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瓦格纳定律”之争

对瓦格纳财政学思想的概述不可能离开“瓦格纳定律”，日本学者木村元一教授甚至认为这是当时财政学中唯一得以定立的规律(39)。按照实证经济学的研究“套路”，“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被当作是“瓦格纳假说”（the Wagner Hypothesis）来处理，认为瓦格纳通过预言经济发展过程将伴随公共部门的增长而引起了人们对政府规模的关注。因此，现有对瓦格纳定律的理解或描述都包含有对瓦格纳假说的实证检验，对这个假说的实证检验也被认为对公共政策和财政可持续性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0)，其方法主要遵循了皮考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在1961年出版的《英国公共支出的增长》(41)中的做法，那就是将政府视为一个外在于民众的财政实体（a fiscal entity）并用政府支出总额为基础来度量其规模。

只是长期以来的众多实证检验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其原因首先在于对瓦格纳定律的理解或描述有很大差异。Magableh在其2006年的博士论文《对瓦格纳公共支出增长假说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将这些理解或描述主要分为六种类型(42)。（1）Peacock和Wiseman认为公共支出应以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速度平稳且持续地增长，并假设公共支出的增长与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相关，需求的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增长。因此，政府支出水平是一个关于国民收入的函数：GE=f（GNP）。（2）Gupta认为政府支出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他使用人均指标来度量政府规模和经济发展，其函数关系为：。（3）Pryor认为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公共消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公共消费支出是对政府支出的狭窄定义，其函数关系为：。（4）Goffman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公共支出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均GDP增长的速度，其函数关系为：。（5）马斯格雷夫（Musgrave）认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其函数关系为：。（6）Man认为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增长将快于GDP的增长，其函数关系为：。另外，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说，也有线性和非线性等不同的结论。

要打破这一众说纷纭的认识困局，需要先回到要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本身。Magableh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回到瓦格纳著作的相关英文译文来探寻瓦格纳的原初表述。Magableh认为，瓦格纳关于国家行动扩张的主张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被后来者忽略了，一是瓦格纳认识到政府相对规模的扩张一定是受到某种上限限制的，因为政府规模的扩张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二是瓦格纳虽然主张以政府支出这一财政维度来度量国家行动的规模，但他同样认识到“规制行动”（regulatory activity）也是经济中国家行动的另一维度。规制通常被定义为不同于支出、税收和直接提供服务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规制行动与财政行动是互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又具有竞争性或替代性。在Magableh看来，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政府规模扩张受到的限制不一样，规制行动与财政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一样，忽略这些方面并缺乏对相关内容进行细致处理的实证研究也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了。进一步地，Magableh通过对瓦格纳原著英译本的研究，认为瓦格纳假说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关键要素：（1）瓦格纳观察到的那些公共支出增长的国家正处于从农村农业经济向城市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2）瓦格纳倾向于从政府支出所代表的国家财政方面来衡量这种增长，但他还认识到规制行动也是国家行动的另一个维度；（3）瓦格纳倾向于通过收入增长来衡量经济发展，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数字反映人口变化；（4）瓦格纳认为以公共活动为代表的公共经济是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随着整个经济的增长而按比例增长；（5）瓦格纳认识到，政府不可能永远增长，必然会受到某种限制。

