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说明
18世纪60年代末，随着汉堡民族剧院计划的失败，德意志哲人莱辛（1729—1781）的《汉堡剧评》写作也走向了尾声，他在总结时这样为自己申辩：
我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诗人。虽然有人每每给予我诗人的荣誉，但那是因为误会了我。根据我斗胆做的几出戏剧尝试，不应得出这样慷慨的结论。并非每一个手执画笔、挥洒颜色的人都是画家。1
素有戏剧家、批评家等身份的莱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在西方文史传统中，哲人作诗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比如，柏拉图在某些哲人眼里就有公认的戏剧诗人头衔。换句话说，人们不能因为莱辛的同时代人维兰德（C. M. Wieland，1733—1813）以小说名闻当时，就忽视其哲人的身份，不仅维兰德本人会站出来反驳，2而且精于此道的莱辛也会替他辩护。在谈到维兰德的《阿伽通》时，莱辛看到，
对于思考的头脑来说，这是第一部和唯一一部具有古典趣味的小说。小说？我们只是想赋予它这个名称，有些读者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更多东西。少数不肯花心思的人，他们对什么都不会感兴趣。3
在眼光敏锐的哲人尼采（1844—1900）看来，诗人身份也许是这些思想深刻者必不可少的面具，因为，
思想深刻的人在与别人打交道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滑稽演员，因为要让人理解，他们必须先假装谈论肤浅的东西。（“观点与格言集”，232）4
作为人文中学里“最优秀的史科学生”，少年斯宾格勒（1880—1936）为尼采的高贵精神所倾倒，非常喜欢读这位思想前辈的作品——甚至在礼拜课上偷着啃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学毕业时，已攒下来几大本子哲学笔记和箴言集。对于尼采的上述说法，斯宾格勒颇为赞同，甚至将其视为“我的面具”（《笔记》19）5。
凭靠尼采的眼光，斯宾格勒在后来的博士论文《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形而上学基本思想》（Der metaphysische Grundgedanke der heraklitischen Philosophie，1904）的写作中，更是将前苏格拉底哲人赫拉克利特视为一位独特的诗人，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世界，作为整体来看，像是一部伟大构想的诗作，一部宇宙的悲剧，可以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相媲美。在古希腊哲人中间——或许除了柏拉图之外——他是最伟大的诗人。6
喜好静观和沉思的斯宾格勒，打小就喜欢文学，好作诗（包括戏剧）。身后的遗产中有大量未发表的戏剧、小说残篇，关于文艺的笔记（比如文理中学时期就已经构思的戏剧《恺撒》《苏格拉底》《赫罗斯特拉特》《腓特烈大王》《蒙特祖玛》），以及大学时期的小说残篇《慕尼黑》（又名《将死的羊人》或《狄俄尼索斯之死》），他甚至在见习期间还去拜访大诗人格奥尔格（S. George）。7
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年斯宾格勒徘徊在哲学与诗之间，迟迟无法决定，未来到底是走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的道路。成名后的斯宾格勒私下承认自己很晚熟。
直至今日（1918），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有些日子头脑简单地得过且过，就像个大一新生。当时，我是个昏昏沉沉的梦想家，总是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没用，我得成为一位诗人，但是并不具备关键性的能力……(《笔记》52)
按照斯宾格勒本人的看法，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扰，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
搞文学的只是一帮庸人、混蛋、蠢材，这个时代浪费了我生命里的十个年头。……在某个特定时期，人们需要那个时代的伟人，无论多么遥远，人们总可以向他看齐。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人们在内心会变得残疾。要是1900年尼采还活着并且在写东西，我将会成为怎样一个人！要是尼采没有瓦格纳，他将会成为怎样的人！（《笔记》27）
我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去景仰某人，而不仅仅是歌德和莎士比亚这样过往岁月的伟人，而是同时代人。……由于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崇敬，我的青年时代、我内心的发展被败坏得多么厉害。像1885至1900年这样的时代里，德语文学毫无例外出自一些蠢材和小丑之手。——天哪，人们得感到多么无助呦。（《笔记》54）
在这样的时代，即便寻觅到“一位在精神上处于相同高度的人”（《笔记》26）也不很容易，更不用说苦口婆心调教年轻爱欲的那个人。在后来的《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感谢的并非任何同时代人，而是两位德意志前辈——歌德与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问题。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表达自己同尼采之间关系，那么我可以说，我使他的展望变成了概观。歌德在其整个思维方式上，则是莱布尼茨的门徒，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8
无论如何，《西方的没落》这部哲学作品得到了同时代人——如历史哲人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的认可。不过，此时的斯宾格勒仍坚持认为，“人们应该科学地处理自然，而关于历史，人们则应该dichten［作诗］”（《没落》，第129页）。因为，作为与自然相对立的历史，追究的是人的心灵、性情，它的本质与核心在于“充盈着整个神话、宗教以及艺术思想”的命运有机必然性（即时间逻辑），而这个事实是“纯粹理性批判”的认知形式无法接近的（《没落》，第9页及以下）。相反，只有像艺术家那样，“通过画作、悲剧、音乐等”（《没落》，第154页），才可以传达命运的观念以及承载着命运的真正历史。
