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生前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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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周海滨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瞿秋白到14岁听到秋白被杀害的消息,她在“好爸爸”瞿秋白身边度过了人生充满“父爱”的一段时光。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她曾与开明士绅沈玄庐之子沈剑龙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沈剑龙到上海以后,感情起了变化。这时,杨之华生下女儿,取名——“独伊”,即只生这一个。1922年,杨之华只身前往上海,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杨之华回忆说:“我和秋白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间。”(1)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向警予与杨之华交好,向瞿秋白推荐了杨之华。瞿秋白是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

瞿秋白这时与第一任妻子王剑虹热恋,并于1924年1月结婚。1924年1月,为参加国民党一大而滞留广州的瞿秋白,几乎每天都要用五彩布纹纸给王剑虹写信,并附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就是瞿秋白写给王剑虹信中的情诗。

王剑虹是丁玲的好友。丁玲回忆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第一次在南京见面:“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2)不久,瞿秋白和施存统再次过来,向丁玲、王剑虹讲述苏联的故事。“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地都听迷了。……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3)瞿秋白和王剑虹才情相宜,恋爱不到半年就结婚了。不过,这段美满婚姻仅仅维持了7个月,1924年7月21岁的王剑虹便因肺病去世了。瞿秋白的母亲和姐姐因患肺病而死,瞿秋白也患有肺病,瞿秋白自觉对王剑虹的死负有责任。

王剑虹去世之后,杨之华经常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向杨之华求了婚。杨之华是公认的美女,丁玲说她“长得很美,”上海大学教员郑超麟说她“漂亮、温柔、聪明、能干”,国民党中统特务万亚刚说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上大校花’之称”。

杨之华对瞿秋白的求婚并没有思想准备,她回到萧山家里,暂避瞿秋白。不久,学校放暑假,瞿秋白来到萧山找她。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就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却与瞿秋白一见如故。杨之英在《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4)

多个版本的瞿秋白传记里都会提及这次“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

11月27日,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出三条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三则启事,在27日、28日、29日三天重复登出,成为上海滩破天荒的新闻。郑超麟曾回忆说:“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

据说,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郑超麟曾回忆五四时期青年的爱情,对“秋之白华”,他有这样的记录:“有一次,我们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里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她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心中奸狡。’”万亚刚在《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瞿秋白“就义”之谜》一文中这样地叙述:

瞿、杨之结识,是在“上海大学”……她的丈夫是沈定一(玄庐)的儿子沈剑农(引按:应为“龙”,下同),同在“上大”读书。“上大”师生的思想都很前进,校风开放,所以瞿、杨的交往不大避人耳目。等到二人发生恋情,同学间就纷纷传扬,沈剑龙也有所耳闻。某次,沈剑龙走过瞿秋白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嘻笑声,推门进去,见杨之华坐在瞿秋白的膝上。杨见他进来,急忙站起来解释:“正在和瞿老师排演话剧。”沈剑龙将她按回原位:“你们继续排演吧!”说完掉头就走。

隔了几天,沈剑龙在寓所请瞿秋白和几个“上大”同学吃便饭,沈定一夫妇也在座,酒至半酣,沈剑龙站起来说:“之华和瞿老师相爱,我理当成全他们,今天请诸位做见证,我把之华交给瞿老师。”说完将瞿、杨二人的手拉在一起。这一幕突如其来,大家为之怔住,沈定一夫妇更怒气冲冲,愤而退席。次日,沈、杨离婚,瞿、杨结婚,瞿、沈结为朋友关系,三则启事并排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社会人士诧为奇闻。此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之事。这段故事,初见于“中统”外围刊物《社会新闻》(丁默邨主编)上,后来笔者又从沈剑龙口中证实。(5)

瞿秋白与杨之华感情甚好,“秋之白华”被称为民国爱情的一道传奇。2015年是瞿秋白殉难八十周年,《新文学史料》发表了瞿秋白的外孙女李晓云核对、整理的一束瞿秋白家信。这些信件主要是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期间写给妻子杨之华的信,感情至深。在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珍藏着瞿秋白的原稿、书信,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而不曾毁坏、流失。

致杨之华,1929年2月28日晚:

亲爱爱:

前天写的信,因为邮差来的时候,我在外面逛着,竟弄到现在还没有寄出。今天又接到你二十五日的信。那是多么感动着我的心弦呵!我俩的爱实是充满着无限的诗意。从半淞园以来,我俩的生活日渐的融化成一片,如果最近半年爱之中时时有不调和的阴影,那也只是一个整个的生命之中的内部的危机。最近半年是什么时候?是我俩的生命领受到极繁重极艰苦的试验。我的心灵与精力所负担的重任,压迫着我俩的生命,虽然久经磨练的心灵,也不得不发生因疲惫不胜而起呻吟而失常态。