Magableh对瓦格纳原著相关英文译文的归纳，显然已经足以让我们认识到瓦格纳所实际表达的意思要比被检验的内容更为复杂。Magableh在讨论瓦格纳的原初陈述时只直接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从Biehl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引用的瓦格纳1911年的一个表述，即“从历史上看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随着经济的进步，公共活动会进行扩张”(43)。另一句是Hutter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中引用的瓦格纳1879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中关于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关系的一句话，即“为了最大化物品总量和最优化分配，必须寻求两种体系的结合。最优组合将随着经济行动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44)。Magableh引用这里的第二句话作为第一句话的潜在假设，以强调瓦格纳的有机国家观，并将其解释为瓦格纳注意到经济中的政府规模与经济中经济行动的总体水平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理解瓦格纳定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瓦格纳的有机国家观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将政府规模理解为是外在于经济的看法。我们前面提到，各种对瓦格纳定律的实证检验都基本接受了皮考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1961年在对英国公共支出所做研究时的处理方法。皮考克和魏斯曼在承认瓦格纳基于事实观察并对其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比纯粹为了满足逻辑而不顾事实的研究方法对其更具吸引力的同时，也明确拒绝了瓦格纳的有机国家论。在他们看来，有机国家论是瓦格纳主张的两个重大缺陷之一(45)，这一理论并不优于对国家性质的其他解释，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该理论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但皮考克和魏斯曼的这种结论是断言性的，并未为其结论提供详细的辨析，其意在于提出自己的“政治性”主张，即“政府喜欢花更多的钱，公民不喜欢付更多的税，政府需要关注公民的意愿”(46)。这种“政治性”主张的实质就是将政府看作是一个独立于公民的实体，这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主张是一致的。因此，那些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对瓦格纳定律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从根本上误置了自己的重要理论基础。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皮考克和魏斯曼在书中对瓦格纳定律的评述(47)，其文献依据是瓦格纳在1890年出版的德文版《财政学》。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样三页多以“瓦格纳定律”为小标题的内容中，皮考克和魏斯曼仅直接引用了瓦格纳原著中的一句话，他们认为这句话表明瓦格纳的核心主张，即“（国家行动增加的）规律是对进步国家进行经验观察的结果，至少在西欧文明中是如此；社会进步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相关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强制性公共经济，为此提供了解释、理由和原因。财政紧缩可能会阻碍国家行动的扩张，其阻碍程度受到财政收入的制约，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反过来。但从长远来看，一个进步民族的发展愿望将永远克服这些财政困难”(48)。但从瓦格纳的这句话却无法直接得出他们所认为瓦格纳定律——“瓦格纳……主张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产出的增长速度”(49)。相反，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瓦格纳定律的“真相”，它指的是国家行动增加的规律，这在坂入长太郎在《欧美财政思想史》中阐述瓦格纳定律时曾直接引用的瓦格纳德文原著的两句话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其中，第一句是“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物质财富、货币），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然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第二句是“不同国家及时代比较，进步国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活动呈现有规律的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既系外延的又系内含的。即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提出新任务的同时，有的职能也在进一步扩大。于是国民经济的要求，乃更广泛更充裕，为满足这些涌现的需要，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经费增加的统计上，雄辩地说明这一点。”(50)从这两句话来说，瓦格纳的意思是较为明确的，即尽管政府财政经济范围必然随不同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不同，但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却表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政府会加入新职能或扩充原职能，这可由政府经费在统计上的增加得到证明。

如果瓦格纳原著中关于瓦格纳定律的表述主要是这几句话，那么瓦格纳定律真正要指明的是政府职能新增或扩大的趋势性事实，而非政府经费膨胀的趋势性事实，后者只是被用于证明前者的一种可能证据。因此，那些将瓦格纳定律表述为政府经费膨胀规律或国家支出膨胀规律的认识，以及各种基于政府经费增长概念与国民收入概念间关系来理解瓦格纳定律，都是将证据等同于需要被验证的结论本身，而要被验证的结论则成了解释该证据的原因。就瓦格纳所意图揭示的瓦格纳定律来说，这些实证研究可能是陷入了因果倒置或本末倒置的误区。之所以说是可能，那是因为受语言能力限制，整理者本人并未读过瓦格纳的德文原著，因此也无法基于其前后语境来确凿地证明瓦格纳定律的真正含义，上述判断只是基于少量已有英译或日译段落进行推断得出的，希望今后能有研究者基于德文原著全面引证和阐述瓦格纳的瓦格纳定律。当然，作出上述判断也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实证研究的价值，而是说它们与瓦格纳所表述的瓦格纳定律是否得到证实无直接联系，它们其实只是受到了瓦格纳所关注问题的影响或启发，正如皮考克和魏斯曼在其1961年的研究中所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