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印度 阿萨姆

除了二十个来自四个不同文明、说着四种语言的季节性移民，东沙没有居民。没人会脱离自己所属的小圈子去和别人交流，也没有交流的需要。因此，没人能跟所属社群外的人来往，也不会挡对方的路。琉球潜水夫白天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礁岩上，回到沙洲只是为了一顿热食和睡眠；香港人在不必称重、计数和囤积海藻时，都躲在他们的滩头小屋里；海军气象观测员一直守在他们的水泥掩体中，注视着测量工具上的刻度和敲打摩斯电码键盘，难得探出身来晒晒太阳。船员们和我是落难人，他们尽可能寻找有遮荫的地方躲避太阳的曝晒，只有我从早到晚待在海滩上。

整个沙滩都属于我，没有任何规则制约我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除了不必挣扎求生，我自觉像鲁滨逊‧克鲁索。正如达尔文的发现：热带地区生活富足。

如果我把自己置身于烈日的炙烤下，或许可以从我犯下弃船的重大罪行中获得赦免。真希望时间、空间都被冻结，我就不必回到现实世界去面对惩罚与奚落。

阳光使我目眩神迷，我开始看见梵谷眼中的色彩。海浪撞击沙滩的巨响，和海沙流失造成泡沫所发出的嘶嘶声，使我回想起曾经听过的交响曲。

一只落单海鸥的哀鸣，把我的思绪拉回海滩。牠从那里飞来？也和我一样迷途吗？牠又让我想起水田上空的孤鹤长鸣。夕阳把舄湖渲染成稻田里开满金黄油菜花的景象，海藻的气味让我想起焚烧稻草。我多么希望能回到姚家渡！

我必须说，在姚家渡的青少年时期，是我求学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向来讨厌集体生活，讨厌穿制服，讨厌剃头，讨厌看起来跟别人一样，讨厌遵照军号的呼叫。我总试图规避团体活动。但在姚家渡，我找到一群想法相同的朋友，住同一间宿舍、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做相同的作业、从事同样的运动。我们五人在室内乐团合奏、在学校合唱团和周日唱诗班一起唱歌。我第一次体验到志同道合的友谊，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独山沦陷了。

我对独山的记忆非常清晰。四年前，当日本倾全国之力在太平洋发动与殖民者的战争，来自殖民地的学生突然被切断和家庭的联系，我们兄弟也身在其中。一位重庆派出的政府官员来接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一所为陷入困境的海外学生所设立的特殊学校。从桂林到重庆的旅程，整整耗了一个月；但搭乘汽油卡车从独山到重庆只花了两天。

这就是日本的汽油坦克车从独山开到重庆所需的时间！

我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写文章去比较李白和杜甫的诗呢？姚家渡的课外活动让我这么开心，以至于我没意识到下星期就要期中考了。我该怎么应付呢？

看著作文本，去他的！我再也不需要它了！撕下一页，在页面顶端写上「从军登记表」，签上自己的名字，就传给前座的同学。下课时，纸上已签满了名字。让我惊讶的是，除了四个室友，其他都是女生的名字，没有男生的。

同样令我惊讶的是泰德名列其中。他曾批评我太情绪化：「抗日有更多有效的方法，军队肯定不需要一群书呆子去帮他们照顾孩子。」

我哥是个学者，做任何事都很理性；而且他是扁平足，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从军是他最不可能会做的事。事隔多年，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从军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我儿德汉问他：「泰德伯伯，我可以理解我爸从军。他是个渔夫，做起事来又情绪化；但您是位学者，又是个理性的人，怎么会从军呢？如果您在敌后为国家服务，不是更有用吗？」

「战时我们离开了家。」泰德对他说：「我们的母亲交代我要照顾你爸爸。他在军中，我在学校，要怎么照顾他呢？」

「当时您几岁？」

「离家时，我十五岁。从军时是十九岁。」

「所以我爸是十八岁。」

「是的。」

「难道他不能照顾自己吗？」

「或许可以。但他终归是我弟弟。」

军号吹响之前我们就起床了。天还是黑的，但食堂已被悬在桌上的一盏煤气灯照亮了。矮堡的领主来了，他从来不会在早餐时出现的；他只会带着棍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抽打那些赖床的家伙。但这个早晨，没看见他拿棍子，取而代之的是冲着我们微笑！这是在矮堡最后的早餐，厨子帮我们准备的是面条，而不是平常的大米粥。矮堡的所有居民都到了，包括我们其他的室友唐虎门、郭林中、李增甫、梁继昌…他们都沉默地站着看我们吃早餐。我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些脸庞。