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他自己,开始萌着新春的花朵。我俩的心弦之上,现在又继续的奏着神妙的仙曲。我只有想着你,拥抱你的,吻你……的时候,觉着宇宙的空虚是不可限量的渺小,觉着天地间的一切动静都是非常的微细——因为极巨大的历史的机器,阶级斗争的机器之中,我们只是琐小的机械,但是这些琐小的我们,如果都是互相融合着,忘记一切忧疑和利害,那时,这整个的巨大的机器是开足了马力的前进,前进,转动,转动——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无敌的。

你寄来的小说月报(即《小说月报》杂志——李晓云注)等及绒衫已经接到。我明后天大概就可以得到莫斯科的回音,究竟在此(当时瞿秋白在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疗养院治病休养。——李晓云注)继续休养两星期,还是不。

最近精神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正经的工作及书,都不能想起,不能想做。人的疲倦是如此之厉害呵!

见着仲夏、余飞(仲夏,邓中夏,与余飞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余飞后被捕叛变,加入国民党。——李晓云注)代我问好,请他们写封信给我,有些什么新闻。

我吻你万遍。

你的阿哥

二十八日晚

致杨之华,1929年3月13日:

亲爱爱:

今天接到你七日的信,方知兆征(苏兆征烈士。——李晓云注)死的原因……

……

亲爱爱,我的感慨是何等的呵!

我这两天当然感觉到不舒服,神魂颠倒的。再过一星期,我就要回莫(即莫斯科。——李晓云注)了,好爱爱,人的生死是如此的不定!

这次养病比上次在南俄固然成绩好些,但是,始终不觉着的愉快,我俩还是要经常的注意身体,方是有效的办法。养病的办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你快可以看见我了,至少比以前是胖些了。你高兴么?好爱爱,我要泡菜吃!

仁静(刘仁静。——李晓云注)回,托他带这信,仁静又是失恋一次,但是,他不屈不挠的,居然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她。他固然是很可怜的。

……

天气仍旧是如此冷,仍旧是满天的雪影,心里只是觉得空洞寂寞和无聊,恨不得飞回到你的身边,好爱爱。我是如此的想你,说不出话不出来的。

我想,我只是想着回莫之后,怎样和你两人创造新的生活方法,怎样养成健全的身体和精神。

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但是,不知如何的说,不知从何说起……亲爱爱,我吻你,吻你,要紧要回莫见着你,抱着你!!!我的心伤了!兆征的死,仿佛是焦雷一样……

你的阿哥

三月十三日

致杨之华,1929年3月15日:

亲爱爱:

昨天仁静走,给你带了一封信;下半天我睡梦中醒来,胸前已放着你来的信,我是多么高兴!可是这封信仿佛缺了一页。

好爱爱,你何以如此的消瘦呢?何以这样的愁闷,说死说活呢?乖爱爱,哥哥抱你,将你放在我的暖和的胸怀,你要乖些!不好这样的。你[我]读着你那句话,险些没有掉下泪来。你的身体要好起来的。我早已告诉你,不要太用功了。读书不容易读熟的。当初我也是这样,自己读的写的常常会忘掉的。只要不自勉强,不管忘不忘,不管已读未读,只要常常有兴会的读着用着,过后自然会纯熟而应用。觉得疲乏的时候,决心睡一两天,闲一二天,在花园里散散心(只不可和男人——除掉我——吊膀子)。睡足了便觉得好些的。

乖爱爱!好爱爱,我吻你,吻你的……吻你的一切。

我译的工农妇女国际歌,有俄文的,你如看见仁静,他有一本歌集上有这首歌。俄国的妇女运动,现在是特殊的问题,也是一般的问题。城市中的妇女是已经没有所谓妇女问题,而是一般的技术文化问题——一般的官僚主义妨碍着女工得到法律上政治上已有保障;一般的物质建设的落后(如生育、育婴等的设备)妨碍着妇女之充分的和男子完全一样的发展;一般的社会设备及技术设备的缺乏(如公共食堂、宿舍、洗衣等),始终占领着妇女的许多时间。妇女问题上你所看见的缺点,正表示一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以至党部工作的困难。那妇女部的吸香烟和一切态度,使我想着:苏联党的工作是如此之重大而繁复,但是他们的人材是如此之缺乏!

