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存《庄子》有多种版本，包括刻本、古钞卷子本、唐写本、敦煌卷子本等。本书采用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影印上海涵芬楼《续古逸丛书》的《南华真经》为底本，以中华书局2012年版《新编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为主要校本。全书校注合一，对校改文字只做说明，不另出校。依通行本对个别通假字所做的校改则不做说明。

本书以“引归”为名，冀求还原《庄子》一书的思想、理论及所涉及的人物关系的原貌。为体现这一本旨，本书注解部分有意设计了注释、解释和诠释几个部分，并对三种注解成分确立了不同的文字表述原则：“注”则求其规范，“解”则求其理当，“诠”则求其论立。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成熟或已达成共识的注解成果，说明历来歧解及误解的失当之处，表达本书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这一原则的结果，必然导致本书的注解文字量远远超过一般注解《庄子》一书的文字量，由此可能会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作者希望能够通过提供更为严谨准确、尽可能保留庄子文风特色的白话译文来弥补这一缺憾。至于对那些想切实地了解本书作者心目中之庄子——或者说，想了解本书作者眼中的“真实的庄子”的读者，则除非细读注解文字之外，怕是没有其他捷径了。

本书注解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句解”作为注释的标注尺度。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容许作者兼顾训诂和义理两种注解取向，避免明人流于浮泛而清人失之盲人摸象、过度支离的注解流弊。通观西晋以来各家注解，本书作者最为推崇的《庄子》注家仍为郭象，后来注家不仅在正确的方面多依从郭象，甚至在错误的方面也深受郭象的影响。因此，在本书凡能以郭象注解通透《庄子》字句义理的内容，作者则尽可能引用郭象原注予以巩固，以概括《庄子》原书的思想。至于郭象所未达之处，则以其他注家的注解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