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变化（1843—1885）

开埠甫始，上海城市民间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出现消亡、移祀、改祀、增祀、新建的情况。这种状况发生改变是在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同时，租界较为宽松的环境为民间信仰提供了温床。许多外来移民在上海赁屋建立各种寺观，其中包括许多以营利为目的的诓骗行为。当时的《申报》就记载有人在上海城市开设佛店，私下购买一尊神像即可告知民众有如何如何神力，以吸引信众来投放香火钱。他们往往借助于外地某某名山禅院，在租界中开设下院或者分院。(6)虽然当时官方将其定义为“有庙而非庙者”，但在普通民众当中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根据成书于1872年同治《上海县志》可大致复原该时段的民间信仰祠庙情况，共记载86座。同时，利用成书于1883年的光绪《松江府续志》中关于上海县城及周边区域的祠庙记载，可以补充6座民间信仰祠庙。最后，再梳理民国时期的《上海县续志》和上海市社会局的寺庙登记情况，其中包括这一时段内新增和消亡、移祀的民间信仰祠庙13座（表1-1）。

这一时期，西人纷纷在上海承租土地从事地产经营，同时受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祠庙格局出现较大变动。从统计表格来看，咸丰三年（1853）和咸丰十年（1860）两年尤为严重。当然，在这些祠庙中，如东海神坛、施相公庙和天妃信仰等在上海有多处，所以未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战争环境和资本主义入侵后，这些祠庙经常被迫迁至别处，有的神祇进入实力较为雄厚的寺观合祀或者附祀，有的筹资新建。这种城市区域内的移动改变了明清以来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原态，发生这些情况的主要有16座祠庙（如表1-2）。

总的来看，因战争或西人租占而移祀的现象并没有对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种类产生大的影响。其中延真观和财神殿在重建后分别改祀长人司君和新江司君，而原来奉祀的财神仍然存在于其他财神殿，只有延真观之前奉祀三茅君在这一时期消亡。这些民间信仰祠庙在遭兵乱和租占后选择迁建新庙或附祀于其他祠庙，而这一选择也并非随意为之。从其迁建和附祀的对象来看，主要是一些佛道寺观、影响力较大的民间信仰祠庙和被废弃的政府等公共机构。例如武帝庙、关帝庙、吉公祠分别迁建于旧海防厅署基、学宫，而临江阁、高昌司庙、文昌宫分别附祀于佛道的大佛厂、立雪庵、蕊珠宫，新江司殿则附祀于天后宫。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开埠以后租界城市化进程的开展，致使许多力量较为薄弱的民间信仰祠庙被占用，而佛道寺观则免于这种命运。因此，民间信仰为了能够存续下去而选择附祀于佛道寺观，以期得到保护。在已消亡和移祀的祠庙中，多是在明清时期就已建立成已存在的传统祠庙，其分布状况复原地图如图1-1所示。

可以发现，因战争破坏消亡和移祀、改祀的民间信仰祠庙均位于上海县城的四个城门内外以及县治附近，这里是传统民间祠庙分布的密集区，但这一时期租界内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1869年12月1日，四川路和江西路之间的华人村庄，董事会发现为了加宽其中的一条马路而拆除某些房屋要工部局支付的赔偿费很大。决定目前不再对此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7)

租界内因原有祠庙数量较少，加上华人村庄中涉及的祠庙拆除费用高，工部局和公董局在城市建设中也没有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因此祠庙消亡的现象并不严重。

在上文统计的32座消亡和移祀祠庙中，明确记载的有14座为战争所毁，且时间多集中在咸丰三年（1853）、四年（1854）、五年（1855）、十年（1860）。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并迅速占领上海县城。不断壮大的小刀会向上海四郊发展，并占领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周边县城。至咸丰四年（1854），法国舰队向小刀会宣战。1855年，法军和清政府配合与小刀会展开激战，并用炮火争夺上海县城的城墙。这次战役主要集中在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尤其是城墙内外。

至咸丰十年（1860）7月，太平天国军队攻占松江府城，逼近上海，英法军队分别组织防守东北和西南四座城门，并于同年8月进至上海县城西门，双方在此进行激烈战斗。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对上海的进攻。太平军对上海县城及其周边的民间信仰祠庙造成的损毁，一方面有军事进攻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太平天国不允许奉佛敬神，反对偶像崇拜。根据上文统计，期间明确记载因此消亡的祠庙包括：晏公庙、立雪庵、观音阁、大佛厂、文昌宫。除此之外，1843—1862年间另有12座祠庙因战争消亡，无法确定具体年份。