哲人斯宾格勒也许并没有忘记自己早年的文学尝试：作于1897年的悲剧《蒙特祖玛》。这一年，学术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先驱拉采尔（F. Ratzel，1844—1904）的代表作《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问世。而在政治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业已由德相俾斯麦（1815—1898）主张孤立法国的大陆政策，转变为在海外积极进取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即德意志版本的帝国主义，标志性事件就是这一年对我国胶州湾的占领。尤其对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感兴趣的中学生斯宾格勒，在德意志土地上弥漫的帝国主义氛围中，早在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构思着自己的“亚非洲”版图。
意气风发的少年斯宾格勒在如莱辛所说的“喜欢把兴趣和轻率视为天才的那样的年龄”，将完成的作品寄给当剧院总监的姨夫，满心希望得到公允评价，不料姨夫在回信里对作品本身只字未提，仅是邀请他开春之后前来做客……旅行回来的斯宾格勒一气之下，干脆将这部悲剧塞进了抽屉里，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部作品直到21世纪过了10年之后才被德语学者整理出来。9虽然如此，斯宾格勒在日后仍持续关注着这个主题，陆续补充了大量笔记，这里选译出一部分，便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
另外，本书还收录了斯宾格勒在世时发表的新奇小说、文评作品和后人整理的史学笔记10。斯宾格勒的大名及大作虽然早已为国人所熟悉11，但是，学界对其人及其思想的认识程度究竟几何，则不很好说。
饮水思源，这部劳作依然献给刘小枫老师。
2020年春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
1 第101—104篇，1768年4月19日，载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458页。
2 康德哲学风靡之后，哲学与诗的分野似乎已经十分明显。俄国作家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1766—1826）于1789年在魏玛拜访维兰德时，将维兰德的小说《阿伽通》和诗体叙事诗《奥伯龙》排除出哲学，维兰德反驳道：“难道《阿伽通》不是一部哲学作品？您可以看到，其中处理了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参见T. C. Starnes, C. M. Wieland. Leben und Werk. Band 2: 1784–1799,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87, S. 180。
3 第69篇，1767年12月29日，载莱辛：《汉堡剧评》，第326页。
4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下卷），李晶浩、高天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3页。改动根据KSA版卷2，Friedrich Nietzsche,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 und II, hrsg. von Giorgio Colli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DTV /De Gruyter, 1988, S. 485。
5 O. Spengler, Ich beneide jeden, der lebt. Die Aufzeichnungen „Eis Heauton“ aus dem Nachlaß. Mit einem Nachwort von Gilbert Merlio, Düsseldorf: Lilienfeld Verlag, 2007, S. 22。以下引用时简称《笔记》。
6 O. Spengler, Reden und Aufsätze, hrsg. von H. Kornhardt, München: C. H. Beck, 1951, S. 46.
7 生平相关可参见A. M. Koktanek, Oswald Spengler in Seiner Zeit, München: C. H. Beck, 1968, S. 95.
8 O.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München: C. H. Beck, 2017, S. IX. 以下引用时简称《没落》。
9 参见A. Birkenmaier, Versionen Montezumas. Lateinamerika in der historischen Ima-gination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De Gruyter, 2011, S. 69–197。
10 O. Spengler,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 hrsg. von A. M. Koktanek, München: C. H. Beck, 1966.
11 比如，人民共和国肇造前就已译成中文的《人与技术》（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董兆孚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马克斯主义在欧洲》（Preußentum und Sozialismus［注：直译为《普鲁士与社会主义》］，刘檀贵译，独立出版社，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