凄冷的微光中，我们走出了矮堡。同行九人：王维敏、郭燕汾、郝正顺、蒋卓明，以及五位同寝室的朋友：郭家荣、黄明琪、李克明、我哥泰德和我。名单上的女生都被拒绝了。

我们离开矮堡后路过主堡，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看见这么多模糊的面孔，在寂静的晨雾中盯着我们看。

突然，一阵高音划破了寂静：

「把他们都抓起来！给我抓一个…」

声音被哽咽打断了，随后转成柔弱的呜咽。

我朝声音的方向搜寻，只见一个女孩把脸埋在两手之间的，我认得出来，她是曾在登记表上签名的陈可君。但指挥部告诉我们：军队没有女性服役的部门，所以女生都被拒绝了。陈可君的声音响亮而感性，打破的不止是古堡四周的寂静，也包括这些城堡之间的禁忌。男生和女生是不准交谈的，但我们都知道她说的话是针对蒋卓敏的。蒋暗恋她是个公开的秘密。我看了一眼蒋卓敏，但他的眼睛盯着狭窄的小径继续前进，甚至连头也不回。陈可君会有什么感受呢？

大家为我们让出一条狭窄的通道。当我们行经这些面孔时，我瞥见那个曾在朝会晨操时被我选中、认为全校唯一值得一看的女孩刘冰如。当我看她最后一眼时，她的目光吸引了我。她微笑地挥着原本垂在腰下的手。是在向我道别吗？但随即被人群挡住了。

我们继续沉默地迈步前进，直到那些面孔和三座城堡隐退回地平线下的三国时代。走在田埂上，农民还没有开始秋收，只见旭日照得稻杆上下垂的稻穗闪闪发亮，把大地染成一片金黄。一声孤鹤的长鸣带出马勒第一号交响曲开头的单簧管独奏。我期待着鼓声为金黄的田野奏出终曲，却再也听不到了。马勒，您这是怎么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前没有征询过妈妈的意见，就自行做出重大决定。我只想到自己，完全没考虑到一位母亲和孩子们失联、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有什么感受。孩子被敌人丢下的炮弹炸死，或是无声无息地失踪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我只关心自己基于爱国主义的良知，但我真的了解它的真谛吗？我没有考虑到妈的知觉和感受，也没有体会到母子连心，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才真正了解到这一点。

基础训练营是斯巴达式的，营房是老旧校舍改装的，训练场的大小只勉强够集合点名。我们领到制服、帽子和绑腿；可笑的是，竟然没有鞋子！这些新品很硬挺，还散发着浆、染过的气味。接下来，我们得「钻研」军中礼仪：着装、行礼和应对长官。短短两天时间，制服就变得松垮垮的像旧绷带，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两者是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

集训结束三天后的早晨，我们被告知第二天早上会被运载出去，只要能在出发时露脸，就可以获准和家人相聚一晚。泰德和我待在营房里给妈写信。次日早上，我们被卡车载到那个几周前用我们的双手和农民一起协力建设的机场。我没看见B -29超级空中堡垒，倒是有不少货机。我们被装进其中一架。

机上没有座位，我们像货物一样，必须坐在光秃秃的金属地板上。在昆明降落换机后再度起飞，机舱立刻变成一个酷刑箱，虽然不是飞得太高，但我的屁股却被冻得僵硬，稀薄的空气让我头晕目眩，耳鼓像针刺一样难过。飞机忽上忽下地摇晃，我们像正在滚筒里烘烤的爆米花那样被甩来甩去。只觉得头被一支铁锤重击了一下，我立刻蜷缩身子在甲板上翻滚，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连帽子都装不下，泼洒得我身上、甲板到处都是秽物。有人告诉我们：飞机正飞越驼峯山，舷窗外的景色看起来真的就像古丝路上的骆驼背，顶端都覆盖着白雪。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开始下降了。