1843—1885年间上海祠庙的消亡集中在前半段，主要是因为开埠和战争。1843年开埠以后，海外移民陆续进入上海，他们眼中的上海充满了投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房地产业迅猛发展，旅沪的外国商人通过多种途径购买和占有土地。(8)祠庙作为公共资产，成为被租用、占有的首要选择。这种情况在同治年间的《上海县志》以及工部局、公董局的档案资料中多有记载。如上海县城的先农坛，建于雍正四年（1726），原本位于县城北门外。开埠之后，由于这一区域成为法租界，先农坛被法国人占用。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今其地为西人租去，咸丰十一年（1861）知县刘郇膏移建小南门外陆家浜南。”而南门外的立雪庵始建于宋代，也在咸丰十年（1860）“屯驻西兵”，以致庙宇销毁。这种情况在开埠之始较为常见，祠庙或为外国商人直接租赁，或毁于兵荒后地块为西人占有。晏公庙位于上海县城西门外周泾，“咸丰十年燬于兵，庙地复为西人租去，僧观慈迁建于承恩桥西社稷神坛之右”。关于这一事实，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会议记录和法租界的公董局档案都有相关记载。租界建立之后，关于租界内原本存在的祠庙归属问题，中国政府与租界曾达成一致，即天后宫、虹庙等属于上海县管辖，而其他庙宇却没有明确的规定。(9)因此，在开埠之后被租赁或占用的祠庙均位于租界内。

除了消亡、移祀、改祀、附祀的情况外，1843—1885年间上海城市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民间信仰祠庙。将同治《上海县志》和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上海社会局对祠庙调查的资料综合起来，统计出1843—1885年间新建立的祠庙数量（如表1-3所示）。

1843—1885年增加的民间信仰祠庙及供奉民间信仰神祇的祠庙共32座，其中修建于道光年间的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延真观、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观音庙、道光末年的陈公祠；咸丰年间有10座；同治年间7座；光绪年间12座。道光年间出现的3座祠庙中，延真观实际上是移建，只有陈公祠是新的祭祀种类，祀陈化成、杨庆恩及阵亡军士。陈化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调任江南提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陈化成开始着手吴淞炮台的防御，保卫长江水道。1842年吴淞之战爆发，陈化成牺牲。因此，在道光末年出现了奉祀陈化成的祠庙。

直至1855年之后，新建祠庙数量及种类才有所增加。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29座祠庙中有7座是祭祀在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战乱中牺牲的将领及官员，可以看出英雄崇拜成为这一阶段民间信仰繁盛的一个原因。中国自古就有崇拜圣人、英雄的民间信仰传统，并且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祠立庙为标志，这一阶段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中英雄崇拜的繁盛则是不仅出于他们在战事中的英勇精神。

除了英雄崇拜传统对民间信仰种类的影响外，上海城市传统的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生变化。伴随开埠的深入，不同籍贯来源的移民携带的地域性使得民间信仰开始出现按籍贯区分的特征，例如在这一阶段新建的里虹口鲁班庙和河南北路天后宫是由粤籍移民建立。他们以自身籍贯为条件建立民间信仰祠庙，并且对信众身份做了严格的规定。又如位于吴淞区的观音庙，由旅沪粤人捐资购地建筑，而在运行方式上也由旅沪粤人公举委员管理，用以纪念往哲。(10)开埠以后，民间信仰在地域籍贯、行业上的这一区别，实际上使其自身具有更强的社会指示意义。

在战争摧毁和移民进入的情况下，各个祠庙所奉祀的对象也开始出现杂乱现象，例如，莲座庵应属于佛教庵堂，其中却供奉关帝、地母，三星堂则同时奉祀关帝、猛将、三官。太阳禅寺、天后宫、国恩寺、白云观也有同样的情况。关于混祀的问题，下文再详细论述。

在以上统计中，笔者将观音崇拜也计入其中，期间共建观音祠庙、寺观7座。观音崇拜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佛教信仰，而是慢慢演变成民间信仰，并开启了近代上海佛道神灵向民间信仰转化的大门。

总的来说，1843—1885年间新增加的祠庙因为英雄信仰的繁盛而丰富了这一时期民间信仰的种类，而其他方面的变化都是因上海城市传统民间信仰在战争、移民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转变。与本研究相关的尤其是这一时段内伴随移民进入，民间信仰开始按信仰群体出现籍贯区分。

从空间位置上看，新增加的祠庙开始向租界范围内扩散。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小刀会战乱中兴起的英雄信仰祠庙除了吉公祠之外，其他均分布在上海县城内官署密集的西南部，而其他一些新增祠庙则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公共租界北部和南市区。这期间，祠庙的变化主要是在1853年、1863年两个时间节点之后。从1863—1872年间上海城市新建祠庙的分布复原来看，新增的7座祠庙有5座分布在南市；而1873—1882年间新增的28座祠庙，其中6座位于上海县城内，11座位于南市，租界地区在这一时期新增祠庙为9座，主要分布在公共租界北区。与1873年之前相比，租界内祠庙增加的原因在于1868年起工部局开始决议租界以内允许收留中国贫民。

1868年2月10日，租界内收留中国贫民的住房已经开放。它已做了大量的好事。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可清除街上的乞丐；第二，向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提供食宿。(11)