亲爱爱,你准备着自己的才力,要在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之中尽我俩的力量,要保重你的身体。我想,如果,我俩都凑着自己能力的范围,自己精力的范围,做一定的工作,准备着某种工作能力,自己固然可以胜任而愉快,对于工作也有益处。我俩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贪多嚼不烂是一无益处的!好爱爱,亲爱爱,我俩的生活是融和在一起,我俩的工作也要融和在一起。亲爱爱,你千万不好灰心,不好悲伤。我抱着你,我在意想之中抱着你,吻着你,安慰你。我过一礼拜便回来了——三月二十二日一定到莫斯科。你如果要上课,可以不要来接我,我偷偷的回家,等你回来,你是要如何高兴呵!那时,独伊(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原名沈晓光,1921年11月生,母亲是杨之华,生父是沈剑龙。1924年杨之华与沈剑龙离婚,与瞿秋白结婚。1925年春瞿独伊被母亲杨之华接到上海与瞿秋白一起生活。瞿秋白视瞿独伊为己出,爱护有加。——李晓云注)也不能笑俩哭了!!(此句疑原信笔误。据杨之华所存抄件为:“独伊也不能哭,而笑了!!”——李晓云注)

好独伊,亲独伊!

“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掩没光明。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此处缺下引号,原信如此。——李晓云注)刚要发信,你的三月十一日的信来了。太阳好,心绪是要好些。我三月二十一日动身,二十二日早晨九十时可以到了。

吻你,吻你万遍。

你的阿哥

三月十五日

致杨之华,1929年3月17日:

亲爱爱:

好爱爱!昨天接到你的最后的一封信,邮差已经走了,今天是礼拜日,不能发信。仁静带的信应当到了——我本想二十日走,因为二十没有这带的火车,所以要二十一才走。亲爱爱,这次的离别特别的觉得长久,不知怎样,每时每刻不想着你。你的信里说着你高兴的时候,我是整天的欢喜;你的信里露着悲观的语气,我就整天的,两三天的愁闷。好爱爱!最近为什么你又悲观呢?

亲爱爱,乖爱爱,人家说几句话你就多心了,就难过了。不好这样的!好爱爱,我要紧要紧回家,回家看见你,抱你!你要高兴,要快乐。人生在世,要尽着快乐。我小时做算学题做不出的时候,烦恼的要死——至今我的性情还是如此——那时我母亲告诉我,“你去玩一下再来,高兴高兴,自然就算得出”!我总记得这句话,总记得,总不能完全实行。我俩一定实行这样的办法。好爱爱,你还要想着,我俩的爱是如何的世上希[稀]有的爱,这就值得高兴了。至于身体,据医生和许多人说,最好是日常的有规律的自己保护,运动,比一切药都好。如果一则能高兴,二则能运动和吸新鲜空气,三则有相当的医药,那就自然会好起来!好爱爱,亲爱爱,我就如此的想:我的爱爱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的爱人,她是如此的爱,爱着我,我心上就高兴,我要跳起来!

好爱爱,我再过五天就一定能看见你了!!吻你,吻你万遍。

你的阿哥

三月十七

瞿独伊与母亲杨之华在苏联生活了13年,曾在新疆与母亲入狱4年。1941年9月,因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随母回国,在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逮捕。

1946年6月10日,瞿独伊出狱。不久,毛泽东又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毛远新到家中做客。毛泽东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独伊笑着说,难怪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康生一改常态,亲自爬到汽车上高喊:“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文革”开始后,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认为,1940年代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时,杨之华、瞿独伊等“接受敌人的钱财作为活动经费”,同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合伙欺骗我们党。”凡被关进新疆监狱者均被诬为“叛徒集团成员”。瞿独伊作为苏修特务、军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也遭受折磨。瞿独伊之女儿李晓云下放内蒙古农村。杨之华一家北京户口被注销,住房被占。

1971年,独伊申请探望母亲遭拒。独伊说:“就在这一年见到了茅盾等几位老前辈,他们惊喜不已,热情接待。有一次专案组突然交给我一封妈妈写来的信。信中说犯病了,监狱里缺少‘脉通药’。”

此后,瞿独伊两次上书周恩来,终于在1973年9月获准首次探视。一见到已身患骨癌而瘫痪在床的母亲,瞿独伊为母亲梳头、洗澡、洗脚。“当我看到离别多年的妈妈,瘦骨如柴地病瘫在床上,心如刀割。妈妈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瞿独伊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天探望一次。1973年10月16日,离探视期还有6天,专案组突然通知瞿独伊可以探视。

此时,被“监护”(等于坐牢)了6年的杨之华病危,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院。妹妹杨之英赶到北京探视,姐姐在其耳边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

