了冰上。然后他们登陆造木屋取暖，殖民周边岛屿，日复一日。时光飞逝，他们定居了下来，因事务繁忙，忘记了要捡回那些在冰上一放就是多年的溜冰鞋，直到气候变暖、冰雪消融。那时候，溜冰鞋肯定沉入了海底。它们很可能现在还在那儿，可能被珊瑚和贝壳覆盖。我能想象它们静躺的地方，肯定不好找。得先知道要找的是什么，还得有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

而民歌从来没有和铁制冰刀发出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没人知道应该听出点儿什么来。肯定有很多人为这种传统民歌中夹杂的声音打动，但他们没有完全想清楚这种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很可能是第一个想通的。我是新思维的媒介。幸运的巧合在我的身体中绽放，恰恰是我。有谁会相信？

找到溜冰鞋，我就离证明这个理论不远了。

理论受到了妈妈的质疑，但并非完全被推翻。我回家跟妈妈讲了这条理论。我的声音里充满激情。她的表情显示出一丝怀疑，我能看出来。她说她从没听说过南半球结过冰。不过妈妈在学校上地理课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点是我提出来的，她也承认自己并不是很确定。假如呢，我说，假如我的理论真金不怕火炼，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发现呀。她同意。“我不应该被保守的想法牵制。”她说。但她很怕我会失望，我明白。她怕自己的儿子贻笑大方。哪位母亲不是这样呢？

尽管出师不利，小受挫折，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坐电车进城去图书馆。《辞海》，我在图书馆里读《辞海》，查冰川期。《辞海》里的地图不包括太平洋。我看到冰川覆盖了大部分欧洲，以及大约整个北美洲和格陵兰。但地图正好到太平洋开始的地方就切断了。《辞海》的作者选择不把太平洋包括在内，是因为不确定？我猜想，把世界的这一部分从冰川期的地图上切掉是因为没人知道。根据经验，我知道有时候研究人员会保留一些信息，比如他们会选择保留自己不知道的信息。这样他们面子上就会好看一些。只说知道的那些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不知道的地方转移掉。我听说有个研究员即将发表他在老鼠身上进行的植皮实验的结果。最后一刻，他发现实验不成功，绝望中他用油性记号笔把小白鼠涂黑了。他是个骗子，他被揭穿了，没能如愿以偿地拿到博士学位。这张地图很可能也是这么回事。有人绘制了一张很好看的地图，色标什么的应有尽有，极尽所能地让读者眼花缭乱、情不自已，从而不再过问为什么世界的一部分不在图上。

这张地图有猫腻。这是不祥之兆。

我期待有一天大摇大摆地走进《辞海》编辑部，走到冰川期主编和他的同事面前，把证据往他们桌子上一拍，说游戏结束了，伙计们。但我得先研究研究。

读到冰川期大约发生的时间点，让人有些泄气。早在元古宙就已经发现了大冰期的踪迹，那可是大约23亿年前。那时候应该还没什么南美人。估计4.5亿年前奥陶纪和志留纪之间也没有什么南美人。但第四纪（新生代的第三个纪）的时候，也就是200万年前，南美人可能开始冒出来了。我能想象，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们慢慢探索森林和安第斯山脉，吃吃肉，和家人共度时光，但他们肯定开始感到有些无聊。他们开始烦躁不安，漂洋过海的念头开始绽放出花朵。夜晚，在他们平静下来之前，他们围着篝火讨论。烦躁是人类的襁褓。而威赫塞尔冰期就发生在不久前，也就几万年前，那时候他们的想法大约已经成熟，可以付诸实施了。当他们中第一个最勇敢的人踏上太平洋小心翼翼地试滑一圈的时候，一个古老的梦想渐渐圆满。很可能是位于现在的秘鲁海岸之外。他将向西前进，朝着希望之地。他们肯定有什么由传奇与神话等构成的宗教，暗示着西方有希望之地。宗教就是这么回事，古今一如。并且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第一个勇敢的溜冰者最终说服了足够数量的同伴，跟他一起远涉重洋。

哪怕最后证明太平洋没有长期冰冻—我很怀疑—我是说哪怕，但也有可能有那么一段很短的寒冷时期与研究人员失之交臂。一两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就够了。我是说难以置信地冷，巨冷。冰封大洋，让英勇的原住民趁机溜冰渡海。好吧，可能性或许不大，但我们能把它完全排除吗？我们有权利排除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吗？我认为不能。

我坐电车回家，坐在那儿想，我忘了查一下传统冰刀的音乐，以后再查。我对自己很满意。这么说总可以吧。我的理论并不一定正确，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懈可击，也没有直接的反证。哪怕最后证明这条理论很糟糕，我估计也可以很快提出一条新的，重要的是现在得乘胜追击。我觉得新的理论随时可能出现。事情都需要被论证，需要被发现。电车只是我的征途上许多交通工具中的一种。就是这种感觉。

我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从阁楼上拿出我小学的学生手册。她也在我面对巨大挑战时为我建立自信心。她真是个好妈妈。我的自信不可撼动。

她还留着学生手册，这让我很感动，上面记载着我的特长，可以说我已经都淡忘了。小学时光一定是我的光辉岁月，现在又回归了。谁都得坚持做自己擅长的事。

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师对我在野外课中的表现做出的评价。这可是重要的课。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学都融合到一种优雅而丰富的学习方法中。如今课程可能已经改名了，教育部给它取了个新名字，但我觉得应该沿用“野外课”这个名字。我非常投入地读着我的野外课评语。

纸页的最上方写着：在校学习与发展情况汇报，特隆赫姆市政府，小学。还写着我的老师—斯万-奥托·谢尔沃—我很喜欢的老师，就是他坐在那儿点评了我的能力，回想起来甚至有些感动。他曾坐在那儿想着我，想着我说过的话、我怎么组织的语言，以及所有的一切。我引用一下五年级期末我收到的点评。日期是1981年6月8日，野外课，阿澜学习非常出色，态度积极，能独立解决问题，有活力，有激情。

第二年，1982年6月8日，野外课，非常努力，成绩优秀，无论书面还是口头上都非常积极投入。

上面还写到我很有礼貌，全面发展。

这些评语使用了非常清晰的语言。我特别喜欢“独立解决问题”那句。我不排除自己能让挪威一举登上世界地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