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政治学角度展开的对语言文化与文字改革的研究

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语言转向”以来涌现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关注语言建构主义，他认为语言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的一支，也是其原始形态，建构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建构、认知、话语等，都与语言哲学有关；以菲尔克为代表的语言建构主义以语言游戏等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以福柯的话语分析解构新现实主义理论，这些都是语言建构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79)外交学院教授孙吉胜较早开始对话语建构进行研究，并将之转化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她认为，因为语言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的特点，政治通过语言得以描述，政治语言能够体现政治意图和政治功能，所以运用建构主义研究国际政治语言学。(80)此外她提出我们应该重点从言语习惯、图像语言、叙述、言语理解、语际关系、话语策略、话语冲突、外语战略等角度继续学理层面的研究，同时对国际合作、霸权护持、体系冲突、对外政策、气候变化、互联网规则等经验性问题进行新的解读，以进一步深化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议程。(81)复旦大学教授刘永涛在其著作《安全政治视角的新拓展》中分三部分探讨了安全政治的新视角：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安全政治的物质视角；第二部分探讨了安全政治的观念视角；第三部分叙述了将物质视角和观念视角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视角，重点提出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国际安全政治的观点。(82)他指出：“在复杂的国际交往过程中，语言是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工具，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国家之间进行相互理解和认识，一些国家甚至会把这类交流活动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一种辅助手段。忽视和回避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然是一种严重缺失；对语言问题的自觉，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83)尽管这两位学者并非直接研究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规划，但他们所做的关于语言与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证明了语言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

闵惠泉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非通用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语言谱系论文，重点探讨了非通用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84)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提出：“语言与政治的联结点在于语言在社会认知和构建方面的功能，语言与现代国际政治版图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在国家分裂和国家统一进程中都有重要作用；语言可以成为考察国家影响力的指征；全球化进程对语言发展影响巨大。”(85)以上分析基于非传统安全观，凸显了语言与政治的相关性，可进一步深化对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理解。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政治”及“政治语言”问题，实际上都是对政治交际主体双方在语言框架下，试图通过语言获得权力的内在规律、方法与策略的总结，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对话语权的掌控。某种程度上，国际政治交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正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拥有话语权意味着有权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并按照规则行使权力。孙晓萌在《语言与权力：殖民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中，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为例，在阐述前殖民地时期书面豪萨语的传播与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殖民政府在北尼日利亚对语言的掌控、规划和运用，通过对豪萨语考试制度的细致阐述，对相关机构沿革和出版物发行物的梳理以及对北尼日利亚殖民时期的教育政策的细致分析，解释了豪萨语与权力的多层关系。(86)王向豫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语言政策分析——政治学的视角》，从国家主权与民族建构两个政治学的视角研究国家通用语政策。(87)王爱云博士在其研究论文《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从党的建设角度入手，对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进行了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来龙去脉及其改革进步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字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88)以上这些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参考。

通过对五类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文字改革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区域性、全球性的关键性事务，关系到跨文化交际和国际社会互动。总的来看，现有的文献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理论研究非常充实，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二是现有文献对于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从语言规划的问题框架出发，多采用语言学模型对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政策进行评述；三是欠缺从政治学角度展开的语言规划研究，更鲜有把语言规划政策放到国际政治趋势下进行研究的内容，这个欠缺正是本书需要进行弥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