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观察北京叙事的新角度
2022年10月，北师大文学院召开了一个题为“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的研讨会，我有幸听了一场发言，启发良多。
与会的专家从不同角度谈了北京文化的多个界面。有的专家从“满汉全席”的形成，谈到了北京饮食和“中国饮食”的形成，以及其中的政治因素，认为北京之所以成为元明清以来的都城，与北方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地域争夺、政治与文化博弈，与北京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物产结构、漕运条件、饮食结构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给了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很大的启发。因为这与新文学的形成、北京叙事的形成，几乎有着同样的原因。没有外来的异质文化的影响，显然就不会有老北京特有的风俗、饮食、文化与权力的结构特色，也不会有曹雪芹、老舍这样的作家出现。
没有比《红楼梦》更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灵的文学作品了，也没有比《红楼梦》更能够代表中国美学与中国传统精神的文学作品了。一个中国人，有着黄色的皮肤，还不一定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他如果没有读过《红楼梦》的话，就不能够完全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不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显然，谈北京，不只是谈一个地域概念，还是谈一个丰富的历史概念，一个文化杂糅与交混的概念，一个南北方不同民族在东亚特定的大陆性气候与地理条件下，在漫长的交往、融合、博弈过程中不断变动的概念。在这样的北京看北京的文学，就有了不一样的视角。
曹雪芹显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曹雪芹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了中原文化，将之融合在一起，通过《红楼梦》参与建构了真正的“中华文化”，并写出了最典范的中国文化作品，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故事”。
还有一位专家谈到了不同时期北京的民间世界的娱乐活动——在北平沦陷的时期，有一个“隔音空间”，其中“戏照常演”。所谓的隔音空间，也就是剧院、茶社之类的地方，其实就是与政治区隔的日常生活、民间生活的空间。抗战时期，北京的演艺活动居然也相当丰富。他举出了日本和西方人的著作，展示了他们对于大历史之外、之内、之下的老北京的日常生活观照，这同样也是一个观照文学的好角度。事实上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应该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政治性的发端，就是1978年年底刘心武发表的《班主任》，这是始于北京作家对大历史的召唤与回应的产物，相似的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等；还有一个就是非政治性的发端，或者叫民间的发端，1979年邓友梅发表《话说陶然亭》，随后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相继发表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写的是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不入流的边缘人物，但正是这些民间社会中的人物，开启了“风俗文化小说”的进程，这一进程成为后来“寻根文学”的源头，也是使文学回归日常生活，成为“文化”（而不纯然是政治）的一部分的先声。所以，某种意义上，北京书写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其实包含了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它对这两个空间都起到了开启和引领的作用。
显然，北京既是一个特别敏感于时代的地方，又是一个特别接近古老传统的地方。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钟鼓楼》的发表为标志，刘心武由时代弄潮儿式的作家，变成了对传统更情有独钟的作家；而更年轻的王朔，则成为具有新的时代敏感性的作家，他对于“新北京话语”的创造性使用，应和了变革时代中国人的语言方式以及语言构成之变的生动进程，他是一个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家。
北京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地方，新旧文化的激荡在北京最具有代表性，这不但决定了北京的传统性、时代性和丰富性，而且决定了它在政治性与民间性互动层面的复杂性，而这正是文学的最佳土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获得了对之前的北京书写、北京叙事、北京文学的更多研究视角，而且对当下和未来的北京文学的发展也寄寓了更多期待。
张清华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