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缘起

1．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

开埠以后，大量外省移民进入上海城市，由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小商贩等各行业人士组成的移民群体，构成了一个仍然传统的基层社会。这些秉承籍贯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的移民，如何适应正在近代化的城市社会？如何在城市文化中维续自己的家乡习俗？这些问题是理解近代上海基层社会和城市文化构建的重要切入点。城市移民的适应问题当然并不只存在于近代上海，欧洲自工业革命以降就一直存在。虽然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不同、城市发展水平不同，但都面临类似的境遇。无论是早期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的现代化进程，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的外籍劳工问题，都牵涉移民在跨境、跨区域中的城市文化适应及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抛荒进城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当中既有两栖式的农民工，也有通过求职、购房等各种途径落脚城市的人，还有各大城市的“漂族”，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与所在的城市都是不一致的。一方面骨子里怀揣着家乡的日常观念习俗，一方面又参与着千变万化的城市生活，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城市政策制定者又如何管理，这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这一过程贯穿在新时期中国4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形塑着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影响着移出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

在城市中，移民会伴随一定影响因素发生空间位移，从中也可以发现城市内部开发的规律和方向，甚至在当今城市更新的大潮下，这一现象仍继续存在。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来说，目前上海周边各省份的乡村振兴和小城镇振兴如火如荼，开展大量的产业和优化居住环境来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因此，与之相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来到上海务工的外地人员在近十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返乡置业、置产的状况。以上海“五个新城”为例，相对于上海中心城区而言，“五个新城”目前的新外来人口更加集中，其中一部分是参与新城基础建设的务工人员，另外就是无论就业机会还是房地产价格，“五个新城”未来都是人口导入的大趋势。这种情况会形成一个新的人口流动局面，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上海城市人口的构成情况。而伴随“五个新城”建设出现新的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生活区，这一现象对提升城市人文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既要尊重新城原有的本土文化，也要有适应新城产业的创新风尚，更要有作为节点城市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样的人口流动会形成多元的文化现象，但也要注意避免新城建设中出现的“文化沙漠”问题，同时，关注新城文化的多元融合，这有利于吸引人口，加强其情感认同。

日本学者广田康生在关于鹤见区日籍移民的研究中指出，“移民是指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流动，并往往引发一些问题。该过程给个人或群体的认同带来了某种危机，迫使重新调整自己的认同”(1)。对于近代上海来说，这种情况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这个时期的移民不光要适应现代城市生活，更要参与文化建构。如果说城市移民适应问题是笔者关注的起点，那么以此为起点我们也能在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化的城市中看到社会秩序是如何建立的。进一步来说，就是这些城市在概念、理论上的现代化是怎样走向实践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人群的组织化、网络、观念、文化等都是重要因素。正如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代表人物伯吉斯在构筑其同心环理论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20世纪初的芝加哥因为疯狂的城市化过程，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从只有几千人的原木贸易站发展成一座人口近4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成为人类共生的场所，那么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同伦敦、巴黎一样，既具有在地性也具有全球意义，而“城市人”就是我们首要研究的。

2．民间信仰在近现代城市社会的“位置”

民间信仰自宋代以后就变为地域性的文化要素，成为组织地域社会的重要纽带。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高的移民城市，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有可能参与组织城市传统基层社会，帮助移民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朱邦兴等编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中，“大多数工人都是谈论迷信的，甚至相信神鬼灵魂与命运等，但是真说他们一定信仰什么宗教倒也不是”(2)。工人是近代上海人口的主要构成之一，他们的日常生活渗透着关乎乡情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于他们来说代表的不仅是观念，还有与之相连的乡里关系。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指出，中国的城市之不可能走向西方的格局，是因为氏族的纽带未曾断绝。城市的住民，尤其是那些富有的人，与其氏族、祖产、祖庙所在的故乡，一直保持着关系，也因此与其家乡所有重要的祭典及人际关系都维持着。(3)当然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神不是“团体神”，而只是聚落的守护神，并且往往是由城市官员神格化而来。但这一观点在近代上海未必尽是如此。与西方不同，中国城市中的神并不是基于祭祀团体而出现的。除了开埠之前老上海县城原有的一些例如城隍这类神灵是源于当地官员神格外，更多的是出现新的职业团体、地域群体后相应出现的神灵。而这些神灵更是跳出传统乡村氏族的祖先神信仰，将地缘因素从血缘体系中抽离出来。“地缘”本是一个较为抽象的界定，但当它被具化为社会活动、风俗、行为习惯时就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情感认同。当这种认同与共同从事的行业一致时就表现为共同追求的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近代城市的民间信仰既有别于传统城市、乡村的信仰体系，又脱胎于其间，其中跳脱、创新的部分就是基于传统乡村的地缘社会关系。虽然进入城市的移民主要基于地缘形成特定群体，但家乡的血缘仍是他们的眷恋所在。因此，对他们来说“地缘”是对实现不了的“血缘”的缓解。正如韦伯所言：“‘城市’对于其大多数的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故乡’。”(4)

为什么会选择民间信仰这一要素？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是与自帝王至平民百姓几乎所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素，无论是观念、社会心理还是生活习俗、社会群体，都受到信仰的限制。对民间信仰的讨论本质是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存留问题的重新审视，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要素。从法国学者安克强的著作《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中就可以看到，现代化既包括市政、教育、卫生等各种制度层面，也包括民生中的柴米油盐、贫穷、难民等问题。(5)在这当中，与观念相联系的文化、习俗都受民间信仰的影响，它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变迁正是城市人如何应对的体现。移民文化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信仰又是移民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移民社会生活中的民间信仰，有助于理解上海城市文化特征的形成，对现代城市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3．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外部视角”

在以往关于上海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几乎都将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来研究，或者最多是放到江南地域文化中观察，讨论城市内部系统的运转。但是，近代开埠以后，随着西方要素的传入，上海慢慢改变以往本地县城的封闭状态，逐渐走向全球化，与国内其他地区及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因此，从上海之外来看上海变得十分必要。以民间信仰为例，近代上海的民间信仰大多是外地移民带入，要了解这一过程以及它对上海城市的影响就必须溯其源流，厘清这些信仰产生的背景与社会环境，探知其进入上海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存续下来的移民及信仰又对现代城市社会网络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眼前的许多文化、社会现象及城市空间属性。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以来的上海城市接收了大量西方文化，是时尚、摩登社会的代表。但其实，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在近代完成了其文化特征的塑造，这当中也包含了移民所带来的各地传统文化。因此，这个“外部视角”不仅是过去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上海文化，还包括从内部即上海与相关的移民省份之间的关系来看。在这当中尤其以长江中下游的长三角区域省份最为突出，也就是以往研究中所说的“经济腹地”(6)。实际上，上海近代以来是否同样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腹地”是值得思考的。因此，将上海放入近代中国的语境中，以民间信仰来具体分析“海纳百川”的文化，也促使笔者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总的来说，本书希望达到两方面的目标。就内容而言，民间信仰和移民社会是历史文化地理和上海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经由民间信仰层面对近代上海城市外来移民在适应新的城市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重新解读近代以来移民背景下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运转及其文化的形成，而此方面的工作恰恰是深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就研究角度而言，关注空间要素是本书的一个特殊视角。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信仰群体对所奉祀的神祇可能存在空间上的依赖性，并通过其组织群体社会生活、营造独特的城市社会空间，实现社会适应。以此为切入点的微观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希望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形成一种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