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京文学”的空间和文学经典化
——以《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周年经典丛书中篇小说卷为中心
这个单元讨论时间北京，非常重要，也颇有新意。我讲的是空间北京。空间和时间有关系，而且是互为前提的。“空间北京”的想法受到2014年（莫言获诺奖两年后）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启发。这本是大学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是当看到法国汉学家杜特莱，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德国汉学家郝穆天，荷兰汉学家马苏菲，韩国汉学家朴宰雨以及国内诸多著名批评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齐聚会议时，我突然意识到，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国际团队的共同努力，莫言几乎是不可能获奖的。这个庞大的团队还包括没有莅临会议的葛浩文、马悦然、陈安娜等著名汉学家。因此，当莫言获奖时，极度兴奋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界，还有这个国际团队的所有成员。这时我们也就理解了陈安娜在莫言获奖时的心情：2012年10月11日19时30分，陈安娜在瑞典文学院发布莫言获奖的消息后，仅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两个表情（一个太阳和一只蛋糕），对莫言的获奖表示祝贺并晒出美好心情。这条微博被网友大量转发，许多中国网友向她表示感谢。当晚，陈安娜又发表微博表示：“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大家都一起高兴！”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莫言获奖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告知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业已形成。这个语境的形成，除了文学的通约性以外，与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大有关系。试想，如果在索尔仁尼琴或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西方汉学家如此积极地译介莫言，莫言的命运将会如何？冷战结束后，中国文学悄然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大家不仅相互沟通交流文学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认同、不断妥协的过程。比如，文学弱势地区对本土性的强调和文学强势地区对文学普遍价值的坚守，其中有相通之处：因为本土性不构成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对立和挑战；但在强调文学本土性的表述里，显然潜隐着某种尚未言说的意识形态诉求。但是，在“文学联合国”共同掌控和管理文学事务的时代，任何一种“单边要求”或对地缘、地域的特殊强调，都是难以成立的。这是由文学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语境决定的。这种文学的国际语境，就是我们今天切实的文学大环境。这意味着当下中国文学处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之中。或者说，当中国的文学空间拓展了之后，我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文学成果，它更新了我们的文学观念，拓宽了我们的文学视野，我们了解和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学气息和多种可能性。
“大北京文学”的观念，是北京文联、作协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带动了北京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同地域的作家，都可以成为北京的签约作家、专业作家。他们为北京文学带来了新的经验、题材和气象。他们的经验正在融入北京的文学和文化之中。一个具体的实践行为是，在《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周年之际，《北京文学》编辑部“为了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反映《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不同时期作品的风貌”，编选了“《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周年经典丛书”，共四卷六册，其中中篇小说有两卷，可见中篇小说在编选者心中的权重。编选的共12位作家的12部中篇作品，不仅是《北京文学》视野里的经典，同时也可以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无可非议的重镇。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来的北京作家，他们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塑造了北京独特的文学气氛：所谓“文坛”，在北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竞争构成了一种危机，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动力，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为数不多的随处可以畅谈文学的城市，这是北京的优越和骄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文学》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实践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不同身份的文学家以文学的名义在北京相会，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以及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发动机和实验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通过这些中篇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北京文学地理的走势与变化。
入选的作家有余华、迟子建、蒋韵、刘震云、谈歌、李佩甫、李唯等，他们并非北京本地作家。但《北京文学》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吸引这些作家发表了重要作品。余华的《现实一种》是他引起文坛注意的重要作品。陈晓明说，对于“文学怎么描写现实”“小说怎么表现真实”这类问题，余华在1988年通过《现实一种》做出了激进的回应，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这篇作品直到今天读来还很有力度，我们能够感到余华文字那种刀刀见血的力道，以及背后渗透出的那种残酷和令人绝望窒息的现实感。张燕玲认为，迟子建的《零作坊》讲述了屠宰场女主人翁史美痛楚而浪漫的故事，这正是迟子建“理想主义的抒情性”的一次变奏。作者以屠宰场心性浪漫的女主人所象征的理想主义，反观残酷的现实存在，让翁史美分裂又自然的人格在牲畜的血腥与艰难的人世中生长出灵魂之花。孙郁评价蒋韵的《心爱的树》说，蒋韵感知世界的方式与同代人多有不同。她从畸形的生活里看到了被压抑的美，而一切都没有答案。文章对于沧桑岁月里温情的表述是非左翼式的。我们于灰色世界的苦楚里感到了充满暖意的光泽。白烨认为刘震云的《单位》“不露声色，嘲尽世情”。在我看来，《单位》确有世情性，但更重要的是，刘震云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构建了“新写实”这一巨大的文学潮流。何平说谈歌的《天下荒年》的思考，一定意义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但小说中对旧生活的拷问，显示了谈歌的文学视野和思想深度。何向阳认为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展现了与生俱来的乡愁、人类的黄金童年、接近真相的理论。李唯的创作数量并不多，但这部《1979年的爱情》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其中一波三折的爱情婚姻让人一言难尽，但艺术上却别有心裁、绝处逢生。真是群星璀璨，他们是各种文学潮流的领袖人物和代表性人物。而刘恒、徐小斌、叶广芩、毕淑敏、邓友梅等或是北京人，或有北京生活经历，但并非都写传统的“京味小说”。可能只有邓友梅的《那五》写了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现在看来颇为难得。贺绍俊说，《那五》有“超越时代的共名性”，所言不虚，至今那五的面孔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的风情画，也让我们记忆犹新。刘恒、叶广芩、毕淑敏和徐小斌虽然没有写北京生活，但我认为他们的小说毫无疑问也与北京有关：是北京的经历或阅历照亮了他们的生活积累，北京的地缘优势使他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文学视野。刘恒的《伏羲伏羲》并没有在“京味文学”的谱系中展开，但它对人性的开掘，对人的欲望的描绘与对非人性的“伦理秩序”的挑战，是那个时代冲决一切思想牢笼的极端化和形象化的阐释。它的文学性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鲜红玫瑰。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表达的是生命伦理学、医疗现实、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话题，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重读该作，仍有初次阅读的惊悚和震撼。在贺绍俊看来，捍卫人的尊严是叶广芩的《状元媒》的主题之一，叶广芩也一直将这一主题延伸到接下来的写作中，她特别赞赏那些处于危难或卑贱之中的人不畏权贵、不受诱惑，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所做的哪怕很细微的一个举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是徐小斌的成名作，小说呈现了一个几乎是“征候性”的事件，在理想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发现的时代，小说的“雅努斯”面孔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优秀的中篇小说犹如繁星般镶嵌在《北京文学》的星空中。
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方式之一。当然，不同的选本一定会受到时代的限制，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的规约下，在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过去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恰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或者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也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在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由于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于建构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北京文学》编辑部编选的这套经典，其价值也正在于此。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