瞿独伊赶到医院,母亲拉着家人的手说:“你们来了,很好,不要难受了。”

一些老朋友也赶到了,杨之华说:“今天,人真多,正是老中青……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胡愈之说:“我们和你,是同乡加同志加同学。”周建人夫人临走时说:“华姐,我给你炖一点鸡汤吧。”杨之华点头感谢说:“我还想吃西红柿。”

杨之华转到北京医院抢救不到三天,还没来得及品尝鸡汤和西红柿,便病逝了。这天是1973年10月20日凌晨。临终前,她依然说:“独伊,你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要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

瞿独伊和李何在新疆狱中结识并结婚,出狱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来,廖承志推荐瞿独伊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

1950年3月16日,瞿独伊夫妇抵达莫斯科,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莫斯科分社当时没有汽车,所有外出活动都乘公共汽车。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夫妇俩,瞿独伊自称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他们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到五倍左右,他们实在不像一个‘老大哥’。”报道工作主要由李何负责,他在新疆自学俄语,口语和听力比不上在苏联生活多年的瞿独伊。瞿独伊俄语很好,但中文一般,她主要负责翻译和处理各种琐事。

据回忆,向国内发稿是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难题。发稿费用高,新闻电报1个字30戈比,业务来往的特别电报1个字2.59卢布,还必须事先存美元在电报局;从莫斯科给国内打长途电话,1分钟14卢布。航空挂号信,每封信2.4卢布;手续多,必须先由大使馆译电员把所发消息译成电码,然后用打字机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内容译成俄文。苏联对外国记者实行一套严格的制度,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初创时期记者活动范围受限于莫斯科周围50公里以内,一切对苏联人的采访都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所有稿件都要译成俄文送苏联新闻检查处。

1953年,瞿独伊进入苏联吉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1954年,李何改任《人民日报》驻苏联记者。1957年,瞿独伊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58年春,李何调回《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副主任,分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报道工作。

1962年8月5日,44岁的李何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早逝。1978年,瞿独伊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

此后,瞿独伊一直平静地生活在北京。

2010年3月19日,笔者如约来到了瞿独伊家中,时年89岁的瞿独伊依然精神矍铄,小时候在苏联的生活让她有着苏联姑娘的热情爽朗的个性,瞿独伊说,她平时会参加很多活动,散步、跳交谊舞甚至打台球。说起这些的时候,老人的笑声十分爽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舞会,让他们给我找个最好的舞伴,然后我就和他跳舞,他问我多大了,我说我刚27,你相信吗?其实我当时已经70多了!台球也是,这里(周海滨按指所住小区的活动中心)的老年人都不打,只有我一个人打,即使这样也很开心,我每天都要去活动活动,打打台球。”

2011年3月30日,我再次见到了90岁的瞿独伊。一年后的瞿独伊,依然精神矍铄,未见老态,每天还在坚持压腿30个,采访中她还两次唱起了国际歌。谈得上的大变化是,她搬了家,新居更为宽敞了。我道别前,她给了一份新近写的材料——《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内容很翔实,让我采用。

2011年7月,我见到了瞿独伊唯一的女儿李晓云。为照顾年迈的母亲,李晓云与丈夫一同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李晓云出国前在北京市计算中心工作,1985年出国,与丈夫长期在美国IT行业工作。李晓云看到我刊发在《看历史》杂志上的瞿独伊口述文章《秋白之死》,对其中一些细节提出纠正。《秋白之死》文中提到,瞿秋白临刑前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她经询问母亲确认“母亲并不知道此事”。同时,她请我转告所有欲访问瞿独伊的朋友们:“母亲90岁了,自此谢绝一切采访,请转告大家。”临近中午,我留下来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定居北京后,李晓云会替母亲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2013年6月26日,李晓云向瞿秋白纪念馆馆长时立群提到两对箱柜:一对是杨之华为收集瞿秋白物品并防潮防虫而做的两只樟木箱,另一对是杨之华所有的带木制拉门的两个书柜。樟木箱和书柜分别捐给瞿秋白故乡常州和牺牲地福建长汀各一只。

虽然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这并不影响瞿独伊对他的感情。在瞿独伊的脑海中,瞿秋白依然年轻、潇洒,因为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牺牲了,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依然风度翩翩的36岁。耄耋之年的瞿独伊,回望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所幸,面对一个革命者和文人的身份挣扎、一个父亲和丈夫的亲情牵挂,历史在几番“误会”之后,艰难还原出一个本色秋白。


(1)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2)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载《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3)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载《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4)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载《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148页。

(5)转引自王彬彬:《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