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推荐序：疗愈是可能的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是一个人的疗愈之旅。

一位聪明、古怪、较真的女孩，长期受“性格问题”的困扰，在被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后，寻求各种治疗方法，让生活变得好起来。很简单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诊断、一些反思，和一点希望。

这种诊断叫作“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跟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同，这是一种最近才“流行”起来的诊断。我们更熟悉创伤后应激障碍，它是一种跟具体事件相关的困扰，在经历过战争、火灾、地震、车祸等重大人身威胁之后，频繁出现噩梦、闪回，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撞见“扳机”，陷入惊恐和应激状态——麻烦归麻烦，但好像还算一种可辨识的痛苦，有人甚至把它当成一个“梗”来调侃，比如“我对起床的闹铃声有PTSD”。你清楚自己在哪里受过伤，也知道伤痛已经过去，只是还会为过去的记忆所困。

但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前面加上“复杂性”三个字，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诊断了。

复杂性创伤，是指病人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持续地遭遇伤害，尤其来自亲人的伤害，构成了某种“日常”，以至于成为病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无法再将“我”和创伤分开看待，将创伤带来的反应笼而统之地知觉为自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很多病人甚至不认为自己得了一种“病”，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就是书名的由来。创伤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受害者完全认同了自己作为一个暴躁、冲突、反复无常、自我厌弃的“人”的设定，笃信这是自己根深蒂固的性格，自己就是如此不堪，不值得被爱。就像作者本人，她在被告知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之前，从来没有从创伤的角度理解过自己。哪怕个性古怪，难以相处，重要关系总会被她事与愿违地搞砸，都会被她当成“我就是这么糟”，寻求个人化的解释，而不是“这是我受伤留下来的症状”。她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信息，第一次理解了这些问题来自自己的童年创伤，她的感受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释然，而是恍惚：“我的童年真有那么糟糕吗？”

这是因为，复杂性创伤的受害者已经内化了受伤的经验，那些粗暴的对待在他们的感知里，是“正常”世界的一部分：“父母对我那么严厉，是为我好”“是我太差了，让他们失望”“我做错事在先，才会被他们骂”……他们甚至失去了站在旁观者视角上，“公正”地审视这些经历的能力。假如有一个外人贸然打抱不平说：“你的父母怎么可以那样对你？那是一种伤害。”他们还会犯嘀咕：“有那么夸张吗？”甚至暗暗怀疑：“他只是不知道我有多差劲，如果他看到我小时候干了多少坏事，就理解我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对我了。”

我猜这也是这本书受欢迎的又一个原因——跟随作者第一视角的叙事，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主人公从一种不明就里的自我厌弃，到鼓足勇气探寻过往，从童年创伤中一点一滴重新建构自我，逐步理解和接纳自我，再到重塑自我的过程。这是一次艰难的探寻之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痛不欲生的刮骨疗毒——需要反反复复深入自我经验的核心，去检验“我经历了什么，才会被塑造成这个样子”。这种混合了恍然大悟的痛感，让人唏嘘。

创伤是一条线索，帮助自己理解那些“过度反应”背后都事出有因。

作者来自一个华人家庭，所以这本书里的很多体验，也会让一部分中国读者感到共鸣。在华人的文化里，父母之爱是一种高概念的存在，打是亲，骂是爱，痛苦委屈都可以放置在爱的框架下，不容置疑。习惯了这样一种叙事，孩子们就很难分辨具体互动中的复杂情感，一味从父母的角度对其行为进行合理化，而不计较对自己而言究竟带来了什么。父母日常的贬损语气、不耐烦的表情、长期的忽视、无预期的情绪爆发……无论孩子是否感受到伤害，这些互动都可以从正向角度进行包装。体罚不是躯体虐待，而是“对孩子严加管教”；养育缺席并非情感忽视，而是“为家庭在外奔波”。那些本该父母去反思克服的困难，“懂事”的孩子都会归责到自己身上：“都是因为我不够好，是我给家里添麻烦了！”

可是从创伤的角度反思，一个孩子为什么如此“懂事”？被责骂时没有反抗的冲动吗？得不到照顾时不会表达需求和不满吗？她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朴素的情感反应去了哪里？只能说，她太恐惧了。她处在一个如此让人不安的环境里，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风险，她不得不发展出强大的理智功能，认同外部的规训，换取内在的确定感。懂事是一种变形的恐惧，本质上是在说：“我不敢向外界要求什么，我只能要求自己。”

