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几天前，我对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不过，若是哪位德语诗人的诗作译本打动了我，我一定会去大英博物馆，找些英文书籍来了解他的生平，还有他的思想历程。可惜的是，尽管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这些散体译作(1)深深触动了我的血脉，比我多年来读过的任何作品都要动人，我还是没法了解他的生平，没法了解催生这些诗作的思潮，除非有哪个去过印度(2)的人愿意告诉我。”这位博士觉得，我为泰戈尔倾倒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并且告诉我：“我每天都读拉宾德拉纳特的诗，只需要读上一行，就可以忘记世上的一切烦恼。”

于是我说：“理查二世时期，生活在伦敦的英格兰人若是读到了彼特拉克或但丁作品的译本(3)，同样找不到书籍来解答关于作者的疑问。不过，他们总可以去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者是伦巴第(4)的商人，就像我问你一样。依我看，这些诗作如此丰富，如此质朴，足以说明你的国家已经涌现了新的文艺复兴，可惜我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它，没有别的途径。”

博士回答说：“我们那里还有别的诗人，可他们都比不上泰戈尔；我们都把当今时代称为泰戈尔的时代。据我看，他在我们那里的知名度，超过了任何诗人在欧洲的知名度。他的音乐造诣和他的诗艺一样了不起，从印度西部直到缅甸，说孟加拉语的地区都在传唱他写的歌曲。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出了名，因为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紧接着，他创作了一些戏剧，这些戏剧至今在加尔各答搬演不衰。他的人生如此完满，实在让我五体投地。年纪还很轻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量以自然为主题的作品，从早到晚都坐在他的花园里；约摸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他承受了巨大的哀痛，于是就写出了我们文字当中最优美的爱情诗篇。”说到这里，博士深情地补了一句：“我十七岁的时候，他的情诗给了我无以言表的巨大帮助。再往后，他的艺术益发深沉，带上了宗教和哲学的内涵，他那些神圣的诗篇，囊括了人类的所有抱负。他从不拒斥生活，而是为生命本身代言，在我们的圣贤当中，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向他献出了自己的爱。”

我凭记忆转述这位博士字斟句酌的言辞，语句可能会有偏差，意思则忠实无误。博士说：“不久之前，他在我们的一座教堂——我们梵社(5)的人也使用你们英语里的‘教堂’一词——讲道，那是加尔各答规模最大的一场仪式，仪式现场人山人海，窗台上都站了人，就连街道也挤得水泄不通。”

其他一些印度人也来找过我，他们对泰戈尔的崇敬似乎与我们的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伟大与渺小，总是给两者罩上同一张露骨玩笑和戏谑贬抑的面纱。但在往昔时代，当我们还在兴建大教堂的时候，我们对本族的先贤，岂不也怀有同样的崇敬？

“每一天的凌晨三点——我确实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亲眼见过——”有个印度人告诉我，“他都会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冥想神明的真性，两个钟头之后才会从沉思中醒来。泰戈尔的父亲，也就是那位梵社导师(6)，有时会在静坐冥想之中度过一整天；有一次，他在河边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就这么陷入了冥思，船工不得不等了他八个钟头，然后才接着赶路。”接下来，这人跟我讲起了泰戈尔的家族，讲起了他英才辈出的家世。“今时今日，”这人说，“他们家有戈贡嫩德拉纳特·泰戈尔和阿班宁德拉纳特·泰戈尔，两个人都是艺术家，还有拉宾德拉纳特的哥哥德维因德拉纳特·泰戈尔(7)，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松鼠会跑下树来，爬上他的膝头，鸟儿也会在他掌中降落。”我发现，这些人的想法包含着一种关于有形之美和有形意义的认识，情形似乎是他们服膺尼采的教条，也就是说，如果某种道德之美或知性之美始终不能通过有形的事物显现自身，那就不值得相信。

于是我说：“说到维持家族的荣光，你们东方人最是内行。以前有一天，一家博物馆的馆长把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个子男人指给我看，那人正在整理他们馆藏的中国画。馆长告诉我：‘那人是日本天皇御用的世袭鉴定师，他已经是这个家族职位的第十四代传人了。’”

他回答说：“拉宾德拉纳特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家里到处都是文学和音乐。”这时我想到泰戈尔诗歌的丰富与质朴，于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说教文字和批评文字多吗？我们不得不炮制大量的说教和批评文字，尤以我自己的国家为甚，结果呢，我们的心灵渐渐失去了创造的力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这么干。我们的生活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如其不然，我们就没法拥有品味，没法知道什么是好，没法赢得听众和读者。我们把五分之四的精力用来跟低俗的品味理论，不管它是在别人的心里，还是在我们自个儿的心里。”

“这我明白，”他回答说，“我们也有我们的说教文字。在乡村地区，人们会念诵根据中古梵文典籍改编的神话长诗，经常还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片断，教导大家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