虽然这一决议没有立即生效，但之后一段时间内进入租界的移民增多，1873—1882年间新建祠庙数量也随之增加。

对1843—1885年间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空间复原，只能依靠截取其中一年作为时间断面来表现。同样，以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为基数，补充进1867—1885年间增加的祠庙数量。同时，因方志对祠庙的记载往往因循旧志，新老两志之间时间段内盈亏的祠庙没有落实记载，因此，在复原过程中需要去除开埠以后消亡的祠庙。此外，遇有重建或移祀的情况，要选择变化后的地点，以其所供奉的神祇内容为取舍标准。期间一些标明新建的祠庙实际上在是之前已经存在的祠庙基础上改建而成，在名称和地点上都有很深的渊源，因此这种情况不能视作新建祠庙。例如分水庙，同治《上海县志》中记载其位于“虹口南北分流处”(12)，上海社会局的调查档案中记载，分水庙新建于1875年，位于临平路一号，(13)但二者实为一处。再如观音堂，一处为中山路陆家宅第15号，另一处名称为陆家观音堂，地点在中正路244号。类似于这种不同资料的不同记载但经考证实为一处的，在复原时只取一处。(14)这些变化和定位困难的原因就在于移建和重建，虽然名称不变，但往往祠庙性质已经变更。

根据民国《上海县续志》及社会局的两次调查，1867—1885年间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祠庙共86座，新增加的民间信仰祠庙有3座。将光绪《松江府志》中不重复的6条资料补充进去，即1843—1885年间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祠庙最大数量为95座，分布如图1-2。

根据上图所示和该时段内祠庙数据库的统计，1843—1885年间祠庙的分布特征可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块状、散点、带状。

祠庙分布的块状分布，主要是指祠庙围绕以某一点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分布，这一类区域集中在人口流动比较大的地段，例如上海县城的北门、小南门、大南门、西门、小东门、大东门内外区域。此外，还有以城隍庙、县署、学宫等建置为中心的区域，以及以虹口港和引翔港为中心的区域。以上这些祠庙多位于上海县城的二十五保以及二十三保以内。

民间信仰祠庙散点分布，是指文献记载祠庙分布时没有指出周边标志性建置，同时从复原地图上看也是呈分散状态，这些祠庙主要分布在闸北地区以及公共租界西部区域。

上海区域自古以来就是河网密布，带状分布特征是指祠庙位于沿河流等线状自然实体分布，例如苏州河、虹口港、杨树浦等。从地图上来看，苏州河沿岸分布有11处祠庙。但实际上，位于河流、浜浦沿线的祠庙数量不止于地图上所展示的。因为开埠以后上海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在租界地区，填浜筑路使大量河浜变为城市道路。也就是说，上图所展示的许多祠庙原本是位于河浜沿线的。例如最初位于英租界的保安司徒庙，文献记载其地理位置是这样的：“原名矴沟庙，在北门外矴沟浦上”(15)，而矴沟浦也就是后来的南京东路，矴沟庙即保安司徒庙（虹庙）。再如位于延安东路的陆家观音堂、北宫寺、夏王庙等，文献记载位于中正路244号和界浜，而中正路244号也就是位于现在的延安东路，是由界浜填筑而成。

其中位于公共租界南区的祠庙有6座，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有21座，法租界以内为6座，闸北2座，上海县城及南市为60座。在每个区域内部的祠庙分布上，公共租界内的祠庙主要分布在苏州河两岸、界浜以北、虹镇以及引翔港镇。苏州河两岸有周太仆祠、金司徒庙、金龙四大王庙、海公生祠、吉公祠、三公祠、通济龙王庙、天后宫、送子庵。界浜以北有陆家观音堂、夏王庙。虹镇不仅是商业、人口集中的地方，也是虹口港所在地，这里有全公祠、鲁班阁、公输子庙及猛将堂。与虹口港几乎相连的区域——提篮桥，分布有分水庙、义王庙、沉公祠、萧王庙及两座皇母宫。(16)

法租界内祠庙则分布在县城的西门外，这里是开埠之前二十五保祠庙的分布密集区，开埠后祠庙在空间位置上隶属于法租界。除西门外，法界内的祠庙还多分布在与县城、南市交接的二十七保一图、二图、五图等区域，这里不仅是受县城影响祠庙分布的传统密集区，也是早期法租界人口集中且进行城市建设较早的区域。县城内及南市的祠庙主要分布在南门外、东门外以及以城隍庙、县治为中心的城市区域。与租界不同的是，县城及南市的祠庙种类除了相同的庙、堂、宫之外，还分布着许多祠，例如花神祠、周万二公祠、三李公祠、许徐二侯祠、仁寿祠、陆文裕公祠、潘恭定公祠、徐文定公祠、蒋参议祠、范烈妇祠，主要祭祀明清以来的先贤以及节孝榜样。

总的来说，开埠伊始的1843—1885年间，上海城市的祠庙因为战争等因素遭到损毁，西人通过直接租占方式导致传统祠庙消亡或迁移。同时，进入上海的移民数量增多，无论是来自国外还是国内其他省份，他们都对上海城市的祠庙数量增减产生了影响。国内移民则是将其籍贯地的民间信仰带进上海并新建祠庙，或者在上海按照其地域籍贯来对祠庙进行划分。但是因为这种进程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在此影响下消亡和新建的祠庙变化幅度没有战争的影响大，而是表现得缓慢且持续。因此，1843—1885年间上海城市祠庙的布局基本沿袭了旧有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