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他序

社会政策与社会主义，表面迥然不同。社会政策得以资本主义为骨干，社会主义则以民生问题为基础。二者的出发点，既然歧异；经过的路程，又夷险不一。而归着点却相离不远。试观我国现在情状，除少数大商埠，略有资本主义的具体化外，姑勿论穷乡僻壤，即一般内地，多半在浑浑噩噩时代。生产与消费，都处在天然状态之中。若采用极端的社会主义所主张之攘夺手段来解决民生问题，必至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且无异割鸡而用牛刀。故用温和的民生主义，来预防资本阶级的跋扈，实在是对症发药。而社会政策，即是我们对面一块大镜。凡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形无形的罪恶，统统映在我们眼帘之内。欲预防资本主义之形成，自然容易。譬如走路，殊途同归。所以说归着点相离不远，就是这个道理。童果顺君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斐然独出，于受课之余，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泰斗瓦格纳所著的财政学，就其理论上重要部分，择要撮出，纂成一书，复撰附录二篇，关于社会政策的由来，瓦格纳的社会政策思想，加以叙述，以与正篇相映并论，显豁明了，无复余蕴。就中参考松下芳男所著的《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论》和泷本美夫所著的《瓦格纳的财政学》，融会贯通，原原本本，如数家珍。凡若田野森林矿山盐铁工场住宅银行铁道等等，关于国有说或私有说；复次如财政上税收的意义，税收的原则，税收的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国家征税权力来矫正社会之不均，均有极透彻的分析，与最简明的论断，便于披览，易于记忆。当此训政伊始百废待举之时期，不特知往察来可资借镜，且由社会政策而进于民生主义，似为今后许多国家经济进化必经之阶段焉。

陈长蘅(1)序于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民国十九年（注：1930年）六月上旬

(1)　陈长蘅（1888—1987），重庆荣昌人，字伯修，号建公，1906年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为中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任教，后曾担任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和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等。——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