我们着陆了！

在飞机停妥之前，这个铁盒子变成了烤箱。两个美国人走出驾驶舱，捂着鼻子经过我身边。

「呸！这些中国佬，闻起来比怀孕的母猪还臭！」其中一人对另一人说。

怀孕的母猪闻起来是什么气味呢？

我们被带到一堆营火旁，并被命令全体脱光衣服。接着，像兽群一般被赶着通过一条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牛仔竞技场的出入口，由两排木桩构成的狭窄甬道。甬道尽头坐着一名光着上身、下半身罩着白裙、赤着脚的印度人。戴着白头巾的他，难道也像成都人一样在哀悼孔明吗？当我正惊讶于这人身上的黑白对比时，一勺有臭味的白色化学液体忽然兜头浇了下来，几乎弄瞎我的眼睛、刺得皮肤发痛。随后，我注意到那里有一个天井，有水像下雨般不断地从一些有漏洞的管子淋下来。我冲进雨里洗掉白色的臭东西。等我终于回到营火旁，却发现我所有的东西包括制服、鞋子和唯一随身的私人日记本全不见了，只看见火里有些东西还在焚烧！

我们领了新制服，是卡其布做的，就像成都街上的美国人穿的，尺寸也跟美国人的一样，裤腰高到我的腋窝。

「你们有小一点尺寸的吗？」我问物资供应员。

「这就是最小的。」

「这叫我怎么穿呢？」我问。

「把裤脚剪掉。」他指着桌上的一把剪刀。

「我怎么能不让裤子掉下来？」

「你说这皮带是干什么用的？」

我拿起他发放的其他东西：一双鞋口高到脚踝的黑皮鞋、一条骡子用的披毯、一块连我在学校宿舍的铺位都盖不满的防水布，以及一顶像锅盖的钢盔，还有一个有肩带的帆布包。这怎能装得下我全部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一穿上制服，就没剩多少东西了。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我问。

「达姆达姆(Dum Dum)。」

「这是在那里？」

「印度。」

「印度的那里？」

「阿萨姆。」供应员不耐烦地说。

我不再往下问了。可是，阿萨姆在那里？

我们被分配到一些绿色帐篷之中的一顶四人帐。整个营区就是个帐篷城。接着排队去领每日配给的米和罐头，再用一天剩下的时间去煮熟和清洗。日复一日，按表操课。

「我们什么时候要跟日子鬼子打仗？」

过了几天，我们领到第一次军饷16卢比12安那[1]。这12安那被叫作草鞋津贴。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成都训练营不发鞋子，原来是要士兵自己去买草鞋，这样，他们就会小心翼翼地使用它。这里买不到草鞋，印度人都打赤脚。我们领到皮靴搭配两双毛袜，这草鞋津贴只是用来提醒我们，莫忘吃苦耐劳的传统。能用这12安那干什么呢？更甭提那16卢比了。接下来，不论我们要被派去那里，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花不到这笔钱。所以我花了全部军饷买了八支寳贝鲁思棒棒糖[2]。另外，王维敏很兴奋地发现箭牌口香糖的妙用，就用全部薪饷买了这玩意儿。他可以一连几天嚼口香糖；吃东西时，他会把它吐出黏在眼镜框上，留着下次再嚼。当看到有人吐口香糖，他会问：「你嚼了多久？」如果对方才嚼不到一小时，他会向对方开口：「可以给我吗？」

第二天，我们集体被装上运家畜的列车。

我们以为货机和帐篷够烂，但火车更糟。甭提它没有座位，车厢地板上到处是家畜的粪便，甚至浸泡在尿液里。车上没有厕所，闻起来比「怀孕的母猪」更臭。

火车急驰在广阔的田野上，一整天下来，看不到一间房屋，最后驶进一个车站，只见铁路尽头是一块写着「里多(Lido)」的牌子。

「全体下车！」一个包头巾的印度兵叫喊着、指向停在车站外的一长排卡车说：「从这里，由这些卡车载你们。」

[1]安那(Anna)：印度舊時的貨幣單位，等於1盧比的1/16。

[2]寳貝露絲棒棒糖(Babe Ruth candy bar)：雀巢公司生產的一種糖果，以克利夫蘭總統的女兒命名。最早出現於1900年，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棒棒糖之一，主要成分是花生、牛奶、巧克力。