这其中还有一种非常隐秘，但又足够典型的创伤机制，叫作愧疚感。父母总在向孩子们传递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受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已不堪重负。这让孩子们倍感压力，有一种随时被置于“不义之地”的恐惧。仿佛自己的出生就是一次亏欠，给家人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不得不用一生的努力去清偿债务。受这种心理影响，他们会把“我不够好”的信念深植于心，日后即便想要反思，也会深感不安的，它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忘恩负义”：“你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我这样想，会让他们多伤心？”

可以想象，作为经历并反思这一切的人，本书作者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

不仅如此，作者通过反思，也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了给她带来创伤的父辈和祖辈。在重新探访童年生活社区之后，才发现同样的创伤在移民家庭中是如此普遍。作为初代移民的父辈或祖辈，他们既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另一层创伤的受害者。当离开故土，尝试融入一个新的环境时，他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些艰辛和苦楚并非无病呻吟。他们拼命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无暇享受家庭互动，也无法像一个健全的人那样爱护自己的孩子。

理解不见得就等于原谅。作者仍然念兹在兹：存在的伤害已经存在了，刻在我们的骨头里。若无法放下，那就继续保持怨恨吧。但因为能够看见它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把这种痛苦放在一幅更完整的图景中看待，进入更深层次的哀悼。哀悼意味着真正开始承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它超越了单纯的怨恨和指责，也不是道理层面的自我宽解，你悲伤地接受了，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你的一部分。至少可以好好抱一抱这样的自己。

这个承担了这一切，努力走到今天的我，是多么脆弱又多么顽强的人啊。

最后，这本书还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希望：疗愈是可能的。

作者一直在致力于让自己变得更好——不得不说，这也可能是她的一部分“症状”，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地方：理解复杂性创伤，不是为了简单地“接受”，我们是能够改变点什么的。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挽回，造成的症状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缩减——作者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途径：寻求心理治疗（包括不同的心理治疗师），药物治疗，阅读，上网，与有相似经历的人交谈，还有瑜伽，冥想……只要一个事物可能有帮助，她就要试一试。甚至写作这本书，用她的经验启发更多人，也是尝试的方法之一。

好消息是她真的变好了。症状在减少，她对自己满意的时刻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尝试带有极大的个性化成分，作者的资源、视野、人脉都难以复制。比如可以运用媒体人的身份，接触到不同领域的顶尖专家，甚至从一线的治疗师那里获得免费治疗。所以这本书不能当作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并非每一种方法都有条件被普及（也并非每一种方法都有用）。有类似经历的人如果想参考她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哪怕经历了这一切，一个支离破碎的人是可以变好的。

要心怀希望。每个人的疗愈都是个性化的，而希望永远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创伤对人最大的伤害，往往是让人认定自己“我就这样了”：我不重要，不好，不值得被好好对待。一旦意识到“我可以变好”，就意味着我们把人跟人的遭遇分开了。我是好的——承认这一点就是疗愈的第一步——只是遭遇了不幸，并且在持续地遭遇不幸。这不是我的问题，问题最多只是“运气”不好，刚好落在那个容易受伤的位置上，在负面经验中浸泡了多年，导致我们习惯于从最绝望的角度看自己。而我们仍然希望改变这种习惯。

保持这样的希望，一个受伤的人在疗愈的路上无论经历多少挫折，无论对自己感到多么厌弃，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这不是我的错。”哪怕症状还在，他/她与症状之间也会建立某种程度的和解：这不是问题，只是曾经的我在保护自己。

本书最后，作者写到了2020年，当她身处的环境因为疫情变得混乱时，她反倒适应得更容易。这也是一个重要发现。创伤的“症状”本就是逆境中的一种求生之道，包括警觉，恐惧，愤怒，对风险的敏感，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身处安全的环境时，这些反应当然会被看作问题，但它们也是有功能的求生机制，只是不合时宜。经历过创伤的人，可以保留这份力量，只是在多数时间不让它妨碍自己。一旦遇到危险，还需要它的保护。

讲到这里，发现我还是不由自主想为“创伤”赋予某种积极意义，但这未免想得太远。对于创伤受害者，当务之急是面对那些深入骨髓的伤痛。就算无法遗忘，也要在面对自己时尽量减少它的干扰，如实地看见自己：一个受过伤的普通人，仍是值得被爱。

这段路也许还很漫长，只是记住，疗愈是可能的。

李松蔚

心理学家、家庭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