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人口老龄化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是中国基本的人口国情，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比例将迅猛增长。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从2020年的77.47岁提高至2050年的82.28岁，同时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将增至1.15亿人。针对这一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既是一种现实的压力，也是一种要求人类文明开启转型的契机，其中孕育着机遇和挑战。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我们要牢固树立健康参与的积极老龄化理念，建立完善以个人自我养老服务为基础、家庭养老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服务为补充、政府养老服务为兜底的养老服务体系。在社会政策层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转变人口发展理念，调整生育政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维持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治理层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对老年人更加友好和更多关怀的社会，加强对老年人群的疾病预防，对社会公共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保护老年人的脆弱性，增强老年人适应社会的能力，推动积极老龄化。在社会文化层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的伦理氛围，加强代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帮助老年人过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老年议题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相比老年医学和社会学对老年问题的重视，哲学和伦理学对“老年”问题的关注显得不够。本研究的目标恰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该研究认为，老年问题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因为它涉及我们如何过好一生的最后阶段。对“老年”的探究不仅涉及某一个群体，即老年群体遭遇的问题，它首先还是每一个个体的问题，即“我”如何面对“我”的老去。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老年人并不存在。有些人即便高龄身体还很健康，各项身体机能正常，而另一些人则会因衰老而产生严重后果，包括身体和精神的衰退和残疾。由于生物老化是各种分子和细胞损伤随时间积累的结果，生物年龄（biological age）可能会提供有关个人健康的信息，但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生物年龄标志物。年表年龄或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在许多国家的社会支持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划定养老金的年龄门槛。然而，按实际年龄来定义老年也是社会歧视的一个可能特征：退休的人可能会被指责对社会的贡献比劳动的人少，从而被视作社会的负担。[2]此外，看待老年的生物医学视角、社会学视角与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往往将老年看作一种身体状态或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后者则将老年视为与童年、成年类似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一阶段有其独特的存在状态和精神生活。在涉及老年问题时，前者占据了今天社会舆论的舞台，这也是有必要从哲学和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老年的原因之所在。本研究认为，除了将老年界定为衰老这种客体化的思路，我们还需探究看待老年的一种内在视角。根据前一种视角，衰老意味着疾病和丧失，它往往带来对老年的负面看法，相反，看待老年的哲学和伦理学视角能够肯定老年生活的独特意义和存在价值。它将指出，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在应对年老带来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风险的问题上，可以做出独特的贡献。它还将尝试探讨在新兴技术条件下，老年人护理出现的新方式及其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以及超人类主义者以延长人类寿命来延缓衰老可能遭遇的伦理问题。该研究将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针对中国的老龄化现状提供一些伦理建议。

张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